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随着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已经进入大数据、大交往时代，伴随而来的确实人性的日益冷淡和社会交往日益困难，引发了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认真梳理这些研究成果进而对其做出理性的审视，对当代理想交往行为的构建、矫正现实交往的异化，提供自由全面发展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对哈贝马斯国内外现状研究、研究成果及不足等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理性；学术综述
一、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国外的研究
在国外，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研讨要早于国内，恩格斯的《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观综述》、日本学者中冈成文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等，都是比较著名的文献。但归根结底，对哈氏理论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解读
一是从整体性出发解读哈氏交往理性理论。即将对交往理性的研究放入哈贝马斯的整体学术体系中，通过梳理其的所有学术思想，研究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从总体上把握交往行为理论。二是从差异性出发解读哈氏交往理性理论。即采用比较分析方法，与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阿伦特等人的交往理论进行内涵分析，从中解析差异，突出哈氏交往理性的特殊魅力。三是从实践角度解读哈氏交往理性理论。通过交往行为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发觉其理论价值及弊端。
（二）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批判
从批判主义角度出发，侧重于探索哈氏交往理性理论的弊端与缺点。如，哈特曼忽视哈贝马斯的经验性研究成果，批判其理论探索的不彻底性，提出其仍然徘徊于先验性和经验性的二元悖论中。霍伊站从后现代怀疑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哈氏所谓的理性同一性存在形而上学性。
二、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在国内的研究
（一）从时间维度上划分
相对于国外，我国学术界对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相对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着手研究。从研究时间维度看，可分为以下时期。
一是启蒙时期，大致是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特点是人员少、探索浅、交流少，多是对涉及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相关著作的翻译和简介，仅停留于表面阶段。例如，张博树在1989年翻译了《交往与社会进化》等。
二是发展时期，大致是上世纪90年代。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学者的思想被极大解放，同时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影响力也在日益增强，促进了国人将研究目标转向哈贝马斯。这一时期特点是探索深、研究实、把握准。例如，1995年欧力同发表了《交往理论的演变：从近代到当代》等文献。
三是鼎盛时期，从2000年至今。尤其是在哈贝马斯访华后，我国学术界真正地掀起了“哈贝马斯热”。这一时期特点是全面、系统、细致。例如，2001年章国锋的《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的《哈贝马斯文集》等。
（二）从研究的类型上划分
一是将交往行为理论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研究，进而对交往行为的内涵及理论体系进行解读。在《曹卫东讲哈贝马斯》一书中，关注哈贝马斯所在的时代背景、时代特色，在解读历史背景的基础上，结合哈氏交往行为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体现交往行为理论的深刻内涵，并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状况出发，揭示了交往行为理论现实关怀和实际意义。在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一书中，在解读当时社会热点关注问题（“现代性”“合法化危机”、人权理论等）的前提下，运用批判性思维对其思想理论体系进行理顺，发掘交往理性理论的内涵所在和现实意义。但这一类型的研究，将侧重点放于理论产生的渊源和时代特点，对于理论的具体含义研究存在空缺。
二是跳出体系束缚，从特定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即摆脱理论体系的束缚，仅对交往行为理论的中某一特征进行有重点地深入探究。部分学者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提出其交往理性是在主体间相互互动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故而是以双方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平等交流、和平相处为依托的，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部分学者从“理性的重建”角度出发，提出交往理性是对理性内涵的重新解读，在解决近代理性危机问题上存在积极作用。但這一类型的研究，将侧重点放于特定特性，不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且极易偏离交往行为理论本身。
三是在相互比较中解读哈氏的交往行为理论。在郑召利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兼论与马克思学说的相互关联》书中，将交往行为理论作为基线，把哈贝马斯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分析作为突破口，解读了其对批判理论的基础重建，阐述了其与马克思交往理论间的必然联系，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理论来源，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类型的研究虽较为深刻的阐明了交往行为理论，但却忽视了理论联系实际。
三、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成果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对韦伯、米德、卢卡奇等人的理论进行分析，通过理论建设和理论重建的方式，提出了“交往行为合理性”概念。在哈氏交往行为理论中，他以自身独特方式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健全性，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民众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而哈氏所主张的交往行为理论，以“交往理性”为核心，这一理性是一种“去中心化”“主体题化”的理性，其追求“主体—主体”间的相互理解和良性互动，它“把目的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行为类型，满足了实践的合理性的总体性要求”。
纵观对哈氏交往理性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归纳总结：有的归纳其为多维度、总体性、贯穿性和程序性等特征；有的归纳其为语言性、开放性、程序性与可错性等特质；有的归纳为非先验性、包容性、相互理解取向性。但就其本质而言，哈氏的交往理性是在交互主体理论框下，以语言哲学为媒介、以主体间相互理解为基础发展来的，它代替了原有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理论框架，具有深远意义。在理论上，它为我们揭示了理论困境的实质所在，即现代性的问题的暴露并不是工具理性单方面导致的，而是在于主体哲学自我封闭的缺陷；在实践上它为我们提供了解决现实困境的新道路，即面对冲突与困境，双方主体在互信的规范下开展正常的交流对话。
然而，虽然交往行为理论为人们走出理性独断的困境提供了新视角、新道路，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带有“乌托邦”主义色彩。哈贝马斯坚信人类可以建立一个民主、公正、人与人和谐共处的世界公民社会，但其设想的前提是主体间抱有同一共同理想，且双方互相信任，完全真诚。这在目前世界环境下很难实现。正如奥塔所说，哈贝马斯通过他所谓的商谈、即论点的对话，符合理性问题的讨论引向普遍的共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谨慎的。
二是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他意在强调主体间的对话与协商，过分关注人与人间的关系，而忽视了主客体间的联系。其次，主体间的相互交往的层面较微观，而面对复杂的宏观世界能否有效地普及和发展，以及怎样更好地运用还有待探索。
综合国内外对于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该理论内涵解读已经有所成就，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研究层面上，对于人这一本体而言交往行为理论是什么的问题有待明确；二是在研究视角上，缺乏从当代中国出发，结合我国发展的现实语境探索交往行为理论的时代运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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