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冯友兰曾撰写大量的评孔、论孔文章，以真心尊孔、扬孔为主而兼有违心批孔、反孔的言论。在涉及孔子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时，尽管冯友兰一度也采取“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方法，但从总体上说，他既主张“同情理解”与“修辞立诚”的态度与方法，又持守“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这些方法正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基本的方法。在孔子研究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应当以追求真理的精神，摒弃“唯我独尊”、“唯我独真”的独断主义态度与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如此，才能够真正构建符合中国哲学特质的研究方法论，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创新与发展。
关键词：孔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同情理解;修辞立诚;抽象继承法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14-007
在20世纪的孔子研究中，冯友兰可谓独树一帜。一是冯友兰一开始走进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就对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的历史地位作了充分肯定，成为孔子儒家文化的拥护者;上世纪50年代以后至“文化大革命”中“唯书”、“唯上”式地批孔、反孔;上世纪80年代后又理性地重新尊孔、扬孔。二是冯友兰所创立的融贯中西的新理学不仅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且是接着孔子儒家讲。三是冯友兰一生撰写的大量论孔、评孔文章中，既有真心尊孔的学术评价又有违心反孔的政治评判。四是冯友兰在孔子研究中还十分注意讨论孔子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里，主要就冯友兰一生论孔、评孔所涉及的孔子研究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一评述，以揭示冯友兰的孔子研究所蕴含的方法论思想及其意义。
一、“同情理解”之态度与方法
早在“五四”时期，冯友兰亲眼目睹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文化所作的最严厉批判。冯氏清楚地认识到，自清末以来，孔子的地位一天天低落：以前人们心目中的“至圣先师”、“教主素王”，成了“教授老儒”、“碌碌无所建树”者。“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代表竟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此看来，孔子是否就完全丧失了他的价值？究竟该如何评价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为此，冯氏写成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在冯氏看来，孔子虽然未曾著书，也未曾删正六经（六艺），但孔子的历史价值自在。对于那种贬孔子为“教授老儒”、“碌碌无所建树”之见，冯氏却不以为然。冯氏引据古籍、比较中西，通过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从三个方面确立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即：“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使学术民众化的、以教育为职业的‘教授老儒’，他开战国游说之风;他创立，至少发扬光大中国之非农非工非商非官僚之士阶级。（二）孔子的行为，与希腊之智者相仿佛。（三）孔子的行为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与苏格拉底的行为及其在西洋史上的影响相仿佛。” [1]143在这里，冯氏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私人讲学的人，第一个私人立说的人，第一个创立学派的人。这就使冯友兰后来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上册）（1931年）不同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也成为1949年前冯氏研究和评价孔子所持守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出现的人物是老子，而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首先出现的人物则是孔子。这其实反映的是他们所持的文化观之不同。胡适主张全盘西化、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冯氏则主张东西方文化的互相融合、互相贯通。由此形成了对待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不同态度：胡适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估价，去掉孔子儒家独尊而使诸子百家平等，而冯氏主张对传统文化应作“同情之了解”，重建孔子儒家之正统地位。
从表面上看，冯友兰跟胡适的争论属考据学性质，但从实质上看，冯胡之争，是以孔子儒家还是老子道家为传统文化的主干问题。胡适置老子于孔子之前，暗示了老子道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而冯友兰则明确承认孔子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肯定中国哲学中存在一个“道统”，即儒家道统。这些论断和评价，表明冯氏在当时是很有胆识和富有创见性的。因为在经历了批孔反儒的新文化运动以后，虽然有梁漱溟等倡“新孔家”于其前，但如此明确地高度评价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1）
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前期，冯友兰创建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哲学体系。新理学力图从哲学的高度理解中西文化的冲突，寻求解决中西文化矛盾的方法和途径，确立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冯氏自称新理学是“接着”程朱讲的，实际上他是“接着”整个传统文化讲的。冯氏以继承孔子儒家道统自居，但实质上他不是“照着”孔子儒家讲的，而是“接着”孔子儒家讲的。
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冯友兰专列一章，题目是“孔子：第一位教师”。冯氏继续申述自己以往所持的观点：“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第一位私学教师。”[2]38因为孔子时代，只有官方著作，所以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然而，孔子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儒”，而是以“以述为作”的精神重新解释了古代经典并创立了新学派的教育家。冯氏指出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有着很不相同的评价：他本来是一位普通教师，汉代被奉为“至圣先师”，甚至比王的地位还要高，并加以神化;20世纪以来，他的地位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授”[2]45-46。这是冯友兰对孔子所作的很平实的描述和刻画，也是冯氏对于孔子的比较成熟的真知灼见。
由此可以看出，1949年前，冯友兰在对待以孔子儒家为主体的传统哲学时，所采取的是一种科学的、理性分析的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扬弃的即“批判继承”的态度：既指出孔子思想的价值，又说明其不足;既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又不美化孔子。所以，冯氏能够较客观地评价“五四”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礼教”的见解。冯氏认为，这种见解，是“中国社会转变在某一阶段内，所应有的现象。但若当成一种思想看，民初人的见解是极错误的”[3]249。这就是说，从批判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偶像来看，这种见解有其合理性;但从思想文化角度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冯氏的这一对待孔子和儒家的立场和态度，实质上是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就是要把哲学家的思想“用同情的态度重想一遍，然后不增减地加以叙述”[4]946。这就是陈寅恪对冯氏《中国哲学史》所作出的能够持守“同情之理解”[5]613的评价，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坚持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