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癌症苦斗经年，仍时时微笑。我们道别说出再见时，他却沉默着并无应答。他颤抖的手提起毛笔，写下“天道酬勤”四字，纸上惠我箴言，只说是人生的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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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元宵节，北京冷风凄厉。
八十七岁的马贤先生，扶着拐杖，我们并肩穿行在薄暮下的教子胡同。华灯初上，小街人声鼎沸，两旁餐厅飘出的蒸汽追逐着光束，云绕弥漫。老人清瘦，步履从容，不急不缓，拐杖锥地之声清脆响亮。斯时，他与癌症已经苦斗整整三年，仍然时时微笑。那天上午，他早早就来电话邀约我们共进晚餐，说我是来看望他的汉族青年，汉族同胞注重元宵节，因此我们有必要小聚团圆。
眼前的这条胡同，他已经走了六十多年。从年轻时期再到迟暮之年，这条小街留给他情怀刻骨的记忆。问及他离开西海固之后，在京华的这一个甲子，他沉默着，只是微笑。也是，一个人的一生，又岂能只言片语述说清楚。忽然，他又突兀地向我们谈起自己的老领导包尔汉先生，喜形于色，不吝赞美。他说包尔汉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包尔汉先生晚年时还常叹惋自己碌碌无为，并为此感到惭愧。又说：“包老给我谈起过他的养生之道，说他每天早晨空腹吞咽两勺蜂蜜，一整天神清气爽。还说健康的身心，来自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有助于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性。”
进到餐厅一落座，他的儿子儿媳也赶来和我们见面。席间，先生仔细地谈到他的家乡，记忆中干山苦岭的固原中河乡，也谈到为使自己读书宁肯忍怨而终的父母。显然，先生怀念桑梓很重乡谊，他待人周到又温暖，这让我和同去的学明大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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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虎嵩山一眼瞅中的少年才俊。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十六岁的马贤毕业于陇东师范。那时，尚且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他，写信求教马坚教授，并且得到回复。借此开端，他居中联络，使虎嵩山、马坚师徒二人，在失去联络十几年后重新建立往来。再后来，少年马贤索性投师虎嵩山大阿訇门下，继续深造经堂教育。1949年，虎大阿訇办学受阻，孤悬临夏，原本充任教员的马贤也滞留当地，陪伴阿訇左右，一起静观时局。
时代的交替时刻，散兵游勇不断袭扰，地方动荡不安。一天深夜，有个持刀的疯汉突然闯入清真寺，打砸着虎嵩山阿訇居所的门窗，威胁到虎大阿訇的安全。一群年轻的教员和满拉被吓蒙了，竟然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马贤挺身而出，勇敢地冲上前去，与持刀疯汉斗智斗勇，有力地保护了恩师。此事过后，虎嵩山做出一个决定，他执意要把自己的孙女嫁给学生马贤。虎家是经学世家，更是甘宁青三省颇有声望的大家庭。那时，到虎家提亲的达官贵人、地方士绅很多，而虎嵩山自有主见。
虎嵩山喜欢有知识的青年，大阿訇温和的性格也喜欢有情有义的青年后生。马贤回忆说：“虎老不看重我的家庭出身，更不计较彩礼。就像《朱子家训》中所说的那样，嫁女择佳婿，勿索重聘。实际上，我岳母出身名门，当时上门提亲的大户人家很多，起初根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但是虎老就站出来说话，他力排众议，说这个孙女的主他做了。1950年春，我陪虎老从临夏回到平凉，很快就举办了一个极为简朴的婚礼，我在婚后和妻子租住着别人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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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二十三岁的马贤来到北京求学。
此番进京读书，是经甘肃省平凉地委保送，从而进入北京回民学院。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他本人也毫不讳言：“是虎嵩山大阿訇给予我以深深的人生关怀。”来到北京回民学院，时值抗美援朝，受当时社会氛围的感染，他把方志敏所著《可爱的中国人》翻译成阿拉伯文。学院阿拉伯语教研组组长庞士谦读罢，对他的爱国热情、译介能力大加赞赏。一天，院长李恕在校内散步遇见他，笑着鼓励：“从翻译《可爱的中国人》看，你基础不错，应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国回民中需要赵朴初、丁光训那样有宗教知识和政治水平的又专又红的人才。”李恕、庞士谦的鼓舞，激励着他在学业上的探索。北京求学三年间，他不仅是三好学生，还一直担任班主席。
1955年春，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成立。马玉槐担任院长，李恕副院长主持工作，二十六岁的马贤被聘入阿拉伯语和教义研究室担任教学工作。不久，他把妻儿从平凉接到身边，从此定居北京。他所在的阿拉伯语和教义研究室，同事们都是他在回民学院的老师。以后，又加入范好古、陈克礼两位博学之士。良好的氛围中，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学习和工作，仿佛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完成教学任务之余，他主动与《译文》《诗刊》杂志建立联系，陆续译介阿拉伯文学，发表话剧、短篇小说、诗歌几十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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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顾的那些年，他仍然从事阿拉伯语翻译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马贤出乎意料地被调往临时成立的《毛泽东选集》翻译办公室，参加毛选的阿拉伯语翻译工作。几年间，他和同事们一起把《毛泽东语录》《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选集》（1—4卷）翻译成阿拉伯文。以后，《北京周报》成立，他又被调往这家报社的阿拉伯文部，参加翻译工作。极左岁月，虽然他也曾遭到下放，有家不得归，但基本上大多数时间还是和喜爱的阿拉伯语打交道，也可谓离乱岁月中的一点安慰。
青春不再之时，他终于有机会出来为国家做事。1980年4月，五十一岁的马贤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当时的驻会领导中，马贤最为年轻，时任会长张杰对他非常信任，让他参与处理各种具体的事务。1987年3月，沈遐熙当选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贤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从此他的担子比以往更重，披星戴月已是常事。此间，正值文革后百废待兴：恢复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正常工作，《中国穆斯林》杂志的复刊，整修机关办公楼和宿舍楼，协助各级人民政府在伊斯兰教领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选派青年学子赴埃留学，协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马坚汉译本《古兰经》及各种文化读物累计近百万册，接待群众上访处置多起侮教突发事件……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有马贤忙碌的身影。他坦然地说他并没有辜负自己的职责。复出后的二十多年间，他见证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这座“桥梁”的成长，更与历届同人一起，为协会的正规化建设做出了极见成效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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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丰富的学养，使他长期站立在对话交流的前沿。
年轻时代的马贤，曾经向往着能够和马坚教授一样去埃及留学，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然而，年少时留埃求学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进入1980年代后，他开始有条件以各种身份出访各地，从事考察、讲学和研讨活动。因而，他又成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交流沟通的友好使者。
1979年8月，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中国基督教会主席丁光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研究员马贤等十位宗教界人士，组成中国宗教代表团，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参加世界宗教和平大会。这是中国宗教代表团初次亮相国际舞台，开始与外界发生接触。时值美苏剧烈争霸之际，世界人民疑恐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维护和平、反对军备竞赛和暴力行动。9月4日，马贤即席发表演说：“现实世界既然存在着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存在着倚强凌弱的强权秩序，就难以避免为追求平等自由而进行的反抗。正义反抗避免不了暴力，要消除这种暴力，首先要改变不合理的经济剥削制度和强权侵略压迫制度。”
这个瘦小中国人的坚硬，引起各国与会代表的关注。以后，他还奉命前往伊朗、印尼、约旦、阿曼、摩洛哥、埃及、沙特、日本等国家和一些地区，频频从事交流活动。每次出访，他不仅有会议发言，还有学术交流活动。他向海外各界介绍中国穆斯林的思想文化遗产，回答各界对中国穆斯林历史现状的关注，介绍中国穆斯林的现状与发展，自信又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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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贤内心宽阔，能与不同信仰者真挚地交往。
他在对外交流活动中，持有较高出现频率的词汇是“宽容”。1993年，他去雅加达参加郑和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邀他在开幕式上讲话时，他就以《倡导宗教宽容精神》为题发表了演说。生活工作中，佛教界赵朴初先生、上海玉佛寺明扬法师、中国基督教会主席丁光训主教、基督教人士陈泽民先生，都是他要好的朋友。可以说，他们保持着毕生的友谊。敏锐的马贤，能够谦逊地向他教人士积极学习。赵朴初先生所著《佛教常识答问》出版后，其他宗教的答问图书也陆续问世，他专门研究了赵朴初先生的著述，继而在虎希柏、马效智两位先生的协助下，开始编写《伊斯兰教常识答问》。七十四岁那年，马贤主编的《伊斯兰教常识答问》经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由于广受好评，屡屡再版。
早在1982年，赵朴初先生获得日本佛协传教功劳奖，荣膺佛教大学名誉博士时，他就欣然执笔创作七律一篇，表示祝贺：
普城和会忆犹新，扶桑春浓报佳音；
经纶华章人堪美，高山仰止揖清芬。
笔走龙蛇誉四海，东邻佛门结深情；
年逾古稀志犹壮，净修心法比鉴真。
他还多次前往丁光训先生寓所，在旁无干扰的环境下，两人自由地交换意见。他始终有着开怀宽阔的气度，能够诚挚地去对待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士。汉族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建平所著《中国陕甘宁青伊斯兰文化老照片》出版前夕，慕名邀请他写序。先生读完全书非常喜悦，欣然为之作序，明确地说：“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一门科学的事业，不受民族或信仰的限制。”
这心怀，与他早年的恩师虎嵩山阿訇如出一辙。他人情练达，谦谨和睦，他说参加伊协工作是人生的幸事。又说：“蒙宗教局及协会领导信任，委之以相应职责，为余实现个人理想和报效社会提供了平台，遂兢兢业业，恪守本职工作凡三十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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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识见过雷厉风行的青年时期的习近平。
马贤曾担任全国政协第七、第八、第九届委员会委员，长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992年1月，他随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视察组前往福建工作时了解到，文革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无法解决牛羊肉清真屠宰问题，因而当地穆斯林居民吃肉困难，故也无从开设清真餐馆，甚至出现西北少数民族同胞在福州三天找不到饭吃的情况。当时，“作为视察组成员，我曾与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和省里有关领导同志座谈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对此都十分重视。视察组返回北京后， 习近平同志在有关场合指示要设法解决此问题”。
同年全国两会期间，马贤领衔递交政协提案——《建议敦促解决福州市清真肉食供应和设立清真餐馆》。该提案指出：“福州是一省会城市，又是开放城市……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去那里出差办事的人会越来越多；有着伊斯兰信仰的国外来宾和海外侨胞去福建观光旅游亦随之增多。为尊重他们的生活习惯，解决他们吃饭难问题，在福州解决清真肉食屠宰问题非常必要。”提案具体建议：“先解决由穆斯林负责的牛羊肉清真屠宰问题，设立一两个清真餐馆……以解决国内外穆斯林用餐困难。”
查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提案选编》（第302—303页），可知——两会结束后仅仅过去三个多月，即1992年7月，福州市政府即向全国政协报告对该提案的办理情况：“目前，福州市已创办三个清真饮食店和一个清真拉面店，且均由穆斯林（回族）负责经营，牛羊肉屠宰也由阿訇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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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七十一岁的马贤踏上了全新历程。
这一年，他离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岗位。从此，他终于有了时间去著书立说，去偿还自己早年的一些心债。自1970年代起，他就开始着手翻译《圣训珠玑》，这项工作持续到1999年底，才完成译文的初稿。退休后，他又用一年多时间，对译文进行修正再核。2002年，六十万字的《圣训珠玑》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行的权威圣训译本。”不多久，他早年与人合译的《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再版，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2005年，他与马效智先生一起合作，历时数年完成的三十五万字著述《伊斯兰教伦理学》，得以出版发行。著名学者余振贵评价：“该著的完整性、准确度是迄今为止所见的同类著述中所未曾见到的。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阐释伊斯兰伦理学较少，在国内更为鲜见，其填补了我国伊斯兰研究领域的空白。”
稍后，几位颇有眼光的亲友又发现他几十年来的散篇文章。这些沉压箱底的论文、教案、演说稿等等，由于种种原因，大多并没有公开发表。大家认为，先生的这些散篇文稿“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学者、探索中国伊斯兰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具有难得的史料价值”，因此建议整理出版。2010年8月，逾百万字《碧海探珠——努尔曼·马贤存稿》出版面世。
著名学者杨怀中评价：“这是一部排列有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分类详解的书，它是兼容知识性与现实性的伊斯兰学术著作，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积极特色及其与时俱进、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合拍的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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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其所著《碧海探珠》，颇见其人性情。
马贤在这本书的后记中，非常谦逊地说：“余自知天分不高，才疏学浅，唯知刻苦之重要，六十年来，不敢懈怠。为弘扬伊斯兰优秀文化和向国人介绍伊斯兰真相，尽心钻研专业，笔不敢辍。虽未能出具有独到见解和学术价值之宏文论著，却将自己在此领域里之所学、所得、所感书之于文，以为奉献。”
是书结尾所附生活掠影中，有一帧照片特别引我注意。那是八十岁时的他，与夫人驾舟浮浪于北京陶然亭公园。那日天气晴朗，阳光很好，他们端坐在遮阳的船舱里，他双手拉着夫人的右手，放在自己膝盖上，两人笑容明媚。先生自诩：“令余尤感幸者，是与夫人虎秉慧相濡以沫，风雨同舟，相伴一生。她出生宗教名门，幼承家教，笃守教门，一生操劳，相夫教子，奉献所能，所育三子亦各有所成，对余之事业多辅佐。家乃处世立身之本，有此和睦之家，感赞安拉之恩赐，情有可寄。”
从1940年代的陇东师范清寒学子，晚年虎嵩山赏识的经学生，到北京回民学院的班主席，再到先后两次服务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三十年，先生的一生正可谓情有所寄之处。转眼之间，昔日的青葱少年已经到了疾病缠身的晚年。
人们说他是一位学者型会长，至今仍然坚守个人功修。而他却好比是一束饱满熟透的麦穗，埋头低到最深处。他仍然这样说：“回首所走的路，虽波折坎坷，但未偏离所追求之目标，终能实现早年之初衷，实乃人生之大幸……诚谢父母之养育、师长领导之教诲、同人益友之关怀。”先生确是谦卑而极重感情的，包尔汉、张杰、刘品一、庞士谦等许多老领导、大阿訇陆续归真后，他都用情地写作了缅怀文章。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铭记着那些凋零的故人以及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
人生乃寄旅，求知是常态。那年春天在北京的工作结束后，我和学明去向先生辞行。在他简陋朴素的寓所里，我们看见到处堆放着的书，桌前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先生尚有未完成的文稿。实际上，先生所学极广，宗教和语言而外，他对社会学、政治学、文史哲有着持续地习惯性地学习。他非常欢喜地和我们漫谈着，嘘寒问暖，言语平和，满是慈爱。当我们起身准备告辞离开，说出再见二字时，先生微笑着却不再回应，他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示意留步。紧接着，他缓缓取出笔墨纸砚，用颤抖的手逮笔写下“天道酬勤”四字，纸上惠我箴言，只说是人生的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