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程度因素进行了分析;何兴强等（2009）探究了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的影响;朱涛等（2012）就商业保险对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传统的资产配置理论认为，理性人的投资决策是“将鸡蛋放在不同篮子中”，但实际情况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呈现出组合较为集中、比重单一的情况，即资产配置的有限参与（孟亦佳，2014）。关于“有限参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参与问题，即哪些因素影响了家庭投资决策。财富水平（Vissingjorgensen，2002）、受教育程度（Bayer等，2009）等都是影响家庭参与市场投资的因素。在生命周期的框架下，年龄增长与劳动收入增加会导致家庭金融资产更多地配置于风险资产之上;随着退休期临近，家庭金融资产则更多地配置于国债等风险性较低的金融资产（Cocco等，2005）。性别也是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之一（Poterba，2003）。二是对市场参与程度研究，即不同金融资产配置比例问题。收入风险对家庭的资产选择有显著影响，高的和可变的收入家庭相对于低的和稳定的收入家庭，风险资产的持有比重更低（Heaton，2000）。不可保的收入风险会降低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Guiso等，1996）。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资产投资率有负向影响（Cocco等，2005），对医疗保险或商业健康保险配置有正向影响（何兴强等，2009）。
综上所述，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众多，家庭的“异质性”和“有限参与”与传统的投资理论并不完全相符。面对现实的养老问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可能会向养老保险倾斜，以降低养老风险产生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家庭的投资决策。就国外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会促使老年人增加储蓄（Chamon等，2010），保险深度和社会保障覆盖率对股票市场的参与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Gormley，2010）。但是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有待完善，未富先老问题已经显现，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养老保险的参与率，进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有待定性和定量分析。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人口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家庭及其应对老年风险的机理
家庭是以具有血缘、姻缘和收养关系成员为基础而构成的亲属团体，亲属成员之间具有抚育、赡养责任和义务，并有共同的经济行为和生存依托（王跃生，2016）。作为基本经济生产和生活单位，家庭也是应对风险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的逐渐衰老，会提高一系列丧失事件叠加发生的概率，由此形成养老风险的集中爆发（穆光宗，2002、2014），并转嫁到整个家庭上。尽管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化分工使原本由家庭承担的一部分照料慰藉服务社会化，但这部分服务的经济承担者仍然是家庭。家庭资产配置决策基于家庭不同的收入水平、消费需求、人口负担等实际状况以及未来可能的状况而定。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家庭老年人占比越高，家庭面临的老年风险越大，其消费投资行为面临的约束将与年轻型的家庭大不相同，这将迫使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即家庭老年人比例较高时，家庭面临的老年风险加剧，家庭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更为保守。据此，本文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