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列车转入到中高速运行的新常态阶段。根据统计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7%，90年代年均增长10%，21世纪前8年（2000-2007年）增速提高到10.5%，世界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1年增速为9.6%，2012-2013两年放缓至7.7%，2014年则降至7.4%。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档的时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和必然结果。
再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在经历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后，通常都会进入由高向中低增长的艰难“换档期”。如日本：在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9%，70-80年代放缓到4%，从80年代末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至今20年中，年均增速跌落至不足1%甚至负增长。如韩国：20世纪60-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年均增长8%，而后增速放缓到4%。从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看，一个共同特点，是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成为发达经济体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纵观全球，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一般在经济高速增长到第四个十年一般都会下降到4%以下，中国现在还是7%。因此，我们决没有对中国目前经济下滑感到悲观的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把新常态仅仅理解为增速放缓，那是极为片面的。经济放缓，这只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新常态”绝对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速的放缓，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后，还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质量效益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的到位等更为实质或者更为关键的内容，这才叫“新常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旧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逐步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或者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在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时期，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恐将持续一段时间，也给许多企业造成了较大的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新常态，辩证地看待新常态，主动地适应新常态，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抓住新常态中的新机会，努力将企业做优做强做久，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新常态中蕴含着怎样的新机会？怎样抓住这些机会？以下这些企业家或专家学者的远见，给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以多方面的启迪。
经济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
永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认为，中国将面临一个增长动力的切换期，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还有4万亿元投资的消化期。这三期叠加，就会使原有的增长动力“三驾马车”发生变化，而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完全形成，这就是新旧动力的切换，老的不能再继续了，但新的增长动力还没有实现，这个阶段是比较痛苦的，这也是一个过程。经济新常态本身是对过去很多经济政策、经济行为和习惯的一种改变，所以要主动适应。在未来的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在经济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经济成长环境改变的背景下，企业可以在七个方面找到发展的新机会。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十二五”的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只有5%，当时计划到2015年这个占比要提高到8%，到“十三五”的时候要提高到10%。这就意味着到下一个五年计划，如果GDP平均增长率是7%的话，新兴产业的增长将远远超过7%。这个目标，加上配合措施，发展七大新兴产业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机遇。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据统计超过3万亿元，其中仅固废处理投资就有望达到7 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千亿人民币，而未来7年内，新能源的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
二是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从全球看，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美国在70%以上，全世界平均在60%，中国只有45%。在我们国家，服务业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有原来传统的衣食住行，更有很多基于新技术的服务业。
三是城镇化的机会。中国“新城镇化”的概念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盖房子，不仅仅是把农民的房子盖成像城里一样。所谓人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首先是户籍要改变，不能是二元结构了；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根据过去的计算，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总之，人的城镇化会从两个方面扩大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是投资方面，另一个就是消费。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过去的三十年，城镇化率每年几乎增长将近1%，这个速度也是世界各国历史上最快的。
四是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现在看中央的这个政策已经收到了效果，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两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立体交通，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那么长的时间。
五是技术变革的机会。在中国的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中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这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基于此，我们将可以依托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得以蓬勃发展。有个数据说，中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会超过1.5万亿，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现在的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六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机会。中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步伐也没有放慢。当然，走出去可能有很多的挑战，制度、法律的挑战，贸易封锁的挑战，融资难的挑战、文化的挑战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应该是一个好时机。现在欧美国家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这种事情是不允许再发生的，又开始再工业化的过程。另外，欧洲的国家也积极地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是免税的优惠。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
七是新兴市场业态的机会。现在有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完全是和过去不一样的。按照过去统计局的行业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统计局的指标体系要发生变化。这个背后就是互联网信息化和大数据的推动，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类的企业，也是很好的机遇；基于社交网络趋势的，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的，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太多了。人们的生活完全在互联网上进行，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跨界整合中赢得发展先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企业一定要抓住海外并购机会。我国的制造业在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上与发达国家企业还有较大差距，由于新常态发达国家也面临较大困难，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我国目前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通过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促进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从而缩小与他们的技术水平与附加值上的差距，不会造成重复投资和增加对现有产业的过剩产能。二要抓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海外尤其是向非洲转移的机会。目前非洲的情况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相似，有10亿人口和大量剩余年轻劳动力，目前工资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不仅是我国劳动密集产业转移的最佳地区，也许是全球劳动密集产业转移的最后一站。中国企业在向非洲转移过程中也会面临当地的政治、法律、文化、经济情况不了解的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愿意提供智力支持。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认为，未来中国在七色经济投资方面有机会：一是白色经济；二是红色经济，即以理性、儿童为代表产业，即教育产业；三以海洋为代表的蓝色经济；四是以绿色食品、环保为代表的绿色经济；五是以各种各样金融服务为代表的金色经济；六是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橙色经济；七是象牙色经济，即高雅时尚的文化、艺术、休闲、健身等，这七色经济，将是未来中国很有成长的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未来一定要在三个方面结合好：一是与移动互联网，二是与现代金融，三是与现代产业。三者结合才能代表未来。这就是在跨界的整合中赢得先机的方法，这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态势。
独立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中国正面临百年未见之变局：一是过剩经济取代短缺经济；二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并举发展；三是玩乐经济取代吃喝经济；四是人口过剩大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企业要想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抓住机遇？一是回到创新，创新的企业未来一定会得到回报。二是抓住投资机会。未来国家一定会简政放权，重视民间投资。三是企业家要抛弃浮躁心态做一件事，认真研究中国经济动态、产业动态，重新调整企业发展战略，适应新常态，抓住新机遇。四是最重要的企业家要转变思维，站在一个新的高点来看中国经济。
出海投资四大方式
与国内投资四大产业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CEO梁信军认为，中国未来企业要将全球化和中国化融合在一起，所有的融资问题对中国企业都是公平的，而投资机遇也是公平的，关键是你是否有解决问题、发现机遇的眼光。
一要关注欧洲、日本的低成本资金。梁信军通过比较分析，中国的国债到期收益率曲线，从短期到长期，年息从3.5%到4.5%左右，而在美国进行贷款、发债，会比在国内便宜两个百分点；欧盟的5年期0.5%左右，10年期是1%左右。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0.5%，日本比欧美还低一个百分点。欧洲跟日本至少在两到四年以内，利率会非常低，因此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利用欧洲、日本的低成本资金。
梁信军还通过产业资本的模式、资产管理的方式和保险金的模式三种不同的融资方式的成本比较，认为融资成本最便宜的融资模式是保险金模式，即巴非特的成功模式。他介绍，到目前为止，保险金融资产占复星总资产的比重已经达到37%，并且这个比例将来还会进一步上升。作为企业家要考虑降低自己的资金成本，具体的措施可以包括：第一，到欧洲、日本去找便宜的钱；第二，彻底改变融资的模式，认真比较实体经济的融资模式、资产管理的融资模式以及保险金融资模式的差别。
二要把握出海投资的四大方式。梁信军认为，所有的投资机会都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复星除了大中华区之外，在全球有22个项目。到海外的投资，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的资源。现在越来越多的行业在兴起，中国的销售量，会变成全球的第一。而且这个行业的清单越来越长。中国市场占全球零售行业的比例，会达到20%到40%，我们找这些行业当中全球性的领导性企业，成为他们的第一、第二大股东，再快速带他们回中国市场成长，通过中国的成长，就可以抹平其在全球其他市场的下降，从而快速恢复全球性的增长。第二种模式是寻求长期成本合理的资本来源，即在海外找便宜的钱。我们在葡萄牙按照净资产买下的一个保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能够为我们提供成本仅为3.2%的长期资金。第三种模式就是匹配保险金的需求，增强在当地的投资能力。我们不能指望中国人每两个月到欧洲出差两三天去做投资的调研和决策。我们一定要拥有当地的平台，这个平台既可以建设，也可以购买投资。例如，我们收购了日本第五大房地产的基金管理公司IDERA，收购价格是按净资产0.98倍。有了这样的日本当地投资平台，我们在1-2个月内就帮助他们投资成功了第一个项目。第四种模式是跟海外企业一起到中国发展业务。这种方式较为安全。
三是在国内投资的四大产业。梁信军认为，我国城市人口消费中，中产阶级及以上阶层的消费占比在2012年达到31%。但是到2020年，这个数字会达到81%。未来的10年，中国经济更多的会被消费驱动；而消费爆炸性增长的机会，主要在于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奢侈品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虽然当前奢侈品的销售量在下降，并且2015年也许还会下降，但这恰恰是投资奢侈品的最佳机会。梁信军列举产业投资建议的四个例子。第一是旅游产业，它的规模比医药行业还大，并且增长率可以达到18%。旅游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是出境游和入境游。所以跟中国的出境游有关的行业也是增长非常快的黄金产业。第二是影视娱乐业，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已经是全球第二，而且增速每年保持在20%以上。所以现在也是投资影视娱乐业非常好的时机。第三是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除了电子商务，在诸如网络游戏、第三方支付、基于移动端的货币市场基金等细分行业，中国市场的规模也都已经超过了美国。第四是大健康产业。大健康是一个产业链，从教育培训到生产制造，再到批发零售物流，以及养老和医疗服务，复星是全产业链布局的，在健康产业的研发方面在国内是一直领先的，未来在整个产业链上也将保持领先。
根据市场新的标准
选择企业的活动
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潜在空间包括：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实体经济技改换代空间；基础设施多轮升级空间；服务业成为长期增长新引擎的空间；与科技、信息等因素结合的农业现代化空间；环保产业应运而起的增长和支撑作用空间；地区间的梯度推移空间；消费占比低的调整和人均收入增长空间，以巨额外汇储备支持“走出去”的对外投资空间等。而所有这些空间的打开、潜力的释放，莫不需要以改革来“激活”，以制度供给来提供放大“乘数”。
他认为，经济增长新常态从微观方面看，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度和性价比明显提高；从结构方面看，是供需结构、区域布局结构、内外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均衡；从宏观方面看，是发展空间可持续拓展，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缓解，产品、服务、资金通过市场交换顺畅有效益地循环；从经济发展流量与存量的关系看，是形成的各类固定资产、基础设施、不动产的品质明显提高，系统配套性、布局合理性、耐久性和可传承性明显增强。达到这些标准，还有明显差距。因此当前经济转型和改革攻坚的任务十分繁重。这些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经济从一个做得快、做得多向做得好、做得优、做得省这样一个新模式转变，这就形成了市场根据新的标准重新选择企业的活动。从企业来看，面对的市场竞争比过去激烈了，要取得订单比过去变得不容易了，成本压力也不断加大了，企业必须努力从过去“有没有”的标准转向现在“好不好”的标准，必须从低水平、低成本扩张，转向质量效益型增长。
（责任编辑：罗志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