内容摘要：金庸小说气象书写的美学目的是“愉悦读者”，这具体表现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缓解情感与伦理的冲突，表征江南故土情结。这极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浪漫主义审美需求。
关键词：金庸小说 气象 叙事 “愉悦”
金庸小说的影响很大，相关的研究和批评也很多，乃至有了“金学”之说。虽然如此，但却鲜有人从“气象书写”[1]来考察金庸。这种缺失主要与我们固有的成见——气象气候描绘虽然多，但并不是小说的主要表现目标——有关系。但据笔者看来，对于优秀的文艺作品，其任何一些细节都可以是抵达其至高美学境界的路径。本文拟探讨的“气象书写”，也就是抵达金庸小说美学境界的一种路径，即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出金庸的浪漫情怀和“愉悦读者”的美学理念。
一.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传统文艺理论认为，气候状况的描述只属于小说三大要素之一的“环境”范畴的一部分，其功能主要是为人物活动提供背景，或者烘托人物性格，或者暗示人物的心理情感，而很少让气象物候进入到故事冲突和情节塑造过程中。[2]这就是说，气象物候的叙述往往只是被限定在静态的范畴。相形之下，金庸为了“愉悦读者”则将将气象地理书写纳入到情节塑造的框架中。比如《飞狐外传》一开始就描述“乌云堆满天空”，“大雨倾盆而下、夹着一阵阵电闪雷轰”，“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这种描写不仅是为百胜神拳马行空的女儿马春花和徒弟徐铮偷看商家堡练镖提供背景，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各路侠盗人物的聚集提供了逻辑，从而产生了以后的故事冲突。
金庸小说往往会通过气象气候状况来“逼迫”人物进入到一个非常情境，进而产生某些特定“行为”来凸显气象对情节塑造的作用。如《飞狐外传》第七回“风雨深宵古庙”，胡斐和袁紫衣在赶往长沙的途中遭遇了南方盛夏的风雨——“猛得一个霹雳”、“乌云已将半边天遮没”、“阵雨说来便来”、“不到一盏茶时分，西风转劲，黄豆大的雨点已洒将下来”。他们被“逼迫”来到“湘妃神祠”的古庙里。小说这样处理就可继续便利地“声张”胡斐与袁紫衣之间暗结的情愫：“火光映在袁紫衣脸上，红红的愈增娇艳。她自回疆万里东来，在荒山野地歇宿视作寻常，但是孤身与一个青年男子共处古庙，却是从所未有的经历，心头不禁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正是因为“大雨不止”、“潮水汹涌”、“古庙到处漏水”才使得“胡斐与袁紫衣缩在屋角之中”，进而体味到异性同居一室的“一股说不出的滋味”。这不仅照应了下雨前胡斐与袁紫衣之间的“动情打闹”，也推动了胡斐与袁紫衣后来的行为模式发展：对立之中纠缠着情感纠葛。
金庸小说之所以突出气象书写所具有的情节塑造功能，主要还是由其通俗小说的使命决定的：一切都为了“好看”。这就成就金庸小说气象书写所应有的特征：
第一，综合性。所谓综合性，是指一方面气象书写要能推动人物活动、故事进展和戏剧冲突，另一方面又要在这个过程中融汇传统文艺理论所说的烘托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心理情感的功能。如《飞狐外传》中的“大雨”书写就像随性刻画了马春花的美丽、活泼和俏皮以及徐铮的痴情，这样既可以打破小说描述下大雨时的沉寂僵硬氛围，增加了情境的跃动性和灵性；也暗示了马春花性格上的“开放性”，为随后的情爱变故奠定了性格基础。这种综合性能极大程度地激活气象书写的美学效果，使之更“好看”。
第二，篇幅不长，分散穿插。在精英文学或严肃文学中，气象书写时时占据比较大的篇幅（比如高尔基的《海燕》、巴尔扎克、考琳·麦卡洛等的作品），而且被注入了诸多的抒情和象征寓意色彩。从接受美学来讲，这样处理虽然会产生蕴藉余韵的审美效果，但也可能造成接受上的晦涩“难看”之效，这在西方小说中更为常见。而金庸却是精练叙述，不能中断故事讲述。如《鹿鼎记》第一回，第一句就是“北风如刀，满地冰霜”，虽然很简约，但极具视觉想像效果，余味无穷。下面紧接着的是“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使得小说很快地进入了故事中。这决定了气象书写具有分散穿插的特点。
第三，与历史人文相结合。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好看性，金庸的气象书写又显示出超越传统的地方，即有意识地将气象风物与历史人文和地理结合起来，这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文化知识欲和地域文化认同欲。从美学上说，这也能显示出叙事的奇幻性，以便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浪漫情怀。如《连城诀》第六回，“南四奇”（水岱、刘乘风、陆天抒、花铁干）追逐狄云和挟持水笙的血刀老祖到川藏地带，中间穿插了很多大雪和雪崩的描述，这种描述总与当地人文风物结合起来，很容易激起读者的异域情调和神秘奇幻感受。
二.缓和情爱与伦理的冲突
武侠武功，在金庸小说中并不是意义的中心，充其量只是表达情感和观念的媒质和题材。表达两性微妙复杂的情感张力才是其意义核心。这种情感张力集中体现为情爱与伦理的冲突，按照刘小枫的说法，就是叙事伦理与理性伦理的冲突。[3]以金庸的话说，就是“为了写人性”，[4]其意义的重心不在于持何种价值观——或是主张个体生命感觉的满足，抑或是坚持某种伦理道德操守，而在于表现人在这种张力冲突下如何地困惑、挣扎和选择。金庸小说的“愉悦”人心恰恰就是将这种张力过程给丰富地呈现了出来，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虐心”。具体来说，它表现为武侠世界的古代文化背景与读者现代情爱观念之间的冲突。前者要求人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贞洁、孝等传统伦理范畴行事，而后者则按照真爱和个体体验的内心真实行动。由此，金庸小说中的情爱叙述总带有纠结性，如《射雕英雄传》中，郭靖总是在黄蓉与华筝之间忙乱——对于黄蓉的情爱总在延宕，同时也不断延迟与华筝的承诺。从表面来看，好像是因为郭靖与华筝有金刀驸马婚约，但深层原因是小说为了满足延宕情感与道德之间张力的要求，这可以更好地“缠住”读者。这也正是成就金庸小说多“一男多女”现象的原因。
那么，以何种态度来叙述这样的情爱状态，就成为金庸先生的“心结”：一个男人爱上不同的女子，是人性之需；一夫一妻制等伦理要求也不能背弃。虽然金庸更深挚地趋向于前者，[5]但在叙事上又不能把基本的伦理大义给泯灭掉，否则，就可能导致读者在伦理道德层面的反感。从精英层面上，我们一般都能理解：文艺的诞生就是个体的情爱欲望超越古老习俗和社会规制的努力和结果。[6]就如陈墨先生所言，相比于梁羽生、古龙，金庸小说中大量存在着的“婚姻自主、恋爱自由”的现代观念与古代背景不吻合之“事实”，更有利于人们进入微妙的情爱世界深处。[7]就是说，金庸先生所拥有的现代情爱理念——男女情爱是自然的、压抑不住的——并不会因为有了恋人、婚约、婚姻等道德伦理限制而不去“表现”，但是，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势必又成为一种放荡和滥情，引起道德反感和伦理抵抗。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如何在释放出人性之需的同时不致背负上道德谴责？对于金庸这一性情中人而言，就需要创设极端情境，将各种“艳遇”归之于“天”和偶然因素就成为“暗渡陈仓”之路。这也是现代通俗文艺中爱情神话的叙述策略之一。极端气候条件就是小说创设的极端情境之一。比如《连城诀》，正是大雪、雪崩导致的雪谷绝境，让狄云“爱”上水笙还不损害其“爱情坚定如一”的形象（他与师妹戚芳私定终身）。
有些两性情感关系本身虽然没有触犯什么伦理大防，但在泛儒家文化语境中，小说仍然要考虑读者的伦理情感界限。这个时候，特定的气候条件设置就是一种突破男女大防的主要手段。比如《鹿鼎记》三十五回，韦小宝受命康熙攻打神龙岛，却反被方怡欺骗，落入洪安通的控制下，此时，“战船不停北驶，天气越来越冷……又行几日，北风怒号，天空阴沉沉地，忽然下起大雪来。”晚上睡梦中，韦小宝感觉怀中有个柔软的身子，也不管她是谁，先“亲个嘴再说”。当知道是双儿来解救自己时，仍然不忘调情，“我冻得要死，你快钻进我被窝来，热呼热呼。”这种调情虽是人的本性所在，但为了使这种调情能得到“道德”的宽容，金庸就加大天气寒冷叙述，并且描绘了韦小宝这个混世魔王确实很冷的事实：韦小宝溜出船舱，一阵冷风扑面，“全身几乎要冻僵……其时铅云满天，星月无光，大雪仍下个不止。”韦小宝虽然不是金庸塑造的爱情忠贞主义者，但金庸仍然不希望韦小宝被人简单理解为“好色”小人。
可见，气象书写所创设的极限情境可以缓解人在道德约制与个体情爱之间的矛盾，从而使人物得到情爱满足的同时，又瓦解了道德话语的约束力，这既丰富了人物性格，也满足了读者的一点隐秘需求。
三.表征江南故土情结
表征江南故土情结是金庸小说气象书写的又一个特色。我们都知道，金庸出身海宁官宦富贵世家，因为战乱以及其他种种际遇而进入到香港生活，这造就了金庸小说不可抹除的思恋故乡情结，即江南故土情结。
首先，小说对江南地域的气象物候描述情有独钟。虽然，金庸小说的浪漫情怀，使得其气象地理书写的地域跨度极大，但总抑制不住对江南气象风物的喜爱。最典型的是《射雕英雄传》三十五回对于嘉兴醉仙楼大战中出现的大雾描述。金庸将大雾的变化过程描绘得很细密，以此成就了完颜洪烈、杨康、欧阳锋、铁掌帮、彭连虎与郭靖、柯镇恶、全真派、黄药师之间的凶险斗争。此时，大雾逐渐散去，烟雨楼的危机也已过去。这一段“气象”叙述有节奏，有穿插，显示了典型的江南地域特点：雾多、大、湿、浓、闷。金庸先生不仅对之体验较深，而且也敢于多下笔墨叙述，他借柯镇恶的口说，“烟雨楼边向来多烟多雾，有啥希奇？否则又怎会叫作烟雨楼？”言语间颇有自豪和自信之气，此话中隐隐的是一种浓郁的江南故土情结。
其次，江南故土情结导致金庸在描述北方大漠气象时，也潜隐了江南想象和江南地域立场。如，黄蓉在郭靖面前显露女子身份时，是处身于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的野外，而且是北京西十里的小小湖泊。为了浪漫，金庸先生在紧要处加了一句，“此时天气倒不甚寒，湖中并未结冰”，这就为郭靖看到“那少女笑靥生春，衣襟在风中轻轻飘动”制造了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制造，其实与江南体验和江南想象密切有关，“轻轻飘动”一词显得很温情。“一般的武侠小说写旷野荒原是得其所哉，金庸却不然。在他笔下，多有草长莺飞、杏花春雨，即使是些大漠雪域，也无不隐现水乡风致”。[8]这话确实不谬。
江南故土情结使得金庸先生在描述其他地方的时候，往往有“江南”这一“他者”存在，往往将非江南气象物候的地方或多或少地“江南化”。比如，《倚天屠龙记》第二十三回，张无忌带领明教英雄来到赵敏的绿柳庄，只见“庄子周围小河围绕，河边满是绿柳，在甘凉一带竟能见到这等江南风景，群豪都为之胸襟一爽”。这里虽然不是直接写“气象”，但这里的小河和绿柳成荫，却有着江南气象风物之气。可见，不管是直接描述气象，还是一般地描述景致风物，都离不开“江南故土情结”。“无论何时何地，金庸这个江南游子，他的灵魂都浸淫、沉湎在古典文化和江南风物里。”[9]
最后，江南故土情结的存在，使得金庸在叙述气象物候时，很自然地带有江南诗意精神：富庶、高贵和自由自觉的审美情怀。[10]比如《射雕英雄传》第一回，“秋尽冬来，过一天冷似一天。这一日晚间刮了半夜北风，便下起雪来。第二日下得更大，银絮飞天，琼瑶匝地，四下里都白茫茫的。”这“雪”一下，就把金庸先生的诗性情致给露了底朝天，“杨铁心跟浑家包氏说了，今晚整治酒肴，请义兄夫妇过来饮酒赏雪”，即是说，金庸借助山东大汉郭啸天和杨铁心来表达其江南人的诗意情怀，这是金庸江南故土情结的另种显现方式。
注 释：
[1]“气象书写”就是指小说文本中对于气象气候状况的描述、叙述和话语表达。
[2]气象自然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虽然不是金庸首创（如《水浒传》第五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但却在金庸中发扬光大了。
[3]刘小枫认为伦理可以分为理性伦理和叙事伦理。前者为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它要求人按照理则和规矩行事；后者则是现代伦理，它要求人按照个体感觉和个体法则行为，是一种自由伦理，本文讲的情爱叙述就属于此种。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4]王东：《论金庸的“个体化世界”》，《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年第4期。
[5]这种趋向在金庸的小说叙事中可以处处体味到，比如杨过，虽然一直诚挚地爱着小龙女，但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遭遇到陆无双、程英、完颜萍、公孙绿萼等少女时，都流露了心底的爱恋，最后是以“对不住姑姑小龙女”的念头给予中止的。这既没有冲破理性伦理限制，但又着实“意淫”了一把。再比如《天龙八部》四十八回，叙述段正淳面对诸多心爱的女子而“性情”地自杀，这虽是对理性伦理的交代，但在金庸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却是理解并同情段正淳的。
[6][法]乔治·杜梅齐尔：《从神话到小说：哈丁古斯的萨加》，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9页。
[7]陈墨：《金庸小说情爱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8][9]吴晶：《金庸小说的江南情韵》，《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
[10]王东：《金庸小说的江南情结》，《阅江学刊》，2011年第6期。
（作者介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文艺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