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文荟萃，女英辈出，造就了湖南女性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唐群英、曾国藩家族的新女性、激扬文字换新天的向警予、学贯中西的文学先驱陈衡哲、“从爱丁堡飞出的醴陵‘孔雀’”袁昌英 、“幽灵塔”里的反抗女神白薇、蜚声中内外的文学女兵谢冰莹、“纤笔一枝谁与似”的丁玲、革命青春的杰出讴歌者杨沫、展现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的彭慧、陶承和老红军马忆湘；还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陶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女性后代如李敏、邵华、刘爱琴、任远志、彭梅魁、贺捷生、陶斯亮等写了大量怀念父辈的传记文学作品，她们的作品是红色传记文学的经典。还有他们的夫人如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朱德的夫人伍若兰、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等以她们年青的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壮丽诗篇；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陶铸的夫人曾志等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笔墨筑就了一座座“革命历史博物馆”。这些红色文学湘女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来抒写革命情怀。
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声
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早期女权运动领袖。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女革命家、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近代著名女报人、女诗人、女教育家。著有《吟香阁诗草》四卷诗文集，但未能付梓就已离开人世，现已丢失，从仅存的30多首遗诗和查到的部分文稿来看，表现了她的杰出之才、豪迈之气、鸿鹄之志、爱国之情。唐群英的丈夫曾传纲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而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有着同样的革命志向，因而关系非常密切，她们常在一起吟诗作词。因秋瑾过早遇难，唐群英揭竿而起，写诗词、写文章、办报纸、办学校、积极领导妇女解放运动。同时，曾氏家族出现了几位很富学养的女作家，如教育学家曾宝荪、考古学家曾昭燏、历史学家曾宪楷都是有很有功力的作家，她们的作品表现出深厚的中西文化功底和进步的女权思想。还出现了一位巾帼奇才张默君，早年积极参加妇女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知名女诗人、女学者，还善书法、能翻译、懂教育。还有一位陈撷芬早在1899年她16岁时就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张《女报》，写了大量启迪女性的杂文。向警予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早期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从向警予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中，可以看出她的豪迈诗风和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高度赞扬：“云横胭脂岭，波涌白马涛，千秋知遇在，旷代英风高。”另一首是她赞葛健豪赴法留学的：“走出闺来，放开小脚走大步；跨过洋去，敢从低层攀高峰。”留法期间，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力支持蔡和森等人提出的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主张。五四运动伊始，出现了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三位女杰，她们用一篇篇战斗的檄文，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虽然她们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但是她们以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壮烈的革命诗章。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先锋
“五四时期无疑是女性文学的起点，先于五四的辛亥时期的秋瑾则是其前驱。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也包括父权意识形态）的猛烈冲击，催生了一批敢于反叛封建人伦秩序、主张男女平等、鼓吹妇女解放的新女性，‘娜拉出走’成为当时舆论的一个热点”。在时代的洪流中，湖南出现了第一批女作家：最早留学美国的陈衡哲，率先拉开现代文学序幕，最早从事白话文学创作。女学者作家袁昌英，赋予了她作品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色彩，她的作品思想大都反映了大时代的特点。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白薇的《琳丽》等，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叛逆传统礼教道德，具有空前的新视野和新精神。
《打出幽灵塔》是“白薇向封建桎梏禁锢下受苦难的姊妹们发出的斗争呼唤”（盛英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是妇女解放的呐喊，它“像易卜生的《娜拉》一样，正是一种叫醒那些沉睡在家庭中作傀儡的不幸妇女们的声音”（王瑶《新文学史稿》）。1936年白薇的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告诫出走后的娜拉们要防止又沦为男人的俘虏和玩物：“五四以后抬头起来的妇女，时代的黑手又把她们拖回家庭，拖回坟墓去。”丁玲的早期作品无疑具有五四时期觉醒的新女性意识，她笔下的莎菲女士们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封建礼教，发出了反叛之声。
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结合。1944年，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热情表现边区先进人物，曾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好评。1946到1948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小说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以女兵文学蜚声文坛的谢冰莹，以战士的姿态闯入文坛，1926年发表在《中央日报》的一组北伐时期的报告文学后结集为《从军日记》，得到人们很高的评价，被译为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受到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赞赏。她的《一个女兵的日记》《女兵自传》，不仅感染了中国人，还感染了外国人；不仅教育过同代人，还可以教育后来人。是充满强烈反叛和抗争意识、充满女性解放意识的爱国主义作品，是不可代替的女性文学的精品。
三、建国时期不朽的革命礼赞
从建国到“文革”这十七年文学中，杨沫195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为新中国文学带来了国际声誉。“《青春之歌》是轰动一个时代的作品，是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属于中国文学中的长篇经典”（阎纯德语）。这部作品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等，都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形象，分别概括了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极为深广的社会内容。通过他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英雄气质。改编成电影的《青春之歌》，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重点项目，在海内外了产生轰动效应。成为了“十七年电影”中最闪亮的一道风景，唤起了整整一代人的革命浪漫情操。
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有马忆湘的《朝阳花》，作者以自己和战友的亲身经历为素材，真实地反映了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的战斗生活场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湘西大山里的苦命女孩，为反抗封建压迫，坚决不当童养媳，矢志追求光明，毅然参加红军队伍，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的艺术形象。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在艰苦的岁月里，丈夫梅生为革命奔走，终于积劳成疾而去世；两个儿子为革命也相继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陶承默默承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坚持为党工作。作品讴歌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而贡献一切的精神。这些作品都曾畅销过几百万近千万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彭慧的《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为数不多的反映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优秀长篇之一。这些都是不朽的革命礼赞和红色文学经典。
四、新时期的红色传记文学
1976年10月，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当代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历史的新时期里，湖南女作家放开眼界审视因循封闭的昔日，满腔热忱地投身改革开放的新生活。她们用自己的创作应合中国历史的潮流。而历史的洪流又把湖南一大批女作家推向中国文坛的显著位置。
这一时期，湖南女性文学表现最突出的是传记文学，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经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憎恨“假、大、空”，渴望讲真话、实话，而传记文学这一个载体为女作家所接受，很真实地表现了她们的心声。朱仲丽关于王稼样的文学传记《黎明与晚霞》，是她的一部真情之作，全书对王稼祥光辉而坎坷的一生作了忠实的记述。陶斯亮给父亲陶铸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以最真挚的情感，谱写出一曲曲真实而感人肺腑的歌。陶斯亮的母亲、陶铸的夫人曾志，从1967年起一共写了32年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一一曾志回忆实录》，更是以自己一个女革命者的亲身经历，真实地、感人地抒写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这些作品传主都是国家领导人，这决定她们的叙述角度必然是政治的和艺术的，但他们无一例外又都是传主的妻子或女儿，她们对传主浓烈的爱情和亲情被政治和艺术包装得格外崇高、格外壮丽。
五、世纪之交抒写父辈的伟大情怀
在世纪之交，湖南女性文学又以其显著的湖湘特色，在中国文坛上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其中最突出的标志之一就是一个独特的湘籍女性作家群体共同呈现出的一种文学史现象：以女儿的情怀展现父辈伟人的形象。
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湖南是革命圣地，是产生众多革命领袖的地方。湖南的三湘四水养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陶铸等等，这些领袖人物与开国元勋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奋斗毕生，其丰功伟绩和崇高人格倍受人们敬仰爱戴，关于他们的传记作品也是车载斗量，难以计数。但是，他们的女儿们用回忆录、散文等形式，描述父辈们的人格风貌，展现父辈们的生活情操，传播父辈们的精神思想，表达这个特殊女性群体和她们的父辈们的情感世界，这确实是一种常人无法取代的、独特的视角。世纪之交也正是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00—110周年诞辰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父辈丛书”，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出版创意。丛书中有4位湖南籍领袖与元勋的女儿或侄女为父辈著书立传，这些作品以及没有收入丛书但与丛书主题相近的一些作品的出版，对当代湖南女性文学尤其是女性传记文学的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们使湖南女性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湖南红色女性文学得以形成，也为中国文学、湖南文学、中国女性文学、湖南女性文学增添了独特的湘楚神韵。
这些作品包括：李敏的《我的父亲毛泽东》、刘爱琴的《我的父亲刘少奇》、任远志的《我的父亲任弼时》、彭梅魁《我的伯父彭德怀》等10本书，到2004年1月李敏又出版了《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毛泽东的儿媳、红色文学女将军邵华，从1978年发表《我们爱韶山的红杜鹃》开始一直笔耕不辍，在世纪之交撰写和主编了许多很有分量的怀念毛泽东的文学作品，1997年她和毛新宇主编了《永远的怀念》——毛泽东诞辰百周年辑录。1998年12月，出版发行了散文集《红杜鹃》。1993年毛主席百岁诞辰时，邵华和岸青主编出版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该书计27册600多万字，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赞许。2003年12月与毛岸青发表散文《写在父亲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本身就是享誉中国文坛的文学家，写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写怀念父亲的作品主要还是集中在世纪之交如：1998年的《深秋》、2001年的《岁月悠悠，山路长长——我与湘西的故事》、2004年4月的《归去来兮——献给我的父亲贺龙诞辰一百零八周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继1978年12月写的那篇轰动全国的祭父文以后，1999年12月又写出了一篇很有诗意的祭文《致母亲》等等。
这些作品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一生，早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人们想更多地了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人格魅力、人文情怀、内心世界、情感天地、日常生活等等，而这些作品都能从生活的细微末节、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女儿的独特视角，来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叱咤风云的背后非常人性的一面：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等等；第二，篇篇作品都以大量篇幅来叙述领袖人物怎样从严教育子女：即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不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谋取私利，对子女们要求非常严格，值得当代父母审视自己今天教育子女的方法和目的；第三，这些作品虽然都是出自女性之手，但都是超越性别角度的，她们的父辈都是女性解放的倡导者，她们承载着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对中国一代伟人的无限敬仰、无限爱戴、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之情，她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来描写伟人的光辉形象。从新时期初到世纪之交，湖南女性的传记文学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势态，其中尤以红色传记文学占有显著的位置，这正与湖南的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成为湖湘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在建党95周年之际，追寻湖南女性文学的红色记忆，无不感受到红色文学湘女的革命情怀，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蕴含的丰富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以及他们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格。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如此巨大的红色文学湘女作家群，这在更开阔的视野上更高层次地表现了湖南女性文学的实力和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她们对中国红色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别具意义。
[1]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二十世纪湖南人物》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陈书良.《湖南文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3] 朱小平.《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2006第二次印刷
[4]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