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曾恳切地谈到中国的诸多通俗小说，他认为，《水浒》《三国》《红楼梦》和其他通俗文学名著帮他探索到了“中国思想”。事实是，像所有经典通俗文本一样，它们不仅确实帮助国人了解了自身的民族思想文化，又同样帮助了那些不带偏见的外国朋友获得了对中国人的生活史、思想文化史活生生的形象化的了解。汲取经典通俗文本精华而衍生出的曲艺作品具有同样的功效，而借助通俗文本也是曲艺创演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在当前通俗文本文库容积极大拓展的前提下，如何精确择取题材并加以曲艺化创演，这是每一个曲艺从业者都应当考虑的问题。而上海曲协副主席、苏州评话表演艺术家吴新伯多年创演实踐，当可成为宝贵的经验。
10月31日，苏州评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晏春、邢晏芝兄妹将获得金庸先生授权的评弹版《雪山飞狐》传授给了常州评弹团青年评话演员杨洁。这是评弹界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金庸先生的作品终于再一次正式走上了评弹书台。
借鉴改编通俗文学文本，特别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本，过去是评弹创演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近年来，这种传统似乎日渐式微，与同时期文学作品的兴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苏州评话中许多传统长篇书目，如《三国》《水浒》《包公》《岳飞》《七侠五义》《江南八侠》等，大多脱胎于普罗大众耳熟能详的通俗小说或者民间故事。充溢于这些文字中最朴素、最分明的价值观同样也在其曲艺作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甚至于其中的经典形象，如忠义无双的关羽、抱打不平的鲁智深、精忠报国的岳飞、正气凛然的包拯等，已经成为了浓缩中华民族精气神的集体记忆。正如鲁迅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中指出的，长篇通俗小说乃是“时代精神所居的大宫阙”。中国的文化史正是靠着对小说、讲唱和戏曲这样的心灵史、生活史的叙写，才显得灵动、靓丽、丰满和生气盎然。观照通俗文学的经典文本，从题旨到字里行间，民间才人通过对现实的烛照和动感的触摸，展现出了智慧、灵性和强大的生活感受力。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难以忘却的人生况味，从而体验到通俗文学作家们的心灵历程。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丰富的文本文学文库给曲艺人提供了丰富的作品素材和巧妙的故事架构，而曲艺作品的进一步完善也在进一步丰富通俗文学文本的“库存”。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出了在中华文学文化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文艺。
我在将恩师沈守梅的长篇评话《绿牡丹》改编成《大唐传奇》时，就较多地借鉴了四川作家吴因易的小说《宫闱惊变》中的人物、结构和矛盾冲突，受益良多。如今《大唐传奇》作为我的“看家书”，在日常演出中颇受新老听众的欢迎。有不少观众认为：这部书来自传统但没有拘泥于传统模式，结构缜密，故事新颖，人物鲜明。这是我对重新促进曲艺与通俗文学相携前进的一次尝试，也是解决目前长篇书目越来越少、越来越短的有效途径之一。甚至那些颇受好评的文艺作品—— 不独文学作品，优秀的影视剧本亦然—— 比如《琅琊榜》《闯关东》《神医喜来乐》等，都有潜力改编成长篇好作品。
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应用至中篇弹词、评话的创演中。我当年有幸参与了中篇评弹《雷雨》的创作，在过程中感受很深。话剧《雷雨》已经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座丰碑，二次创演曲艺作品正如著名编导张继刚所说，起手就在高山上。所以评弹《雷雨》的创作是在巨人肩膀上的一次行走。但因为文本文学和曲艺的口头文学还是存在相当的不同，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个翻译的过程。对于上海著名故事作家黄宣林的这一观点，我非常赞同。翻译好坏对曲艺作品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正是鉴于此，我们在改编《雷雨》的过程中是非常认真和慎重的，在反复研读原著并和众多研究曹禺的专家交流后，我们确定了改编的方向：以蘩漪的情感线索为主线。因为评弹是依据单线故事矛盾先后进行铺展的，这不像话剧或者电影，可以多线条平行展开故事。所以主线副线的确定在评弹写作中尤为重要，一旦违反这个规律就会给观众造成相当的困扰。
所以我们合理地“增繁删简”，虚构了蘩漪和周萍的认识过程和蘩漪嫁到周家的过程中很多原著中没有的细节故事，删掉了观众熟知的如周朴园和侍萍重逢等情节，为蘩漪最后的疯狂“蓄力”。这给了演员表演上极大的舒展空间，又合理丰富了原作的故事情节。最终这个节目很得观众的喜欢，大家听得“蛮煞念”（苏州方言，听得很过瘾的意思）！而我在这个创作过程中也觉得“蛮煞念”，蛮有收获。
中篇评话《野狼谷传奇》改编自朱秀海的长篇小说《音乐会》，上海曲协秘书长章燕认为这部作品具有很大的改编潜力。但当我看完整本小说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章燕秘书长着实派来一个“大活”。这部书的改编难度着实不小，因为小说是从哲学层面来描写反抗日本侵略，故事性稍弱但哲学性极强。但曲艺强调在说法中现身，故事性不强又怎么能有活灵活现地“说法”呢？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困扰我。就在我想知难而退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点吸引住了我，那就是狼。作者描写了山谷中的野狼群对于这一场人类间战争的反应。以狼的视角看事情、借狼的口吻讲故事肯定非常有趣。日军和抗联游击队展开了一场鏖战，抗联寡不敌众转移到当地圣地野狼谷，日本鬼子随后也追了进去。但两者对待自然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游击队极其谨慎地进入了野狼谷，而日本鬼子则抬着机枪、迈着大步不可一世地冲了进去。这时狼群出现了，它们用它们的方式消灭了鬼子，保护了游击队。我最终还是没能说一段很“哲学”的评话，但故事本身的意味也许能让观众仔细思考一番。
前两个评话作品对文学原本的应用是相对完整的，而中篇评话作品《唐三彩》则是我杂糅各种文本的一次尝试。整个作品由三个不同女性如何对待遗憾的故事组成，是一部主题连贯但故事独立的评话。第一回《桃花之盟》由唐诗演化而成，第二回《雨夜之变》的原始故事出自长篇小说《宫闱惊变》，而最后一回书《甲子之恋》则来源于一个微型小说，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
一个午后，公路边上卖矿泉水和饮料的老太太正在忙碌地招呼着客人，今天生意特别好，一阵手忙脚乱的，这时来了一位老头，拿出两块钱买了一瓶水，但拿到找还的零钱后既不喝水也不走，就是直愣愣地盯着老太太。老太太觉得很奇怪，同样盯着老头看了一会，四目相对时老头低下头转身走了，老太太也继续忙生意。突然间老太太流下泪来—— 这老头是她当年的初恋。“他来看我了，我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想起来。”老太太回头望去，老头已经走远了，望着越来越小的背影，老太太想喊住他，但光张嘴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是在微信朋友圈看完这篇微型小说的，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久久围绕在心头，写作的冲动由此而生：唐玄宗年间，大将郭大魁奉命带领人马剿灭叛军，兵败葫芦峪。危急关头开茶馆的乡间姑娘霓虹出手救了大魁，养伤期间两人互生情愫，半月之后郭大魁告别霓虹之时对天盟誓“我一定会来娶你的”。但是回京后皇上以不砍郭大魁脑袋为条件命他娶下了自己的妹妹。六十年后大魁带着自己的儿孙再次来到了当年的葫芦峪，而痴情的霓虹也在此整整等了她心中的爱人一个甲子，从天真的小姑娘成为白发的老太太，于是一对情人从青年到晚年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真挚爱情就这样展开了。我给这回书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甲子之恋》，不论是作为中篇的一段，还是当作折子书来演都获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
长篇起手，中篇详述，以短篇结尾。短篇评话《信仰》的原始文本是一篇评论文章，文章针对当前影视作品中的神剧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一对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恋人，女的代号是风筝，在执行护送一批重要人员秘密转移的任务时暴露了，男的为了继续完成这次任务，在国民党上司的屡屡威逼下忍痛杀死了自己心爱的恋人。
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我，但当我在进行评话创作时却又总觉得里面少点什么。缺了什么东西？需要补充什么东西？怎么补充？这一系列问题成为我脑海中一片白茫茫的雾，一点头绪也显现不出来。反复阅读原始文本后，一道光出现了：风筝。所以在创作这个凄美的故事时，我采用了一种倒叙的手法：在一个部队干休所里，有一位白发老人，每天只是呆呆地坐着晒太阳，他有时糊涂有时清楚，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放风筝，这是他最开心的事，一边放一边叫“风筝，风筝”。而后闪回，进入前面所说的这个故事的主线，最后闪回到现在，老人边收风筝边嘀咕着“风筝，等我，你一定等着我”。创作这个作品给了我更多的思考，即真实故事和舞台呈现是不同的，舞台作品除了在情感上需要感动观众之外还需要给予观众心理上的抚慰，这就需要作者在对原始文本进行改编时充分考虑到舞台展现需要的具象化以及由之衍生的感召力。
由以上例证我总结了一些对通俗文本改编的体会。
1.任何文本文学都可以为我所用，不论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评论文章、新闻报道，皆有可能成为曲艺作品改编的母体。
2.选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毕竟文本文学和口头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门类，如何选取文学作品中适合曲艺创演的故事情节，这是曲艺从业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全盘照搬是不可行的，对原始文本进行大量的筛选和尝试，从中找到可用的东西—— 有时是一个结构，有时是一段故事，有时是几个人物，甚至有时只是几句对白，而那些文本中能使人瞬间心动的内容，一定是有用的。
3.如何正确处理找到的素材也是成功的关键。曲艺艺术百花争艳丰富多彩，每个曲种各有特点，对文本文学所提供的资源需要各不相同。但万变不离其宗，找到我们需要的原材料并根据本曲种的特点进行曲艺化的改编和呈现，这是最关键所在。用一老话来讲就是：“你要把它捏碎了成你。”
4.在改编和借鉴文学作品时要有很强的版权意识。
些许感悟，是我在文学文本的曲艺二次创演中所得，或有管中窺豹之处，也希望以之为砖，引来玉声清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