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班主任》在文学史上是以“反思精神”和“问题意识”而得名的，并被看做是“伤痕文学”的滥觞在文学界独树一帜。本文主要从《班主任》书写和呈现问题的方式两个方面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来重新审视这部作品中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班主任》 书写姿态 批判对象 价值导向
《班主任》一直被认为是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启蒙之作。尽管在艺术上这部作品乏善可陈，但因为出现时期是在“文革”刚刚收尾的1977年，终究瑕不掩瑜，被许多评论家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而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一提到《班主任》就意味着它等同于启蒙。甚至在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等老生常谈的各种主义的庇护下这部作品还被推到所属时代的思想制高点上，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即当代史”。《班主任》这部作品距今只有四十年的历史，笔者不希望一部还算年轻的作品被过早的定位，它还有许多可以被阐释的空间。既然这部作品因其“问题意识”被推到文学史的前沿，那我就针对这一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书写姿态问题
在对《班主任》的相关评价中，绝大多数都认为这是一部“新时期书写”的发轫之作，并呈现出一边倒的姿态。《文心雕龙》有所谓“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说法。因而我们需要从文本本身去发现问题。
《班主任》通过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际上都被“极左”思想荼毒的学生来展开叙事，尤其是“好学生”谢惠敏的刻画使得其立场显露无疑。这种暴露问题的姿态显然是当时的文坛所普遍缺乏的，是作品显在的书写姿态。
但是，当我们一味强调这部作品对新时期文学的示范作用时，似乎忽略了作品的另一面：文革叙事。尽管通篇充满着问题意识，洋溢着批判的基调，但并没能湮没这种文革化的叙述态度。这种例子在文中可以找到许多：如“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就语言表述上而言，还与“红色文学”暧昧不清，而话语背后体现的则是鲜明的统治阶级阶级立场。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作者即使在经历了文革的沉痛创伤之后，依然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的体现方式存有很大的依赖性，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希冀的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在国内偏离了轨道。尤其是接下来张老师对宋宝琦家访的那段描述“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的挂到了北墙……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动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其实作者的感情和亿万人民一样，对那个时代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其实是由衷敬佩的。这种潜在的书写姿态让我们感觉到作者依然在走着“主题先行”的老路，只是这里的“主题”被置换成了“问题”；作者依然没有偏离“文学加政治”的轨道，差别只在于这种模式是以隐性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当然，仅仅从一部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来看待刘心武，看待他的写作方式，就显得过于武断了，如果稍加联系，我们可以看到自1975年开始，刘心武就写过大量歌颂“文革”胜利果实的文章，如《盖红印章的考卷》《睁大你的眼睛》《果实累累》等。对此，刘心武也比较坦诚：“我划不清界限，因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这样一个线性发展，我对他们不满，但我没有办法和他们彻底切割开来”。
笔者不是要站在新世纪的思想制高点上来对历史上的刘心武做过高的要求，但当文学史对刘心武的《班主任》一味拔高，试图与之前的文学书写方式彻底划清界限时，我们就需要以客观的姿态来对其进行审视了。文学史的书写是一个不断地做加法的过程，要容得下不同的观点，现在的文学史还不能成其为“史”，它更像是一种不同读者观点的汇聚，当更过的论者关注的是《班主任》超越文革叙事姿态的问题时，我们有理由注意它根深蒂固的与文革叙事一脉相承的传统创作姿态，这是这部文本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
二.批判对象问题
关于批判对象，问题就在于这部作品是在批判整个“文革”呢？还是在单纯地批判“四人帮”呢？在文章第三部分关于尹老师对教育事业的思考时作者做了这样的叙述“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第四部分中“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的祖国大地。”在接下来的第五部分中，有一片段是描写谢惠敏将《牛虻》看成黄书的段落“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几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却被‘四人帮’害的眼界狭窄，是非模糊。”而在结尾部分作者关于宋宝琦资产阶级思想的叙述也有相应体现“当他懂事的时候，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帮’打成了‘臭老九’”。所有这些的批判对象都直指“四人帮”，作者对“四人帮”是如此痛心疾首，以至于把文化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强权政治等都加在了他们的头上，甚至不惜将“文革”与他们划上等号。
“四人帮”与“文革”事实上是个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对“四人帮”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对整个“文革”的批判，批判“四人帮”是一种饱含强烈个人情感的行为，这种批判可以被置换为任何一个群体，但却不能代表整个时代环境，更不能诊断出时代流毒的病根。而对“文革”的批判则不然，它代表着一种社会现象，一切与之相关的群体，政策，理念，呈现后果等都属于被批判之列。事实是我们在《班主任》中非但没有看到作者对“文革”发动者有丝毫的诋毁，反而饱含深情，崇敬有余，批判不足。“文革”的发动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背景的，单纯的将“文革”等同于“四人帮”的做法无论如何不能使人信服。我们无意否定《班主任》的思想价值，但是一切企图偷换概念，将二者等同起来的做法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既然这部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超文学性的姿态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那么，引入历史之维就显得尤为必要了。之所以在批判对象上大做文章，是因为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对“文革”的批判体现的是一种宏观的视野，是一种标志性的突破，作者批判的是一种历史现象以及发生这种历史现象的根由，彰显出的是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大气魄。而对“四人帮”的批判由于局限于某一群体，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被个别行径遮蔽了双眼，这种批判甚至不具普遍性和代表性。
当然，也曾有论者对“四人帮”与“文革”之间的关系作了严密的论述，认为“四人帮”指称的就是“文革”：“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成为“文革”隐喻意义上的发源地和原始降生地，成为“文革”的代名词和罪源。但《班主任》究竟是以“文革”还是“四人帮”为批判对象？似乎文本本身更有话语权。
三.导向示范问题
一部作品对其他作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既可以是有意识的，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在我看来，《班主任》引发的“伤痕文学”思潮更像是一种后者的行为。大部分评论文章都是对刘心武在结尾的呐喊赞誉有加。文学评论界还认为《班主任》标志着“中国文学”在‘文革’后的真正转机。但事实上，文中那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真的能够像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里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那样掷地有声吗？鲁迅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全民族的眼光发出了对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现代文学创作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狂人日记》不是仅仅带有强烈好恶色彩地去批判“大哥”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个体，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造成这一切原因的背后的封建礼教，这一点似乎在刘心武的《班主任》上体现的还不太明显。作者究竟是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还是要救救被“文革”坑害了的孩子，恐怕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了。重要的是，类似于《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绝非少数，我们需要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对以《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进行解读，如此文学史的书写才能在客观公正的轨道上越走越远。
参考文献：
1.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原载《世界哲学》2002年第6期
2.刘心武：《我不希望被放到单一的视角里去观察》，《刘心武文存》第39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陈云哲，杨丹丹：《思想解放前期的启蒙叙事——刘心武〈班主任〉的非文本化解读》，《求索》2011年第2期
4.许子东：《刘心武的小说与“新时期文学”》，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