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上层建筑的转型，中东民主化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制约。该地区依赖自然资源的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缓慢、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都对民主化形成阻障。只要这些阻碍民主化的经济因素不消除，中东民主化的前景仍不乐观。
关 键 词：中东；民主化；政治经济学
作者简介：丁隆，硕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副教授（北京100029）。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1－0032－08中图分类号：F37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众多欧洲、拉美和黑非洲国家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民主过渡，中东(注：本文中的中东指西亚和北非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土耳其和伊朗。)已成民主化发展较为迟滞的地区之一。“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认为，“在过去30年中，中东地区在民主化方面乏善可陈”［1］1。《2004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认为阿拉伯国家普遍存在“自由和良治缺失”（freedom and good-governance deficit）［2］1及其导致的“民主缺失”（democracy deficit）。许多西方学者强调伊斯兰教及其政治文化是中东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 ［3］226。伯纳德·刘易斯认为，“从政治角度看，伊斯兰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暗淡的前景。”［4］89埃利·凯杜里指出，“民主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思想模式”［5］1。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民主化的固有障碍，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伊斯兰教对民主化构成结构性障碍。天主教文化曾被认为反民主，但葡萄牙、西班牙和拉美等天主教国家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西方盛行的“中东例外论”（Middle East exceptionalism）无法解释土耳其等中东伊斯兰国家较成功的民主实践。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适应力强的宗教，从其教法和价值体系中找到民主因素并不难。和其他地区民主化进程一样，中东民主化的自变量是该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是中东民主化的减弱变量，而非自变量。以往关于大量中东民主化问题的研究往往以伊斯兰教作为单一自变量，忽视了经济变量对民主化的影响，从而陷入宗教与世俗对立、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的窠臼中，无法全面解释中东民主化进程的现实。本文拟以政治经济学的地租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理论，选择地租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水平、既得利益集团作为三个自变量，分析它们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探究中东民主化进程滞后的原因。
一、20世纪以来的中东民主化进程
随着西方殖民统治的结束及民族国家体系在中东的形成，中东各国在20世纪渐次开启了新一轮现代化进程。现代性因素和阿拉伯－伊斯兰政治文化遗产相互交织，导致中东各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缓慢。国情、历史和传统的差异造成中东各国间政治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多类型政治制度并存。中东地区既有世俗的民主国家、半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也有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和伊斯兰神权国家。中东国家政治制度的总体特点是民主化进程缓慢，与其他地区相比严重滞后。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东地区出现过两次民主化改革。第一次出现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部分国家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和西方压力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政治参与有限扩大，军人干政减少。如沙特设立协商会议，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等国开放党禁，举行了竞争性选举。但这次政治改革尝试很快夭折。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在阿尔及利亚地方选举和首轮议会选举中获胜的结果使西方认识到在中东推广民主的前景可能是反西方的政治伊斯兰“劫持民主”而上台，这种悖论式的前景阻遏了西方特别是美国推动中东民主的决心。中东政治改革多是受外部压力被迫启动而非自主选择的，是一种应对压力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求生策略。当西方的改革压力趋缓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民主化进程受挫后，中东国家第一轮有限政治变革宣告结束。
第二次出现在“9·11”后，美国推出旨在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的“大中东倡议”，引发了中东国家新一轮民主改革。这轮改革力度强、覆盖面广，并显示出一定可持续性。多个中东国家举行了竞争性选举，部分国家颁布宪法或宪法修正案，赋予女性政治权利。如巴林和卡塔尔进行了宪政改革，沙特举行了首次市政选举，埃及举行了首次多名候选人参加的总统选举，巴勒斯坦举行了10年来首次立法委员会选举，科威特赋予妇女政治权利等。此次政治改革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民主化成为中东地区广泛关注的议题。有关民主化问题的争论在政界、学术界、媒体和民间等多个层面展开。中东领导人、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纷纷发表对民主的看法，政治改革议题首次被列入阿盟首脑会议的议程；其次，引发了中东国家的思想解放。中东国家有关民主化的讨论涉及民主与伊斯兰教关系、民主化与反恐关系、民主在中东的适应性等问题，甚至公开讨论家族统治合法性、领导人任期和选举公正性等问题。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公开要求政府取消紧急状态法，废除领导人终身制，反对共和制国家的领导人家族世袭；再次，中东国家对民主化的必要性基本达成共识，对民主普世性和必要性的怀疑日渐式微。有关民主化的讨论主要围绕改革的途径而非其必要性，巴勒斯坦和伊拉克问题不再垄断中东政治议题。尽管民主化在反美情绪高涨的中东仍被广泛解读为美国的阴谋，但对民主化的非理性反应逐渐减少。虽然新一轮政治改革启动后，中东国家民主化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有所改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逐渐增多，但作为民主化进程关键变量的经济因素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这决定了中东民主化进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
二、地租经济模式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
中东国家经济普遍依赖石油及其他矿产品，采矿业占阿拉伯国家商品生产总值的近40%，工业制成品出口仅占出口总值的20%。2003年，石油收入占阿拉伯国家财政收入的63.2%，占GDP的20.4%。［6］6∶2-4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巴林和卡塔尔）、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经济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石油收入也是埃及、叙利亚、也门、苏丹等国的重要经济来源。石油对中东国家的影响，不仅局限在经济方面，还直接影响着中东产油国的民主化进程。
（一）石油租金对中东民主化的阻碍
马克思认为矿产品收入属于地租收入，他在《资本论》中指出,“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7］759那些可高效生产同种产品的优等地会获得高于最劣等土地收益的所谓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构成农业级差地租。马克思认为级差地租理论也适用于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品，他认为“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7］730,“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7］873。
伊朗学者马赫达维（H. Mahdavi)于1970年最早提出“地租型国家”（rentier states）的概念。他认为石油收入的“地租性”使产油国形成“地租经济”（rentier economy）模式，并使这些国家成为“地租型国家”［8］。石油收入使产油国现代化呈“突发性”和“跨越式”的特点。石油产业的“飞地性”特征使其成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孤岛”，不能对其他产业起到带动作用。大量的石油美元抑制了产油国建立民族工业体系的动力。自上而下的财富分配方式和公民对福利的依赖，妨碍了私营部门的发育。产油国基于石油美元的畸形现代化道路也影响了公民社会的建立，经典现代化路径中产生的专业分工、行业协会和公民意识等公民社会基础在产油国失去了形成的条件。
石油收入从大型石油公司直接流向政府，这往往导致政治强人和威权政权的产生。一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型石油公司（big oil）造就政治强人（big man）。由于石油收入由国家控制，政府拥有足够的财政资源而无需依靠税收维持政府运转，也无需接受公民监督和质询。不仅如此，政府还有能力向公民提供高福利，扮演“施与者”的角色。G.鲁西安尼把国家分为“分配型国家”（allocation states）和“生产型国家”（production states），他认为，“4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石油或外部资源，而且开支占GDP的相当比例的国家是分配型国家。”［9］72
大量的石油收入使中东产油国无需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2003年，阿拉伯国家税收收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5.5%和GDP的8.2%。阿拉伯非产油国税收收入占GDP的14%，而阿拉伯产油国税收收入仅占GDP的不到5%。英国和德国分别为28%和23%。［6］6∶2-4阿拉伯国家的税收结构中，关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占很大比重，而所得税等直接税比重很小。直接税相比间接税更能使公民意识到自己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
在石油租金的影响下，中东石油输出国形间达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契约，政府向公民提供高福利，公民则以放弃政治权利作为交换。由于国家的主要收入不是生产活动创造的，也就不存在可以转化为政治力量的经济力量。美国学者莱克·布朗森（Rachel Bronson）指出，“在没有石油的时代，由于沙特王室需要税收，它会和吉达的商人阶层协商。当时，沙特有一些初级的民主参与。而滚滚而来的石油财富夺去了商人的权力，王室可以更容易地压制民主”［10］。亨廷顿认为，“在九十年代正在出现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条件的大多数国家在中东和北非。这些国家中的多数的经济富裕靠石油出口，这种情形提高了国家官僚机构的控制力，并提供了不太有利于民主化的气候”［11］377。
在产油国，油价下跌、石油收入锐减使政府难以维持高福利，无法安置新增就业人口，从而招致民众的不满，反对派可以利用民怨向政府施压，要求民主化。但这种状况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短暂出现。自本世纪以来，国际油价经历了新一轮大幅上涨。2004年世界平均油价达每桶39美元，2005年达每桶53美元。2006年7月15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创下每桶78美元的新高，在2008年1月3日，甚至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由于石油的不可再生性和世界石油需求不断上升，学术界普遍认为高油价时代已经来临。此外，高油价也会抑制产油国经济非石油化的动力。虽然产油国均制定了经济非石油化战略，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海湾地区实现经济非石油化的都是石油资源相对较少的国家，如巴林和阿联酋的迪拜酋长国。中东产油国短期内很难摆脱对石油收入的依赖，只要“地租经济”模式不改变，中东产油国民主化的前景依然黯淡。那些石油资源不十分丰富的中东国家也能够间接从外部产生的石油租金中受益。这些国家均接受产油国的大量援助。此外，这些国家均有大批公民在海湾地区工作，侨汇收入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中东非产油国还积极发展为产油国服务的产业以获得石油美元，如炼油业、运输业、金融业、商业和旅游业等。
（二）“地理租金”和“战略租金”对中东民主化的阻碍
一些中东国家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可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地租收入，这种地租收入被称为“地理租金”（geographic rents），最典型的是埃及。苏伊士运河每年可带来30多亿美元的收入，约占其GDP的1%。［12］此外，埃及等中东国家因优越的自然或人文禀赋而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一些学者认为这部分收入也属于地理租金。［13］17
中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和长期动荡的局势，要求大国必须与一些中东国家结成战略同盟以推行其中东政策。美、苏等大国为获取这些国家的支持，为它们提供大量被称为“战略租金”(strategic rents)的经济援助。2002年，阿拉伯国家接受援助总额达69亿美元，1990~2002年阿拉伯国家接受援助总额达907亿美元，占同期发展中国家接受援助总额的12.2%。［6］11∶5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埃及每年接受美国20亿美元的援助。上世纪约旦从美国得到的经济援助逾23亿美元。仅2003年，美国对约旦的援助就达1亿美元。自1997年以来，也门从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获取援助和优惠贷款近30亿美元，被免除或重新安排债务70多亿美元。［14］
公民的参政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建立在公民纳税基础上，而上述3种地租收入扭曲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造成了“不纳税，无代表”(no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的现象，地租收入成为家族统治和威权统治延续的经济基础。在中东国家，家族统治和威权统治均面临合法性问题。在地租收入较高时，高福利掩盖了政治合法性问题。一旦福利随地租收入减少而下降，合法性危机便会凸显，民众的民主要求也随之增长，地租收入和民主程度形成了负相关关系。
亨廷顿忽视了中东国家特殊经济模式对民主化的重要影响，因而对中东民主化前景过于乐观。“东欧的国家机器毕竟比这些石油输出国实施过更为全面的控制。可以料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控制在后面这些国家就像前面那些国家那样一夜间顷刻瓦解。”［11］377“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从一个地区横扫另一个地区的民主化浪潮可能会在九十年代变成中东和北非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11］379事实上，中东石油输出国至今仍未完成民主过渡。
三、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
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化程度是正相关(注：相关变量按照同一方向变化，即一个变量由小变大或由大变小变化时，相关变量也随之由小到大或由大到小变化，为正相关。)关系。亨廷顿强调经济因素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民主化实践。他认为，“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11］70穷国不具备民主化的条件，富国已经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两者间有一个“转变带”(zone of transition)，处在这个特殊发展阶段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
（一）经济发展缓慢对中东民主化的阻碍
亨廷顿评估了经济变量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并尝试将“转变带理论”应用于中东国家。他指出，“阿尔及利亚也已达到有利于民主化的水平；叙利亚正在接近；约旦、突尼斯、摩洛哥、埃及和北也门，低于转型带，但在80年代成长迅速。中东的经济和社会正在变得太富裕、太复杂，以至于到了这些社会中的各种传统的军事的和一党制的威权统治所消受不了的程度。”“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500~1000美元间的埃及和也门如果能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到21世纪初它们就可能迈入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区。”［11］377-378亨廷顿的这一分析并不完全符合中东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这使他对中东民主化的前景做出了过于乐观的预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东经济因油价上涨而有过快速增长。1975~1980年阿拉伯国家GDP平均增长率达8.6％。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迅速发展。东亚、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非洲国家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动下，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东国家却错过了这一重要机遇期，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东北非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1%，九十年代人均GDP增长率也不到1%。1975年阿拉伯国家人均GDP为1845美元，1980年达2300美元，1975~1980年均增长率达5.6%。1990年降至1500美元，1980~1990年增长率为-2.3%。进入九十年代后略有回升，1997年达1653美元。［15］81-851999年，22个阿拉伯国家的GDP总和（5312亿美元）不及西班牙一国的GDP（5955亿美元）。2004年，阿拉伯国家GDP总额仅占世界GDP总额的2%，进出口总值仅占世界贸易总值的3.5%。［15］81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东国家自七十年代的“石油繁荣期”结束后，经济便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经济的低速增长，特别是人均GDP的负增长阻碍了民主化进程。本世纪以来，油价上涨使中东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由于石油收入的地租性，油价拉动的经济增长不但不能推动民主化，反而对民主化造成负面影响。
（二）贫困对民主化的阻碍
贫困也是中东民主化的重要障碍。2002年，阿拉伯国家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贫困人口总数达9000万，每天收入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则占总人口的50%。［16］1111995年，阿拉伯国家青壮年文盲总数达6000万，文盲率达43%。［15］47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往往对政治淡漠，对民主缺乏信心，参政能力也相对较弱。美国政治学家卡尔·科恩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数无衣无食，或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17］110-111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经济发展进程中新兴阶层的涌现，特别是中产阶级的壮大，对民主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东经济增长缓慢尤其人均GDP的负增长是阻碍该地区民主化的重要因素。
四、既得利益集团对中东民主化的影响
中东国家的民族构建运动普遍起点较低，水平不高：纵向看，国家带有很多前现代特征；横向看，国家被族群、教派碎片化，社会普遍存在国家认同的模糊和错位，公民对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同，导致国家向心力不足。许多中东国家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人造国家”，社会整合不成熟，影响了民族构建进程。
（一）原生态社会组织成为中东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
中东国家政权带有明显的前现代烙印，政权的存续需要依赖原生态社会组织。大多数中东国家政权因非民主程序而导致合法性和稳定性不足。为维持统治，它们大多依赖一些传统社会组织，如家族、部落、宗教派别等。以伊拉克为例，萨达姆政权的核心成员多为其亲属和其所属的艾布·纳赛尔部落，以及提克里特地区的其他逊尼派部落。也门的情况也相似，199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也门总统萨利赫所属的桑罕部落成员占据了48%的高层政治职务和70%的公共管理职务。［18］33-34
在海湾国家，部落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明显，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把海湾阿拉伯国家称为“挂国旗的部落”(tribes with flags)，沙特家族的核心成员就多达6000～10000名，王室的统治基础是通过沙特家族和其他部落联姻形成。虽然沙特家族只能获得6%的石油收入，但这一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着王国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发包权大多掌握在王室成员手中。沙特国王统治时期，为限制王室的奢侈生活，规定王室的每一个男性成员一年只发3.2万美元，但另外还发可随意解释的诸多“费用”，实际开支并未减少。［19］64摩洛哥学者穆罕默德·阿比德·贾比里(Mohamed Abid al-Jabiri)对沙特家族统治的分析十分精辟，他指出，“沙特家族统治建立和得以延续的三大因素是部落、战利品和信仰。其中部落是沙特家族世界观、价值观及政治制度的核心，战利品分配是沙特王室统治的政治经济学特征，而信仰则为家族统治提供了合法性。”［20］129尽管沙特家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部落，但其统治模式、社会结构、对外关系等则是建立在阿拉伯半岛部落价值观和“贝都因政治”基础上的。
（二）部落、家族、宗教派别等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主化的抗拒
在现代中东国家，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原生态社会组织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而言，对国家的认同等同于对统治家族、部落、宗教派别，甚至威权统治者本人的认同。这不但使中东国家产生结构性腐败，也构成阻碍民主化的惰性力量。政治改革一旦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遭到它们的强烈反对。为了不使统治基础被削弱，即使权威主义政权在内外压力下产生改革意愿也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抗拒，使改革无果而终。沙特王室近年来围绕改革问题产生的分歧是很好的例子。2003年6月起，时任沙特王储的阿卜杜拉曾3次接见部分向王室递交请愿书，要求政治改革和改善妇女地位的异议人士，听取他们的意见。这显示了阿卜杜拉的改革意愿，但这一举措遭到了众多王室成员的强烈反对。在王室内部的斗争中，保守派占了上风。王室与反对派的对话不但没能延续，许多曾与阿卜杜拉对话的反对派人士还被拘禁。［21］16-18
《2004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编写者在5个阿拉伯国家进行了关于阿拉伯国家腐败和良治状况的民意调查。70%被访者认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9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国家“腐败泛滥”［22］154-155。哈贝马斯在论述非民主制度的成本时指出，“权力的日益集中和不受监督，导致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rent-seeking）更加猖獗。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使原本统一的市场可能在某些利益集团寻求权力保护时遭到分割，而一个分割了的市场也就意味着具有共同社会道德、理想和民主诉求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衰退，它将成为社会内耗与权力阴谋下的牺牲品”［23］200-20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种经济基础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中东国家，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反作用表现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经济命脉，寻租活动猖獗，其结果是既得利益集团抗拒损害自身利益的民主化进程，成为阻碍民主化的惰性力量。
五、结论
由于对中东民主化进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一些西方政界和学界人士对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前景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首先，中东国家目前进行的政治改革不是经济基础变化引发的上层建筑调整。地租经济模式、经济发展阶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抗拒等因素是造成中东缺乏民主的主要原因，这些阻碍民主化的经济因素并未发生质变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其次，这些改革均未超出程序民主的范畴，其实质是权威主义政权在内外压力下的求生策略，目的是以有名无实的“表面民主”应对统治合法性危机，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延续威权统治。民主化并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但当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威权统治者无力阻止这一历史潮流时，只能积极投入这一进程以异化民主制度，使之为己所用，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新分配方式；再次，中东民主化进程起点低，阻碍民主化的惰性力量强大。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阻力会不断增加。因此，持续的外部压力对民主化进程的延续至关重要，但外部压力的持续性则难以保证。
社会进步是一个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中经济变量起着关键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民主化能否实现取决于经济基础变化和有利于民主的经济模式的形成。列宁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4］71，民主和专制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表现。消除阻碍民主化的经济因素、建立有利于民主化的经济模式非一日之功，这也决定了中东民主化仍需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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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Economic Perspective
DING Long
Abstract The economy is the key variabl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theory holds that economic base determines superstructure.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perstructure,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s restricted by the economic base. The economic model that depends on the natural resources, slow economic growth, the resistance of the vested interest groups in the region constitute obstacles to the democratization. As long as the economic elements that undermine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can not be eliminated, the future of th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remains gloomy.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Economics
（责任编辑：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