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判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通过优化设计环境保护政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激励微观主体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产与消费行为，进而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绿色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由于改革时间的不同步，既有文献大多分别研究资源税改革或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影响效应，其中对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影响尤其被学者们所关注。①征收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源税在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租金。理论上，征收资源税增加了企业使用资源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1-2]。但另一方面，征收资源税有利于纠正资源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并提高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3-5]。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大多数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征收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具有负向影响[6-8]，少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与此相悖[9-10]。征收资源税还具有环境保护效应。2016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强调要发挥资源税在“组织收入、调控經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征收资源税通过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传导机制激励下游企业高效而节约地使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同时有利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从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11-12]。实证研究结果亦支持资源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假说[13-14]。②征收环境保护税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源于Pigou[15]通过对排污者征税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许多欧洲国家（如丹麦、芬兰、荷兰、瑞典、挪威、英国等）在上世纪90年代付诸实践。2016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单独设立环境保护税[16]。基于税收中立原则，增加环境税收入的同时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可以产生减少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效应[17]。以中国为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有效地减少污染，但对产出的影响不确定。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促进产出增长，从而带来“双重红利”效应[18-21]，另一些研究则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22-25]。
将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割裂开来，分别研究各自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偏误。如，在不考虑环境保护税的条件下，单独分析资源税的减排效应，并以之为依据确定 “合理的”资源税率将偏高。同理，若不考虑资源税，单独分析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以之为依据确定“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率同样会偏高。过高的资源税或环境保护税将为宏观经济产出带来较大的负向影响。由于这一偏误的存在，乔永璞[26]等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判了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税率增加，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将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经济增长的倒U型特征，而且两种税均能显著地降低废弃物排放水平。但其仅分析了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通过可耗竭资源使用这一单一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废弃物排放的机制，没有考虑清洁能源和可耗竭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由此可能会导致评估偏误。本文通过构建多部门动态CGE模型，分析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综合影响。在模型化能源使用的同时考虑了电力与可耗竭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因而使估算结果更加可靠。同时，在分析环境保护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时，将产出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四个部分，有助于识别环境保护政策影响产出的途径。本文所构建的分产业部门CGE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决策者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另外，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不同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探究减排效应大、对产出负向影响小的税率组合，为优化设定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的税率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