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霍尔的语境观独树一帜，从其观照翻译尚需深入。翻译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对语言意义的处理，也是对语境的处理。语际翻译是低语境的语言文化传播行为。
【关键词】语境 意义 翻译
【Abstract】It is of necessity to furthe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from Hall’s unique theory concerning context，which is essential for translation and closely correlates to meaning。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is transmit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with low context.
【Key words】context； meaning； translation
语境是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特定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客观环境因素。语境对于翻译这种常常跨文化、跨语言、有时跨时空的交际活动自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也得到了诸多翻译研究者的重视。Newmark就曾说过： “...；context is the overriding factor in all translation，and has primacy over any rule，theory or primacy meaning .”（在所有类型的翻译中语境是超越任何法则、理论或基本词义最重要的因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的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先后被引入我国，从语境角度来观照翻译（翻译语境研究）逐渐发展，在近十几年成为国内译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但引发学者论战，还涌现了不少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除了主流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观和认知语用学关联理论语境观之外少数翻译研究者借鉴了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主要目的，只是对中西文化语境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的结果只停留在文化语境结构差异或错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的描述和例证上，缺少了应有的深度。
一、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
爱德华·霍尔被誉为跨文化交际学之父，他提出的语境观也是基于跨文化交际的，不是基于语言学的。霍尔认为： “语境是有关一个事件的信息，跟该事件的意义密切关联。”他进一步指出 “代码 、语境和意义是一个事件的不同方面，即使相同的代码由于语境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意义 ”。他认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事物具有预先编排信息的特色，编排的信息处于交际文化背景中，仅有微小部分存于传递的讯息中。低语境事物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处在传递的讯息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霍尔在其l976 年出版的《超越文化》一书中，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与低语境，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境文化，给比较文化提供了许多精当的参照系。在书中，霍尔是这样定义高语境文化的，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讯息中。在高语境文化中，环境因素在编译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在交往时较多的信息蕴涵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寓于明码之中的信息相对少些，因此高语境文化的成员在交际时重 “意会 ”，需直接用语言传达的信息较少。与之相对应的，是低语境文化，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在低语境文化中，明码在编译码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环境所蕴含的信息相对较少，大多数信息需明确表达出来，人们的交流遵循直接的原则，所以低语境文化的成员在交际时重 “言传 ”。霍尔认为，低语境编码信息主要体现在言语中，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低，一切都需要通过精确无误的言语表达；而高语境编码对语境的依赖程度高，许多意思都包括在语境之中，无需一一点明。高低语境文化人士之间的交往根本上是跨语境交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高语境中语义的承载主要不是语言性的，而是非语言和语境性的。语义主要从存储的非语言及语境中衍生出来，信息不是包含于语言传输中。而在低语境中，语义的主要载体是语言本身，非语言的即语境性信息对语义的影响是有限的，语义主要包含于进行交际的语言中。高语境中的信息解码更多地依赖交际者双方共享的文化规约和交际时的情景，而低语境中的信息解码则主要在言语中，交际信息对语境的依赖性小。
霍尔的语境观与语言学家的语境观最大的不同是，霍尔的语境观是排除了上下文语境的，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相似，所以他的语境观相当于语言学家的文化语境观。霍尔的语境观并不涉及语境的细分，而研究语境的构建。需要强调的是霍尔的语境性是一个连续体，因为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跨文化交际实践中涉及的双方，也只有在跨文化比较时才可以说高和低语境。
二、爱德华·霍尔的语境观与翻译
语际翻译按照霍尔的语境论就是低语境传播。无论是从高语境文化到低语境文化，还是反之，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翻译的低语境性。文化的语境性的高低是相对而言的，即使是低语境文化也不可能让所有的语境因素进入文本，因此翻译的跨语境性质共同决定了翻译的低语境性。翻译的低语境性使得翻译的重难点变成了意义的选择、确定和补充完整，必须对语境进行重构或适应，基于此我们可以说翻译即翻译语境。尤其是和原语词形、语音紧密相关的就成为了译者头疼的事，也成为了不可译论者的理由之一。陈宏薇就说过汉语的拆字无法翻译，另外汉语的双关和回文等修辞格也极难翻译的，反之亦然。
1.语境与译者。译者是语境化了的译者、译者无法超越其所在的历史语境。每一个译者都在某一特定时空的存在，其经历、学识决定其知识、能力和认知，决定其翻译观念和翻译选择，译者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比较金介甫与杨宪益夫妇翻译的沈从文的《边城》，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待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大为不同，金译保留原语的特征，并对其进行阐释且多在文内，他的翻译策略概括为直译加解释，杨译往往简化或不保留原语特征，他们的翻译策略概括为意译，偶尔加注也是在文外。他们的翻译差别体现了职业特征，金是研究沈从文的著名汉学家，对汉文化的深刻研究使得在其翻译中有意无意的呈现，而杨氏夫妇是职业的翻译家，他们的翻译简洁、流畅、更具可读性。看一个例子。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
金译：The girl’s mother，the ferryman’s only child，has some fifteen years earlier come to know a solider from Chadong 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And they had led to trysts carried on being the honest ferryman’s back.
杨译：The girl’s mother，the ferryman’s only daughter，seventeen years ago had a love affair behind her father’s back with a solider at Chatong who serenaded her.
金译“唱歌”用了through the customary exchange of amorous verses，sung by each in turn across the mountain valley16个词，而杨译仅仅用了serenaded 一词。金译准确却稍显冗长，杨译简洁但语义出入。唱歌指的是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青年男女谈恋爱的群体活动，和“serenade”确有区别，在跨文化语境中却是最相近的，杨译有意为之，实为读者着想。再看一例。
他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
金译：He said：“In a game of chess，the chariot---the rook 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
杨译：He said：“Chess has its rules：the castles and the knights have to move in different ways.”
金译“车”、“马”保留了中国象棋中棋子的本意，并给出了国际象棋中大致对等的车和马的英文，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意识到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会有不同。杨译略有变通，原文的车路用castle（易位）来译，这是国际象棋中最独特的走法，译者此举在强调走法的差异，相较而言杨译略胜一筹。原文中“车路”和“马路”还有一层意义，“车路”指正经路数，而“马路”指野路子，这层意义恐怕只能忽略了。相对来说，杨译归化，金译异化。
译者的语境性还表现为译者能力，时间，认知的局限性，而某些翻译批评对此疏于考虑。我们只有把译者放置到其所处的历史语境才能对某位译家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价。美国诗人庞德不谙汉语却翻译汉语古诗，在英美文坛享有极高声誉，中国学者对其翻译嗤之以鼻。这正好体现其语境性，不懂原语的翻译家不会受到原语的束缚，恣意发挥母语的优势，流畅、自然、译者个性和风格显露无遗，充分契合读者语境，具有无可比拟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自然备受欢迎，庞德如此，林纾亦然。而翻译评论者比较庞德译文和中文原诗，自然“误译”，“漏译”频现，斥之为“蹩脚翻译家”也就不足为奇了。庞德不谙中文，自然无法“忠实”，资料来自费诺罗萨的笔记，“忠实”更无法谈起，正是其“创造性叛逆”让其翻译获得赞誉也遭受批评，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译者的语境性也表现为译者也是不断成长，逐渐成熟的。如果翻译是艺术，那么译者就是艺术家。在很多艺术门类，艺术家会在特定的时段达到个人艺术创作的顶峰，译者也是，因此有些译者会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翻译策略，翻译艺术的不同。
2.语境与译文。语际翻译是低语境文化传播，无论从高语境文化到低语境文化，还是从低语境文化，语境的因素会大量的变成明晰的编码进入到文本中，因此，描写翻译研究发现译文往往比原文冗长。语境进入文本的限制之一是语境意义编码的难度。霍尔根据文化的知觉程度将文化分为显形文化、隐形文化和技术性文化三个层面。显性文化好比冰山的可见部分，其余则在水面之下，跨文化语境中，翻译显性文化必须解释为技术性文化，内容自会大大增加。语境被编码是有限度的。譬如，“我姓陈，耳东陈。”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无法译出。第一，后半部分的功能是要明示我的姓陈，区别另外的两个姓“成”和“程”，在西南官话中，常常不分前后鼻韵，三个姓发音不做区分。第二，中国文化非常强调宗族文化，同族同宗需分清辈分，人际交往也分亲疏远近。第三，在跨语言、跨文化、跨语境的翻译时，译者会避免出现汉字，而不借助汉字又解释不清楚。就算能解释清楚，也必然长篇累牍。基于文本的经济性和可读性，传播渠道和译者能力、精力的局限性，在翻译实践中往往省去不译。
语境被编码的另一限制是传播渠道的信息容量。一般而言，口头传播的信息容量要小于书面传播。纸质文本的信息量要大大小于网络文本。一般的纸质小说有几十万字到几百万字，而现在很多网络小说动辄上千万字。影视剧字幕翻译比其它的翻译形式能允许出现的语境信息更少。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发展从诗到词到曲再到小说也是信息容量有小到大。传播渠道包括文学样式，其信息容量和允许语境被编码的信息量一般是成正比的。来看一例。
洪秀全，李鸿章，
他们在生是霸王，
杀人放火尽节全忠各有道，
今来坐席又何妨！
杨译：
Sparrow-hawk Guo and Iron-spear Wang
Spare neither man nor beast；
Some kill and burn，some do no wrong；
Come one and all to feast！
这是翠翠在船上轻轻哼唱的巫师迎神的歌。洪秀全和李鸿章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有名，可是不看中文，谁又知道Sparrow-hawk Guo and Iron-spear Wang 他们指的是谁？缺少了语境信息语言代码的意义是不确定，不完整的。可是语境信息在歌谣这种形式中是没有空间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在文外解释，我们则不得而知了。不过不止这两个人名，这首歌中还有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解释清楚这六个人不亚于翻译好几首歌谣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电影名英译是更为极端的例子。五个单词的电影名称已经是较长的了，所以在电影名的英译时汉语的语境信息要进入文本就收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影名翻译如直译需补充较长的语境信息，通常会意译或改译。许多中国家喻户晓的人名出现在电影名中英译时往往无法译出。如《霍元甲》Fearless；《张三丰》The Tai-chi Master；《苏乞儿》True Legend ；《黄飞鸿》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 《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The Legend of the Swordsman。
3.语境与读者。按照霍尔的语境观，我们也可以把读者分为高语境读者和低语境读者。高语境读者指对文本内容有相当的熟悉度和相关知识储备的读者。而低语境读者则相反。文本有其目标读者，目标读者的语境性也影响了翻译策略。翻译给儿童的文学作品和给成人的一定会有较大的区别。反之，读者也构成了翻译的语境因素。在更大的层级上，读者是构成接受语境的最重要的因素。读者也是限制某些代码在译入语中获得意义的因素。对于此类文本信息译者往往会做省略或去文化处理。
当他六岁时，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When he was six，his father started teaching him some characters from books on the art of fortune telling，rather than the Chinese classics.
原文中有大量的文化词汇，连部分汉语读者都不能完全清楚，更不用说英语读者。即便全部译出，读者也不知所云，关键在于没有必要。当译语读者成为原文部分信息在译文中是否保留的先决条件，读者也就成为了语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于是当有人提出读者和接受环境都是翻译主体也就不足为奇了。
4.翻译受制于语境，有学者甚至提出了“翻译语境”和“译必适境”的说法，但相关研究不应限于语言学，从其它学科视角或许会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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