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马烈克·哈尔泰尔对俄国总统所作的第一次大型访谈。这是一位总统和一位作家之间的谈话。他二人以罕见的坦诚交换了意见。他二人是如此不同，却又对俄罗斯有着相同的爱。哈尔泰尔出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为了逃避华沙的犹太人贫民窟．他同全家一起逃往俄国，这位后来《亚伯拉罕回忆》的作者在俄国度过了童年，经历了战争。他永远不会忘记收留他的土地。1991至1992年，俄语说得十分流利的哈尔泰尔先在莫斯科，后在圣彼得堡建立了两所法语大学。在圣彼得堡大学的开幕典礼上，他会见了市长顾问符拉基米尔·普京。9年之后，这两个人又在克里姆林宫相会，谈到了前苏联的未来、车臣、新闻自由、贪污、反恐怖主义的斗争等等。普京十分坦率地对哈尔泰尔侃侃而谈．而且包括他对大仲马的〈三剑客〉十分着迷。
普京的握手是干巴巴的，而目光直直地望着你。同所有身裁矮小的人一样，他总是挺得直直的，头颅高昂着。
——我们从什么开始呢？他问我说。
——就从您开始吧！
—一从我开始？他惊奇地问。
——是的，总统先生。全世界都不了解您的过去，也不了解同您一起生活的男女，所以全世界的新闻界介绍您时都说您是克格勃的成员。
提起他从前是克格勃里的人，并未使他觉得尴尬。不如说倒使他高兴。此外他还向我指出，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从前也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普京：在对外间谍机关工作，这在苏联时代是保留给精英们的很大荣誉。对于我来讲，克格勃是一个与古拉格有联系的镇压机构的象征。对于他，则是一个简单的间谍机关，他想在其中实现其童年的梦想：成为一个俄罗斯的詹姆士·邦德。
哈尔泰尔：自从您很小的时候起，您就梦想成为一个特工。后来16岁时您就当上了特工。您幼年的希望由此而满足了还是失望了？
普：失望，不！不如说我感到了某种惊喜。尤其是当我到了东德之时。在我们这里，改革的过程已经开始。而在东德，可以说我还是回到20年前。
当我跟他谈话时，我的目光停留在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我走近他的书架，他跟了过来。他拿起一卷百科全书，好像略带抱歉地对我解释说：
普：我的书笈，我都留在家里。
哈：您还有时间读书？
普：是的，我刚刚读了纳博科夫的两部作品。除了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样的古典作品外，我还很喜欢海明威。我年轻时代读过圣埃克絮佩里，我几乎能背诵《小王子》。
哈：那么大仲马呢？
普：（他眼睛发亮）我读过大仲马的书，一部接一部。有一阵，我甚至以为我疯了（他哈哈大笑）。我读完了所有这些书之后，感到一种空虚，完全像一片沙漠，好像无所事事一般：除了《三剑客》的冒险之外什么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我走近了窗户，拉开了厚厚的窗帘，问他说：
哈：您从您的窗户望出去看见什么，总统先生？
普：（他感到奇怪）一堵墙……这同大仲马有什么关系？
哈：正如您所知道的，大仲马到俄罗斯来过好几次。他写道，任何住在克里姆林宫城墙后的人，都不会再懂得俄国人民怎样生活。他将同世界隔绝。
普：他说得对。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才不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他思考了一下）。大仲马绝对有理。但是，这不仅仅涉及克里姆林宫的人们。隔绝的病痛时时窥伺着所有身居高位的人。当责任大了，位子高了的时候，往往就满足于读读报告、听听身边工作人员的汇报。
第一位不下国际象棋的俄国领袖
有人给我们送来了茶。他往自己那杯茶里加了点牛奶，并同我谈起了他的祖父，一位厨师。他为他很自豪：“顽强”“忠诚”，老普京为列宁工作过，后来在列宁逝世后，就为斯大林工作。他在养老院里故去，年龄很老了，他还在那里做饭。
普京仔细察看我。他的眼睛炯炯有神、灵活而诡诈，上下打量着我，好像一个柔道好手面对着他的对手。我突然懂得在我的面前是第一位不下国际象棋的俄国领袖。国际象棋，非常重要！下这种棋的人一般都知道，只有强者才能胜。而在柔道比赛中．大家都事先知道对方的优势，而正是利用对手的力量来把他摔倒在地上。
哈：您如何结束车臣战争呢？
他挺直了身子，苍白的两颊出现了红晕。显然他从我们谈话之初就在等待这个问题。
普：我们已经结束了这场战争。那里已经不再有战争了。
哈：是的，然而在车臣，还有人在死亡。
普：很难否认。不过，这已不再是战争。
哈：那么是什么呢？
普：一次反恐怖主义行动，或者不如说是一次特别行动。至少在冲突开始的阶段，人们还可以说是战争，因为那时有过重大的军事活动。
哈：是战争还是追逐恐怖分子并不重要。总之在死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难以想像的是在消灭人民，不管他是谁，总应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普：诚然。然而我想要告诉您的是，如果没有去年夏天对达格斯坦的进攻，便什么也达不到：俄罗斯没有做好准备，她既不想打仗，也不想流血。似乎俄罗斯甘心受辱，过去三年中她一直蒙受着耻辱，因为首先，她抛弃了公民们的命运。在车臣的大地上，我们看见过屠杀俄罗斯人和说俄语的居民。但是没有人做出反应。甚至没有对入侵俄国领土做出反应。甚至没有对大规模绑架做出反应。您是否知道在车臣被绑架的人数，几乎达到2000人！来自约旦、沙特阿拉伯或阿富汗的极端分子和军阀的利益，同车臣人民的利益毫无共同之点。车臣人开始绑架车臣人，此事在我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鲍里斯·别列卓夫斯基使叶利钦当上了总统，没来又让普京当上了总统。但是今天，他的无比势力使得克宫的新主人不安。他的唯一弱点就是他巨大的财富。对于贫穷的人民，他不过是可耻的寡头政治的象征。现在这位俄罗斯亿万富豪中最有名的人物，辞去了国家杜马的议员职务，失去了议员豁免权。他现在面对克宫很自由了。他接受法国《巴黎竞赛》的专访，打开了心扉来畅谈俄国。他揭露了普京的专制图谋，提出建立建设性反对派的想法，这可能导致政治运作明朗化。
问：您怎样变成叶利钦的亲信，不仅是他的顾问，而且是他女儿达姬雅娜的朋友呢？
答：当时，那是在1994年，很少有人明白传媒在政治中的重要性。民主新力量还没有对此有清醒的看法。我同尤马舍夫和科尔扎科夫一起，提到了电视第一频道私有化的可能性。他们把此事同总统谈了。其实，我见到叶利钦不超过十次，包括我担任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和执委会执行秘书的时期在内。事实上，我获得了对第一频道的控制权，那么在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意气相投的关系。我把叶利钦当成一位师长。在我的一生中，除了我父母外（我母亲仍然活着，父亲则在20年前去世），有过三位师长。第一位是瓦吉姆·A·特拉佩兹尼科夫院士，已经过世。他是个贵族，他认为道德重于理智。但知识分子都持相反态度。第二位是鲍里斯·朗达，一位不太知名的人，是他教会了我一般学不到的东西：创造性。这就是说以积累起来的经验对待一个事件，同时保持新的观点，不要走得更远，而要看到没有被别人看出来的东西。而叶利钦呢，是他教会了我政治，尽管依我看来，战略问题不是他的所长。然而他终究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他这个完全的苏联人，为党的事业服务了如此长久的人，怎么能这样向自由开放呢？自由这个词在我们这里有点特别的意义。正如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规范，已被苏联制度粉碎了，自由这个思想被认为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相连系。叶利钦懂得，自由其实是私人约束之间、个人约束和社会约束之间的平衡。社会约束应该最低限度地表现出来。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摆脱奴隶思想这种旧制度下的遗产，井已承担自己的公民义务。这种不干涉的形式帮助我们成为独立的人。至于塔姬雅娜，她的主要作用便是支持她的父亲，帮助他明白他周围发生的一切，而当时他的两位最亲近的顾问科尔加科夫和巴尔苏科夭有点把他于真实情况隔绝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做出其决定。叶利钦解决了许多问题，除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没有造就一个继承者，因为他忌妒那些同他有相似思想的人。这是一种真正的沙皇心理。
问：人们说您曾经是为总统及其家庭的提供金钱的人。是不是真的？
答：我同叶利钦及其家人从来没有过金钱关系。我想，除了1994年瓦连金·尤马舍夫写的那本他的书出版之外。那时，一切财政机制都是新的。我们创立了一个实体，由《星火》杂志、洛戈瓦兹和阿夫托瓦兹两家版权公司组成。我们并不为它后悔。
问：您曾经密切关注车臣。在这件痛苦的事件中您的作用是什么？
答：1997年，安全委员会秘书伊万·雷布金和我本人进行了艰巨的讨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诉诸武力。局面在改善，这并不为我们俄国“真正的”爱国者所赞赏。在我辞职和雷布金也辞职之后，和平进程被放弃了。然而，如果我赞成在车臣人向达格斯坦侵犯之后，俄罗斯联邦军队的行动，我认为从今年初开始，应该给政治行动以优先权。我对普京说：“应该同（车臣的）合法总统马斯哈多夫进行谈判，虽然他是巴萨也夫和哈塔布的傀儡。”我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便被卷入了第二场战争。要战胜车臣人是不可能的。我认识他们几乎所有的领导人，甚至那些被称为“布瓦维基斯”的核心分子。当我还是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秘书时，我会见过他们。我保持同他们的接触一直到有人正在式要求我不再利用这些接触，以便“不要妨碍解决车臣冲突”为止。这是俄国当局许多错误中的一个。为了战胜车臣人，应该让他们团结起来，而不是让他们内哄。正如犹太人一样，（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曾说过，犹太人每个人都自认为是总理，而车臣人则都要当总统。至于我在两次战争搜刮了多少财富，这完全是特工机构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又经《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这样的报纸恭恭敬敬地推销出去的。对这样的一种报纸我能答复什么呢？它发表一篇文章引述了对托洛茨基的暗杀事件，文章题目就叫做“人们能找到一把砍别列卓夫斯基的斧头吗？”（托洛次基就是被人用斧头砍死的）。
问：您真的同“布瓦维基斯”谈判过吗？甚至为释放人质而付过钱？例如为法国摄影师布里斯·弗乐西奥和凡尚·科什泰尔付过赎金？
答：我与法国的无论什么“机构”都毫无关系。但是，每次法国前驻俄大使科林·德·维尔迪埃尔先生（编者注：克洛德·勃朗什麦宗先生是新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刚刚上任几个星期）向我提出要求帮助，我都竭尽全力去做。我直接同那些“主管”释放人质的人谈，包括拉杜耶夫、巴萨也夫和其他人。总共，我使他们释放了63人，包括俄国电视台女记者爱莲娜·马西尤克。
问：您参与了对弗乐西奥和科什泰尔的释放工作吗？
答：我想是参与其事的。
问：人们认为您是“统一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该运动支持过普京，今天出现了分歧，这些分歧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答：在总统选举之前，我认为由前总理叶夫盖尼·普里马科夫和莫斯科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组成的集团将超过俄共和右派政党。此事被克里姆林宫认为是向统制经济和国有化的倒退。我便提出了一种重在人才而不是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新党的建议。我那时病倒了：肝炎。这使我集中精力思考这最后一着……普京被克里姆林宫选中了。俄国人民接受了他，就如同接受叶利钦以前提出的所有总理一样——仍然是这种奴隶心态，我上边已经谈过——甚至是那些毫不知名的基里廷科或斯捷帕申也是一样。他们的知名度产生于他们的职务。普京成功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在车臣问题上显示出的意志。最后，他表现为一个改革派。然而，也犯了一些非常严重的错误：车臣问题、专制政体、缺乏真正的司法体系。我不明白西方在介绍普京的改革时，把它当作反封建领主的斗争。
[译自《巴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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