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从古至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备受官方推崇。儒家自孔子创立以来就以“仁”作为自身发展的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钳制，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确立了其独尊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统治者由上及下，运用政治、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推行儒家纲常伦理，在社会上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但是，在官方推行的社会教化之外，非官方的其他社会群体或是民众主动进行的社会教化在当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社会风气还是风俗习惯中，都展现出与官方体系不同的思想信仰面相。
长期以来，儒学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全貌。济宁地区素有“孔孟故里”之称，在历代官方传世史料中，儒学在济宁地区有着超然的地位。当我们将视线下移，就会从碑文、石刻以及留存建筑中发现济宁地区民间不同信仰的蛛丝马迹。据济宁当地民间遗留的石刻、造像以及画像石等石刻文献来看，儒家思想不能代表社会的全貌，基层社会更多展现出思想信仰上的多样性。东汉末年以来，涉及佛教的刻经、造像在济宁地区多有留存，到了明代，以东大寺为代表的济宁地域伊斯兰因素出现，从不同侧面展现出济宁地区民间思想信仰的多重面相。
一、嘉祥武氏祠体现的儒家思想
汉代初年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信奉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正式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儒家思想并非代表着社会信仰的全貌，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社会中上层，这很大程度体现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汉画像石中。
提起济宁地区，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在济宁地区发现的画像石，其内容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不足为奇。位于孔孟之乡的武氏祠画像石是汉画像石的杰出代表，也是人们研究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依据。祠中画像的内容及其建造意图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儒家思想的阶层性质。
吴曾德在《汉代画像石》中提到：“武氏祠中的画像石包罗了三皇五帝等十帝王像，周文王十子和孔门弟子像以及刺客豪侠、孝子贤孙、贞节烈女等故事像，堪称历史故事画廊。”武氏祠画像石的内容多取自《左传》《孝子传》《列女传》等历史典籍。画像石一般都由若干图幅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會体现一个特定的主题，如“忠”“孝”“义”等。这些故事画像基本围绕儒家“仁”的思想展开，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儒家的基本道德规范。根据进一步研究发现，汉代祠堂里所有的历史故事画像并不是雕造者或祠堂所有者自由选择和创造出来的，而是严格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选择和配置在祠堂里。武氏祠的规模与深意似乎超出了家族训诫的意义，甚至更有社会影响的内涵。祠中所有画像石的内容都暗含着明确的目的性，就像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中所说的：“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武氏一家，史书虽无确切的记载，但从武氏祠的碑文和铭文来看，其上共涉及武氏家族三代十一位成员，为东汉晚期的豪强地主世家。这个家族中老一辈兄弟共四人，以排行次序，分别为武始公、武绥宗、武景兴、武开明。其中，武绥宗曾任从事之职，后来隐居不仕，读经讲学，德高望重;武开明曾任吴郡府丞，有子二人，长子为武斑，曾任敦煌长史，次子为武荣，官至执金吾丞。由此看来，武氏一家虽称不上是皇亲国戚、朝廷显贵，但在地方上，也算得上是势力显赫的豪门望族。武氏家族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背景，修建此祠堂亦在情理之中。武氏祠的修建看似是一个家族的内部行为，但是其中也暗含着教化百姓的意图。
武氏家族有身份上的特殊性，家族之中既有做官之人，亦有读书之士，无论是为官一方的表率作用，或是对于后人的训诫教育都使得武氏家族宣扬仁义礼智有必要性。儒家讲究积极入世做君子，成贤人，对待鬼神讲求“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思想的“仁”讲求“仁者爱人”，而这最后归结于“克己复礼”，其本意也是在讲求贵族之间的礼节，面向上层阶级，强调等级意识，这在当时并不是平民阶层所追求的。
到了东汉末年，政治环境日渐混乱，豪强地主土地兼并严重。天灾人祸使得基层社会民不聊生。民众在此背景之下，积极寻找心灵的寄托，笃信鬼神往生，求得解脱，而此时的佛教给予了普通百姓一根思想解救的稻草。虽然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占据了“独尊”地位，但是今古文之争又使经学发展趋向僵化，而佛教的一些思想也在不断追求创新的儒家学者的思想中有所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本土化越来越得到承认，为其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基本的条件。
二、济宁石刻、造像中的民间佛教信仰
汉哀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当时还没有兴建佛寺的传统，直到汉明帝求法之后才开始广建佛寺以供译经传道，因此也就有了“汉明感梦，初传其道”（《高僧传·佛图澄传》）的说法。《魏书·释老志》中记载：“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虽然现在对于所建佛寺是否叫白马寺还有些许争议，但是，可以断定此时段的确在兴建佛寺。此后，佛寺成为佛教传播的基点，这大大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
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山东，起先，徐州牧陶谦部下的运漕官笮融，曾“坐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卷四十九）。这是关于中原地区民间建寺造像传播佛教的文献记载，可见当时佛教在民间的传布范围极广，佛事活动内容丰富，受教人数众多，并且多为民间人士。当时的徐州地区相当于今天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南部地区。今山东省的南部地区在汉代时期和佛教已经有了部分接触，济宁地区也在佛教逐渐发展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佛教影响。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山东的发展达到高峰，济宁地区刻经、造像数量丰富，内容充实。济宁邹城有著名的“四山摩崖”，即铁山、岗山、尖山、葛山四山，其上刻有经文、颂文、题名等佛教相关内容，这些内容大多刻于北齐、北周时期。还有位于邹城东南的峄山石刻，该地的摩崖石刻有两处，分别在五华峰和妖精洞。五华峰刻经位于“光风霁月”石上，向阳面刻有《文殊般若经》，刻于北齐年间;妖精洞石刻位于山阳“妖精洞”西侧乌龙石上，刻有《文殊般若经》，刻于北齐武平年间（570年-576年）。邹城地区规模较大的刻经大多出现于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社会动荡、政局更迭的特殊历史背景有极大的联系。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大乱世，文化的发展也趋向丰富化，佛教在此时大量译经，并广泛传布，渗透到政治、文化、民俗等各个方面。
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北周武帝灭佛对佛教造成了空前的打击。在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北周武帝下令“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开展了大规模灭佛运动。但是，妖精洞刻经的时间恰好在灭佛运动的期间，其上刻经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可见民间对于佛教的极大支持与拥护;随着北周武帝的去世，灭佛运动稍有平息，铁山摩崖石刻于次年的北周大象元年（579年）镌刻于上，可见人们殷切渴盼着佛教带来的精神寄托。乱世之中，民间群众纷纷皈依佛教，渴望得到心灵的皈依，为父母祈福，期盼来世安稳。人们通过念诵佛经、建造佛寺、塑造佛像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期盼，因此民间建造佛寺、铸造佛像的风气盛行，也留下了众多的石刻造像等文化遗迹。
到了唐代时期，济宁地区的佛教造像多有留存，其中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最为典型。九龙山造像位于九龙山中部的西南山坡上，三面环山，其上的造像刻于盛唐时期。造像共有大小石佛洞龛6处，自南向北，第一龛西向，为卢舍那佛像，两旁有阿难、迦叶及二菩萨，此像旁有题记，据此可断定，其刻于唐天宝十五年（756年）。此时正是安禄山叛军直逼长安，玄宗仓皇奔蜀的兵荒马乱时期，社会动荡，现存的摩崖造像体现出民间建造佛像以求平安的心理。佛教在长期的本土化过程之中已经能够很好地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符合人们基本的道德准则，传道布道的僧人将佛教更加通俗化、易懂化、本土化，让社会底层人民接受佛教的思想。在动荡的时期，民间自发筹集资款，修筑造像，用以为家人祈福，祈祷太平盛世。佛教在济宁地区的发展从民间建造的石像中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在下层民众之中的影响力更甚于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对于大部分的下层群众来说仍较难践行，很难产生心理上的共鸣。除了佛教在济宁地区的传布之外，伊斯兰教随着大运河的联通也在此地萌发。
三、顺和清真东大寺展现的伊斯兰因素
济宁地区位于京杭大运河的鲁运河段，是运河文化名城。“运河兴，濟宁兴”，元朝开凿的济州、会通两河，贯通了南北，运河为济宁地区带来了商业的繁盛和文化的新因素，济宁也得以振兴。在运河的影响之下，古济宁成为一个多民族群体杂居的城市，有回族、藏族、满族等三十多个民族。其中回族是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因此济宁成为回族散点式聚居的重要分布地，随回民而来的伊斯兰文化在此地经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民族特性和地区特性的双重性质。
济宁回族人民的聚居之所以推动了此地伊斯兰教的区域性传播，与当时大运河的商贸活动有着重要关联。回民们保持着商本农末的从业观念，素来有着经商的传统，而大运河繁盛的商贸环境极大地吸引了回民们前来聚居，因此形成回民聚居地。济宁地区的回族人在长期的杂居过程中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色，不断发展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文化。
济宁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依据就是，建于运河西岸小闸口上河西街的顺河清真东大寺。据资料记载，东大寺初建于明初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传说系朱元璋为表彰回族将领胡大海而建。到了明朝成化年间，该寺已初具规模，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经过大兴营造，始具今日规模。顺河清真东大寺的修建与京杭大运河关联密切，济宁地区的回族人信仰伊斯兰教，同时，京杭大运河船只上来往的商人中也有不少穆斯林，为顺应宗教传统仪式的需要，东大寺应运而生。
济宁地区是儒家文化诞生地，儒家文化也成为参与建构济宁大运河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崇尚的“仁”深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精神世界，民众深受儒家文化滋养，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作为回汉杂居地，济宁地区也深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教法、教义非常强调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古兰经》中明确要求人们亲爱近邻和远邻，其中既包含穆斯林也包含非穆斯林。东大寺内亦有“民族团结”的石碑。正是伊斯兰教教法教义的滋养，使穆斯林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十分有规矩，这也是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和谐相处的重要思想基础。儒家和伊斯兰教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暗暗契合，这也是民众接受伊斯兰教在当地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
伊斯兰教在济宁地区的传播发展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回民的文化习惯，二是统治者的推动。伊斯兰因素增加了济宁地区的民间信仰的多样性，也给了民众们更多的信仰选择，众多的非穆斯林民众也遵循着伊斯兰教的教义规范生活。
结语
济宁地区是孔孟故里，在历代的传世史料记载之中，儒学在此地区有着超然的文化地位，占据独尊地位。但是，官方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并不能代表社会的全貌。通过济宁地区现存的石刻、造像和画像石以及古建筑等信息，不难发现，社会基层的面相并非儒学独尊，佛教、伊斯兰教因素在其中亦呈现着重要的色彩。佛教中的来世、修行的观念，对于兵荒马乱时期的人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伊斯兰教和谐睦邻的教义引起了民众的共鸣。
佛教在儒家文化源起之地的发展，展现出了我国自古以来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佛教文化初传中国时有一些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的，如削发，儒家文化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轻易削发的。但是，随着佛教文化不断地自我调整，在中国古代的动荡时期，民众将心念寄托于佛教之中，期盼现世平安和来世安康，现存的石刻、造像就是当时人们内心的真实写照。随着济宁地区大运河贸易的发展，回民迁居济宁，在此聚居，推动此地伊斯兰教区域化发展，并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建顺河清真东大寺，吸引着大批劳动人民前往礼拜。可见，民间思想信仰并不完全跟着官方的脚步亦步亦趋，民间思想信仰呈现出的多样性色彩是当时官方思想面纱下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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