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政策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经过10多年的发展，也伴生了很多问题。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正确的政策应对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从长期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能否实现发展转型的关键，是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首先要有一个顶层设计，即明确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在大系统的顶层设计做出以后，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就经济体制方面而言，特别要关注国有经济、财政体制、金融市场、小企业等的发展问题。所有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
关键词十二五 中国宏观经济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顶层设计 政府改革
作者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教席教授。（北京：100010）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情况复杂。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一
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过去30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增长，然而消费需求不足，使GDP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政府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对外净出口（出超）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维持了较好的增长。但到2008年以后，因为全球金融危机，连续几年出口受限，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国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从1999年到2010年，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我国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持续十余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特别是2009年，广义货币M2的流通量增长了27.7%，2010年又增长了19.6%。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其中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最近两个月都超过5%，达到了中等通胀水平。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其实，2008年已经出现了类似情况。从2004年到2008年，我们一直靠着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支持高速的增长和维持人民币的低汇率。2007年，不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第四季度的CPI也超过了5%。2008年3月份，CPI又超过了8%，严重的通货膨胀一触即发。不过在这个关键时期，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一发生，大家都捂住钱袋子，货币的周转速度突然间降了下来。于是，流动性严重过剩突然转变为流动性极度短缺。这种现象给人一种印象，以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需求过大，而是需求不足，所以政府2008年下半年决定采取“扩需求、保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进行“铁（路）公（路）机（场）”等基本建设投资，海量发放贷款，拉动GDP增长回升。
为了破解宏观经济的这种两难问题，首先需要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判明这种两难问题的根源是什么。2008年以来，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时候，通常是通过所谓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状况，来分析总需求的态势，认为经济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决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有两驾（消费和出口）太弱，拉不动经济增长。那么，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
问题在于，这种“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显然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的变形。但凡学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处理的是短期问题，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而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问题正好是长期问题。因此，研究这类问题，需要用另外一种分析框架，即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Y=A*F（K，L）。
二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增长模式（Growth Pattern，中国叫“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2007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把提法改成“经济发展方式”。尽管叫法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
针对增长模式问题的讨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早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苏联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中国则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开始讨论的。1981年末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提出来的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十大方针的核心问题就是“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围绕着提高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95年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正式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后来的每个五年计划，直到“十二五”，都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提出来。
那么，什么是增长方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西方国家的早期，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两次产业革命之间的那种增长模式，其特点是靠投资来驱动增长。苏联在第一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按照马克思的分析，由于资本对于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增长方式会导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国民收入中劳动者的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从而造成社会总需求中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和最终需求不足，而产能却在不断提高，于是就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发生。二是由于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相对降低，造成了劳动者的收入无法提高和失业的不断增加，加剧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两个问题最终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
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1953~1957年）也沿袭了这种增长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带来了很大的物质损失和生命损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上剧烈波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都濒于崩溃的边缘。
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办法，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这种做法带来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当然，现在多数所谓的“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依然很低，我们应该努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不过，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在农村的状况相比，还是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第二，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而且不断增加。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地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三
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我国的台湾地区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10年、20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非常相像。
日本在这方面最为典型，它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高速增长之下的内需不足问题，以至于采取贸易立国的方针和政府支持出口的多项政策。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日本的高速增长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到了80年代日本已大有问鼎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之势。就在此时，1990年日本突然发生股市和资产泡沫的崩盘，迄今还没有看到复苏的迹象。这是因为执行出口导向战略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套政策，就是本币汇率低估。在实行对外贸易垄断的情况下，可以用行政办法来限制进口、支持出口。但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汇率来限制进口、促进出口。在开放经济中，虽然汇率是由供求决定的，但一个主权国家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入市干预，收购外汇形成本国货币低估的状态。在本币低估的状态下，进口的产品会卖得比较贵，出口的产品会卖得比较便宜，也就是用经济的办法来实现少进口、多出口，达成出口导向的政策目标。
这一配套政策在前期是很有效的，但当这个政策成功地执行了10年、20年之后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它们的创新动力就会大大削弱，有些国家甚至就此变成了产品没有自主技术含量的所谓“劳动密集产业专业户”。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会大幅增加，这就会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形成贸易摩擦。这个时候就需要做出选择：或者调整出口导向政策，让本国货币升值，使进出口大体平衡，对外贸易的功能也由通过创汇增加总需求，变为取长补短改善资源结构；或者坚持出口导向政策，这就需要设法保持本币低估状态。因为本币低估和促进出口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如出口企业的利益、出口地区的利益，所以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而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这样，中央银行就会变成了一个被动超发的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多了，不外乎流向两个地方：一是资产市场，二是消费品市场。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品市场就会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我国的台湾地区，主要表现都是资产市场泡沫形成。泡沫一旦破灭，经济就会陷入低谷。
对于日本1990年泡沫破灭的原因，国内的流行说法是由于日本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签订“广场饭店协议”，实行日元升值造成的。这种说法完全把事情说反了。实际情况是，1986年日本和发达国家达成“广场饭店协议”，日元不能再用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了，然后日元就猛然升值。日元升值以后出口受到了影响，日本的货币当局——日本银行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收购美元阻止升值过快，另一方面增加内需来弥补出口需求的降低。结果由于货币超发，资产价格泡沫很快吹大。上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显得财大气粗，在全世界收购，最有名的就是把美国资本主义的标志性建筑——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收购了下来。据说日本东京的房地产市值总额甚至可以把全美国买下来。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中央银行发觉事态不对，要求紧缩，但是因为大藏省（财政部）的反对，直至1989年双方才达成一致。而刚刚开始紧缩，1990年初就出现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崩盘。
总之，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由于多年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M2对于GDP的比例达到180%以上，成为世界第一，我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
四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恐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而我们的宏观当局——中央银行的专业水平较高，如果方针定得正确，他们维持经济的短期稳定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而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在这一点上是很明确的，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二五”的主线。1995年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国家计委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靠资源投入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靠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讨论时，总结了苏联的教训：这就是其在1965年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直到苏联解体时还没有转变过来；关键是粗放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性产物，并认为这种教训主要是当时只想改发展方式而不想改体制。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第一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由于“九五计划”正好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全面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方案相配合，“九五计划”要求的两个转变都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到了“十五”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城市化的加速，城市规模迅速扩大。这时，各级政府通过征购农民土地掌握了一种新的重要资源，即土地。于是他们就运用老的增长方式，靠大量投入土地和贷款来提高本地GDP的增长速度。这样就出现了粗放增长方式在“十五”期间的大举回潮。
制定“十一五”规划时重新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且比“九五计划”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增长模式转型的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具体途径：一是加快城市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农民从低效的农业到相对高效的非农产业就业，不仅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特别重要的是，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型，还使得原来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了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化，能够解决城市居民分裂成富人和贫民两个群体这样一个深层的社会问题，意义十分重大。二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对此，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台湾宏基的创始人施振荣所说的制造业的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现代制造业其实是一个服务化的制造业。过去的加工制造业就是做加工，而现在的制造业产业链很长且向两端延伸，前端是研发、设计、生产资料的供应链管理，后端是品牌营销、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从商业服务一直到金融服务，制造业的价值链的形状就好像一个人微笑起来的曲线，前后两端附加值高、盈利性强，而加工的那部分附加值很低、盈利性很差。宏基的后端延伸，一直延伸到做ACER的自有品牌；延伸得不太长的如富士康，还是做OEM代工，但也包含了许多自己的专利和专有技术。所以，现代制造业如果想提高整体附加值就要进行服务化，而服务化的内容就是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三是发展服务业。有人说，服务业在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其实服务业在20世纪初期就脱颖而出，很快超过了制造业的份额，成为三大产业中最大的一个。比如，香港服务业份额已占到90%。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它的发展基本与分工同步。随着分工的深化，很多服务业都不是像早期那样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而是为生产者服务，叫做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继续深化的结果会出现一些所谓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当有重大技术突破时，就会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产业。
“十一五”规划是一个很好的规划，但执行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有些地区、城市做得不错，但是从全国来看，效果并不如人意。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在“九五”时期讨论国家计委建议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体制问题，但那个时候的讨论较粗。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就比较具体了，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绝对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的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所谓“市场经济”，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特别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基于现在的产权结构，政府又多了“土地”这个重要的资源可以支配。因为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征地问题——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很容易用很低的价格把土地收到自己手里，变成支撑GDP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此外，金融虽然市场化了，但是各级政府对于金融机构发放信贷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到了“十一五”时期，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
在“十一五”的制定过程中，除了我刚刚说到的体制性障碍消除得不够快，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强调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技术人才数量少、水平有限造成了创新能力不足，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且不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于是，有了许多技术发明，但变不成产品，生产出了产品，又发展不成产业。而现代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往往几个月、几年过去以后先进技术就是二流技术了。此外，由于存在司法的地方化，使得很多人不愿意创新。因为“你创新我仿冒”，“我只要争取到了司法管辖权（地方保护），你未必告得赢我”。
所以到了“十一五”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就在中央党校办了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开班讲话中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
五
今年是“十二五”第一年，这个五年计划无论如何要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突破当前的两难状况，走上持续发展的坦途。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够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坚持改革才能够建立起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所以政府必须实现自己的承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基础的变化。”
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各级政府尽管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这样做不但欲速而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网上透露出铁道部长被双规的前一天，国家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好在开会，会上有好几位专家提出，报刊上宣传的“中国高铁奇迹”有许多浮夸不实之处；而且投资规模太大，不是国民经济能够承担的。这些专家对这些项目能够得到批准，并且在报刊上大肆宣传感到不解。最近大家都看到，在铁道部领导发生变动以后，京沪高铁的速度降下来了，今年的高铁投资据说也比原来计划的7000亿元减少了1000多亿元。如果属实，倒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做法。事实上，由长官指定项目、选择技术路线、动员大量资源投入来营造“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情况，不仅是一个部门存在，而最后都得由老百姓“埋单”。
为了推进改革，在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叫做“改革要有顶层设计”。今天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我认为，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最顶层的设计就是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在中国改革的早期阶段，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类似于日本等东亚国家、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在21世纪初期，中国初步建立起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沿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方向继续向前推进，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今天人们的思想则有不同的取向，比如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的讨论，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
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做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像经济系统、法制系统、文化系统、教育系统，许多设计并不是很明确。比如教育应当改革成什么样子，目前中国教育系统存在的两大“特色”，即“行政化”和“官本位”是否应当维护和保存，都存在很大争议。不搞清楚这些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改革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我觉得目前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关于国有经济，1997年的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国有经济要向重战略性部门集中，而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退出，或者叫作“国退民进”。第二是国有企业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这两项工作在十五大之后有了相当大的推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小企业改制，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大企业的改革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尤其到了21世纪以后，垄断性国有大企业集团的改革明显放慢，有些地区和部门甚至出现了所谓的“国进民退”的开倒车现象。
关于财政体制，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用财政学的语言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及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原则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让中央给地方更大的财权；另一种是中央和上级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和媒体一般倾向于第一种意见。他们的论据是中央收入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大部分（2010年为51%），地方收入只占财政总收入的小部分（2010年为49%）。不过这个数字没有计入中央从富裕地区收上来、转到后进地区的转移支付。如果计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2010年为例，中央财政支出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7.8%，地方财政支出占82.2%。当然，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没有规范化、制度化，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很小，赋予了中央官员和部门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这与中央、地方的支出结构不是同一个问题。许多财政学家认为，中国财政的支出责任过分下移，造成支出结构过于分散化，建议支出责任更多地由上级政府承担。我以为，不管如何选择，必须经过充分讨论赶快做出决断。
关于金融市场，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很多，但是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中国目前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是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得不够；二是监管上也有问题。就监管来说，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比如，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基金（PE）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制度安排。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与现在实行核准制、IPO的“关闸”、“开闸”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联系在一起等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金融体系的基准价格是利率，对外关系的基准价格是汇率。就利率形成机制来说，中央银行已经表明态度，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对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领导在中美高层会议和其他场合也表明了态度，要继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这两样的市场化改革都应当抓紧进行。
关于小企业，由于小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融资难等经营环境问题，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贷、扩需求保增长的时候，小企业也很难贷到款。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2009年的时候，我问过一些基层银行负责人，在资金十分宽裕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不愿给小企业放款。他们的回答是：现在管理当局一再催放款，这样大规模的放款必然会出现烂账，而一旦小企业出了烂账，自己如何免责？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放款给国有大企业以求自我保护。可是，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甚至失业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等顽疾。国务院领导人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因此，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自我革命，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根据过去30年的经验，改革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注 释：
① 本文系作者5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报告整理而成。《探索与争鸣》编辑部感谢陈宪老师的举荐。
编辑 李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