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与印度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历来为人熟知且彼此间渊源甚久，同时作为民间文学的发祥地的两个国家在文学上亦有诸多相似之处，机器金翅鸟的故事出自印度民间文学代表作《五卷书》，“金翅鸟”形象在印度历史上流传深远，早在神话时期便是印度崇拜的神灵形象。无独有偶在我国维吾尔族民间也广为流传着与其有相似情节的略带神话色彩的“木马”故事，同类型的故事何以出现在不同地区，究其原因，是丝绸之路的贯通及大众心理的共通性为它们提供的交流契机和相似素材。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中亚各国及印度往来的主要交通货运要道，它引进和输出的不仅仅是货物，更有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西域作为沟通中西方的桥梁历来是文化汇聚融合之地，西域与印度产生交往和文学上的相似有着良好的契机和孕育的土壤，但是尽管二者有交流、有融合，然而地域特点及宗教观念的差异及各自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二者的不同之处亦比比皆是，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既可以充分了解二者的交流情况又可充分认识各自的本土特质，对于金翅鸟和木马形象异同的梳理不仅仅是对历史上中印文学交流的一种再现和补充，同时也对今天的“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提供了文化支撑和心理认同。
[关键词]印度；维吾尔族；木马；金翅鸟
[中图分类号]I27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8-0091-05
民間故事作为最早广泛流传于各民族的文学样式，其产生之初往往是民众间的共同口头创作。季羡林先生曾说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无论差异多大，在民间故事方面总是极为相似的，学者常常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人类童年期心理结构的单纯性和相似性。“会飞的木马”故事在我国渊源甚久，在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中便有这一故事的原型，而主人公原型常常被认为是我国木匠艺人的鼻祖鲁班。尽管产生时间较早，但这一故事在我国中原地区并未产生较广范围的传播和影响，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中原民族未形成广泛影响的“木马”故事在遥远的西北新疆维吾尔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仅被刊印于维文版《石榴国王的故事》中，并于20世纪80年代被刘发俊收集整理在《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选》中。与之相似的民间故事在印度《五卷书》中同样存在，即第一卷的第八个故事——机器金翅鸟。故事情节与我国木马故事一般无二，二者均是人造的飞行物载着主人公上天下地，结局是赢得了公主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尽管故事的主人公身份略有不同，人造飞行物的名称各异，但故事类型的一致性是值得肯定的，并且按斯蒂·汤普森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的分类法，它们均属于类型575的有翅王子型故事。学界一般将不同地区民间故事的相似现象归结于“同境说”和“同源说”，即相似的故事或是由于同出一源一脉相承，或是由于民众生活环境自然地貌的相似因而心理结构趋同创作出相像的故事类型，“金翅鸟”和“木马”作为具有民族特色的故事文本，是基于各自民族的特点形成的有着地方特色的故事样式，但亦有许多相似情节值得推敲和研究。
一、文本比较研究
维吾尔族木马故事与印度金翅鸟故事尽管产生于不同地区，内容上有差异，但总体上二者都可归类于一种机器型的动物为主人公带来好运的故事，对于二者形象探析，首先是对于二者相似而略有差异的文本分析，它们的异同以及各自产生背景将于下文进行详细阐释。
（一）“同中有异”的故事情节
无论是印度的金翅鸟还是维吾尔族的木马，均有着比较定型的故事情节：人造飞行物的出现—驾驶飞行物的主人公—主人公在飞行物的帮助下突破重重磨难—最终获得了幸福的爱情，沿袭了“有翅王子型”故事的一般规律，但差异也无处不在，首先在飞行物的名称上就显示了二者的不同，金翅鸟是印度神话中的典型形象且这一形象还出现于故事之中并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而马作为游牧民族最主要的生活生产工具，马背传统造就了他们的爱马、尊马习俗，马在游牧民族之中最初除了是生活工具，更是进行战争抢占牧场的伙伴，占有大量马匹也是占据草原的一种巨大优势，故而马在游牧民族中比在农耕民族中的地位更高，后世也常常有“飞马”之说，这也为人民创造“木马”故事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来源。此外《金翅鸟》男主人公是织工，金翅鸟的制造者是他的朋友车匠，而《木马》故事的主人公是王子，木马的制造者是木匠。维吾尔族的故事更多地延续了民间故事的王子、公主模式，而印度故事却有着其独特的种姓制度印迹。
二者的都带有自己本民族的烙印，首先维吾尔族的《木马》故事有着少数民族故事一贯沿袭的简洁通俗风格，开门见山即进入故事主题，故事一开篇就是木匠与铁匠找国王来为他们评断谁的手艺更好，木马就随之出场了，王子与木马就开始了神奇之旅。此外故事中的对话浅显易懂，句子并没有多少修饰，很明显是出于人类童年期的故事形式。其次故事中出现了“沙漠”“桃干”“梨干”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名词，甚至第一次二人已逃脱皇宫而公主要为公婆带礼物以致被抓的情节，都与我国的传统习惯难以分开。王子与公主见面时欢快的舞蹈也是其他故事中不曾出现的情节，这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民能歌善舞的标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金翅鸟》故事产生于《五卷书》，而《五卷书》的宗旨又是以教授王子统治之术为目的，故事充满了讽喻性、教育性的语言，同时反映下层人民对上层婆罗门及国王的反抗和讽刺。所以《金翅鸟》故事中贯穿着印度独有的“种姓制度”，以刹帝利阶层的织工追求婆罗门阶层的公主，这本身就有一种下层人民对上层的反抗，渴望摆脱这种困境。其次在故事中还有印度神的参与，这也是《金翅鸟》故事的独特之处，尽管《木马》故事中也有“白胡子老头”，这个“白胡子老头”也有可能是神灵的化身，但是这一形象的出现是在主人公梦中出现的，因此《五卷书》的神灵色彩较《木马》故事还略为浓厚，此外在印度故事中有大量诗歌掺杂其中，故事的连贯性常常被诗歌所打破，且其中还时常夹杂说理语句，这些也是与其编制目的分不开的，故事只是为了其说理而服务，所以故事成分并不重，似乎并不单独仅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充满了文学性，因此在文本的优美性和流畅性上颇有进步，在细节描写上如对公主的描写“头发像波浪一样滑腻柔软，又像带雨的云彩一样的黑”[1]65，描写细致入微、充满美感。
（二）西域多元文化的印度影响
新疆古称西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成为沟通中西方的桥梁，所以从一开始它的文化便具有多民族、多样化特色。在宗教方面，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一直是多宗教并存的场所，其与印度的最初交流便是由佛教的传入开始的，新疆南部至少是从公元前后以来就已经非常流行佛教及佛教文化，但大约在公元1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伊斯兰教的传入，佛教便渐渐在我国新疆地区销声匿迹了。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确切日期现在还存在争议，在《旧唐书》《新唐书》等历史文献中曾有记载“大食国始遣使朝贡”，尽管有学者认为使节来华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但是学界一般还是将伊斯兰教传入我国的时间定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11世纪左右新疆南部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基本上实现了伊斯兰化，伊斯兰文化开始取代旧的文化传统，但佛教真正在新疆失去主导地位则一直延续到15世纪。且印度佛教的到来也伴随着印度的其他文化内容和形态。“以佛教的传入为媒介，印度的文化，如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医学及天文历法等，也都纷至沓来，越过耸入云端的帕米尔高原而落户西域、河西走廊等地，对回鹘的文化多有影响。”[2]33耿世民先生曾在总结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谈到南疆地区的语言状况时明确指出早在玄奘的时代就已经发现新疆南疆各地语言多受印度语言的影响，有些甚至就是对印度文字稍加变化而得到，印度文化对回鹘西迁之前的西域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比较故事学家刘守华先生通过对古代印度故事和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中流传的故事进行比较后，认为印度文学对中国新疆各民族文学的影响确实存在：“故事的传播方式，不外乎口头与书面两种。由于中印两国在地理上的接壤，人民群众之间自古以来就在经济、文化上有频繁的交往，印度古代的童话、寓言完全可以用口头方式直接传播到我国藏族和其他民族中间来。可惜这方面的材料缺乏，只能加以推想。印度古代民间故事传入中国，看来主要是采取书面形式。这方面的材料虽然有限，却颇能说明问题。首先是《五卷书》的翻译……其次是通过翻译佛教经典，把有关故事传到中国……第三是对印度故事的改编。”[3]187回鹘学者杨富学也认为来自印度的佛教故事、民间文学、梵剧和讲唱等对维吾尔民族的民间文学、民歌、谚语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很多印度文学作品流传到新疆后都得到一定的改编[2]4。
西域文化的印度影响是难以忽视的，金翅鸟故事与木马故事的相似性更是对于印度与西域文化渊源的一种最佳见证，且以上讨论都从侧面反映出印度故事对于西域文学的一种影响作用，但是二者又各具本土特色，金翅鸟故事中有着浓厚的印度教色彩，乾达婆、世尊那罗耶那、尸赖拏迦湿补、干娑、摩图、迦吒婆等印度教中的神魔形象始终贯穿于故事情节之中，且主人公织工的出场和他试图获得公主的芳心所采取的方式都是假借神灵的身份完成的，甚至于最后为完成国王所提出的要求也是在神的参与下实现的。木马故事中宗教色彩尽管较之金翅鸟来说不太明显，但伊斯兰教的痕迹也是难以忽略的，故事中老人将自己获得的意外财物归结于胡大的赏赐，主人公在遭遇危险之时总要先向胡大祈祷，主要显示维吾尔人民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但故事本来的面貌却并未发生大的变动，只是时代的变化、地域特色更加突出和明显。
二、两者形象流变比较
维吾尔族木马与印度金翅鸟形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文本中便已得到呈现，它们尽管有相似但也各有特色，民间故事的相似形像历来也有很多，原始初民心理结构的简单相似性很容易产生类似的故事，但其产生也并非完全偶然，通过对二者形象产生和发展的梳理，在其流变中对二者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一）形象的产生和发展溯源
民间故事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口头性和广泛传播性、变异性，正是由于远古时期的口头性创作，使得大多数民间故事难以考察其产生的具体时间和作者，并且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难以知晓其最初的故事形态，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难度重重，因此对于金翅鸟和木马的形象目前也仅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粗略的判断。
金翅鸟作为印度神话中的形象其出现时间颇早，但其作为《五卷书》中一个被书面化书写下的故事，则主要依据《五卷书》的形成时间来判断，学界的说法是其最早在公元前1世纪便已成型，但目前流行的主要版本是12世纪耆那教的一个和尚所编订的，所以金翅鸟故事最晚在12世纪之前已经完全定型并流传于印度。我国维吾尔族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其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岁月，最早在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前便有内地居民迁至新疆，形成了多民族共存的情况，后经历汉唐王朝等，大约在公元9世纪左右，回鹘人由蒙古高原迁往新疆，与新疆的汉、羌、蒙古等族逐渐融合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民族——维吾尔族。并且维吾尔族由此也渐渐从游牧民族向以城乡为中心的定居农业生活过渡。《木马》故事作为少数民族民间流传故事，由于其文献资料的匮乏以及语言等障碍，其鲜少见于史籍或文献资料，它被收录整理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80年代，且具体形成时间难以考证，但据其内容中独有的时代特色大致可以推断其产生的历史阶段，在故事中出现的“做礼拜”“胡大”“真主”等词语，很显然是伊斯兰教的显著特征，所以这个故事当产生于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尽管其下限难以说明，但其上限至早就在公元10世纪以后。单就时间来看金翅鸟的形象似乎早于木马形象的出现，木马故事有可能来源于印度的金翅鸟形象，但也不排除二者都是受到其他民族更早故事的影响，但以上谈及印度文学对于西域影响颇深，所以二者间的渊源及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
（二）古代丝绸之路的契机
2 000多年前，我国开辟了一条由长安经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带去往印度中亚的贸易通道，这条通道曾长期扮演着运输中国货物尤其是丝绸的角色，備受西方推崇。19世纪末，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德·霍芬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的第一卷中第一次将这条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4] 。在历史长河中它不仅沟通了我国和中亚欧洲等国家的商贸往来，东西方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交流融合。众所周知，我国敦煌地区在这一交往过程中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石窟无一不在昭示着辉煌的过去。在开凿于公元5世纪末的云冈石窟9、10号窟里，还发现了金翅鸟的形象，在克孜尔千佛洞纵券窟顶中脊的两端所绘的天相图里，金翅鸟和日天、月天、风神、立佛组合在一起[5]326-327。唐朝时期玄奘曾沿西域去往印度取经，丝绸之路也曾一度成为佛教徒的必经之道，直到今日在丝绸之路上仍有佛教徒的踪迹。西域作为与印度联系的重要路口，民间交往络绎不绝，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相似的故事情节、发生文学间的互相学习借鉴也是合情合理的。
丝绸之路作为沟通我国与中亚欧洲的通道，今天这一历史价值仍经久不衰，“一带一路”的提出正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对当今欧亚大陆的再一次贯通。史书上曾有记载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6]31，最远到达印度阿富汗等地，尽管两次出使西域都未曾到达阿拉伯，但是却为后来人起了一个引路作用，后来班固曾派甘英到达条支的西海（今波斯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郎樱教授也从理论上做过这样的阐述：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波斯毗邻接壤。波斯是个文明古国，从汉代起就与我国保持着密切的往来[7]158.丝绸之路以新疆为主要通道口，故而新疆少数民族与印度阿拉伯等国家的来往更为便利，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促进了贸易的往来，民间交往更是便捷活跃，一度出现了众多翻译阿拉伯、印度文学的学者，《五卷书》以及印度著名史诗等都在我国广泛传播。金翅鸟形象在克孜尔千佛洞中被发现，说明印度与新疆地区往来甚多，在这一过程中故事间的互相传播就变得更为便利了，但金翅鸟始终是印度的代表，这一形象有着不可改变的民族特质，而维吾尔族的木马则在进一步的生成之中被赋予了少数民族的情怀，也是其独特之处。
（三）大众心理的共通性
善有善报的大团圆美满结局历来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理渴求，这些心理共通性常常是源于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因为在现实中总是充满了各种磨难及不如意，人们为了生存下去，便想象了一个美好的故事世界，将自己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借故事中人物来实现，因而民间故事来自民间，是人民内心的真实写照，尽管也有幻想却不同于文学的虚构，更具朴实性和真实美。
在《金翅鸟》中这个主题就体现在刹帝利和吠舍的种姓之争中，印度严格的种姓制度使得上层人士不与低于他们种姓的人通婚，但是织工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按照法律，一个刹帝利可以有三个老婆。这一个老婆说不定是一个吠舍的女儿呢，因此，我才这样地爱她”[1]68。这是对种姓制的一种不满也是一种抗争，而且最终得到神灵的帮助，寄托了普通大众的向往和希冀。《木马》故事基本上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童话模式，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结局几乎是每一个童话故事惯用的套路，这也反映了大众的心理需求。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有不如意之事，而迫于生命的有限性、个人条件的局限性，我们往往很难摆脱这些困境，正所谓求而不得所以才更让人向往，王子与公主又常常代表着善良、美好和幸福，所以他们的故事更能激发人们的喜爱也更合乎常理，故而借用王子与公主的故事表达民众的心声是情节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特定时期一定故事模式的依从和展现。
三、“木马”与“金翅鸟”形象比较的现实意义
“木马”形象与“金翅鸟”形象的比较研究，与其说是两个民间故事的比较，不如说是两个民族古代文化的一种溯源。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印度，自古以来交往密切、往来频繁，古代丝绸之路的畅通更是使二者在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得到了全面的交流和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和民间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民众心理也有了一定的趋同性，印度大量佛教经典及文学经典被译往我国，两国文学中也有许多相似形象，例如我国的孙悟空与印度的哈奴曼等。西域早期与印度的往来，印度佛教文化以及文学在西域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民间故事的流传常常伴随着一系列改编和改造，形式的口头性决定了其难以成为固定的文本形式供学者追溯探究，“木马”与“金翅鸟”作为众多文本中的一例，其反映的也只是民间文学的一小部分，对于它们的流传轨迹难以给予明确的界定，但其所折射出的两个民族的相似性却难以忽视，作为民众心理共同性的一个缩影以小见大可见其所反映的地区文化背景的相融合一致性。
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需要沿线国家的合作和交流，经济的发展是重要的因素，但更为迫切的是文化的认同和心理的融合，木马故事作为民间故事的代表，发现和研究它不仅是对故事的一种简单挖掘和溯源，是对文学的重新审视，更是对历史上民族间友好往来交流融合的事实再现，“一带一路”的推进为民间故事的发掘提供了契机，使得更多被忽视被隐藏的民间文化的精华被发现，丰富了我国文学的内涵，同时民间文学的研究探索为国家战略的进一步完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支撑和民众心理认同，促进民族交流和相互间友好往来，而且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8]。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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