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日本敦煌学史上，羽田亨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的多部研究著作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学术界并不十分了解他的全部生平和学术范围、学术贡献。本文将以羽田亨的敦煌学研究为中心，全面总结他的学术成就及在日本敦煌学的相关活动，把一个真实和全面的羽田亨介绍给同仁。
关键词：羽田亨；敦煌学；西域史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104-09
一 生平简介
羽田亨博士生于1882年5月15日，是京都府京丹后市峰山町人。他本姓吉村，父亲叫吉村和，他是第四子。上中学时，他成为羽田家的养子，改名羽田亨。根据间野英二博士的介绍，羽田亨自幼非常聪明，享有神童的美名，不到14岁就已经成为当地小学的教师。当时，他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记者。为了实现他的梦想，1901年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深造。
190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白鸟库吉博士的指导下，开始研习支那边疆史和民族史。外语天赋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了，他几乎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各种外语上。导师白鸟博士本来就是个精通数种外语的东洋史家，使聪明的羽田亨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和对东洋史的研究兴趣同时得到了发展。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严格的教育，为他走上专业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他离开东京，直接考入了刚刚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院，成了那里内藤湖南博士门下的第一个东洋史学的研究生。
1909年，羽田亨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东洋史讲座讲师。1913年，羽田亨由于杰出的外语才能，受到当时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于是羽田亨转任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副教授。1922年，羽田亨获得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羽田亨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28年，羽田亨当选为京都帝国大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32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长，1936年当选为日本帝国学士院院士。1938年11月，前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突然逝世，羽田亨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帝国大学第12代校长。
正是在羽田亨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数千学生参加了日本军，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成员。2006年6月10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说：“1943年11月20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4500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260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1943年，羽田亨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45年，出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52年获法国儒莲汉学奖，1953年获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病逝。羽田亨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京都大学的教授。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时期，羽田亨和他的两位老师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博士及他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闻名的史学学派。而羽田亨作为东洋史学的两个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利用他精通十几种外语的语言特长，建立了西域学·敦煌学京都学派。羽田亨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满和辞典》(主编)、多卷本《敦煌遗书》(主编)、18卷本《明代满蒙史料》(主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主编)等，有些论文几乎就是独立的专著，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后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
二 主要学术成就和学术观点
羽田亨的学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毫无疑问，西域史和敦煌学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的核心和顶点。
首先是，羽田亨对元蒙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元蒙史的研究是羽田亨起家的肇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成为一名东洋史家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对这个领域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学的振兴，《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的刊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研究元蒙史提供了系统的史料。
羽田亨在中国古典元蒙史料文献整理上迈出了一大步。他指导学生田村实造博士完成了多达18卷的史料的《明代满蒙史料》一书。他又先后撰写了《蒙古驿传考》、《元朝驿传杂考》、《元朝汉文明为态度》等论文。表现出对元蒙文化制度史专题研究的倾向。
请看羽田亨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驿传杂考》Ⅲ中的相关考证：
《元朝秘史》卷12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刺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Jamcl’n换言之，即掌握驿务的人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刺阿臣为ularaoin，ulaoin之对音，或作兀刺赤(ularaoi，ulaoi)，ulara为驿马，ci系管护人的接尾语，其意不外乎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后讹为蒙古语。
如此考证之后，则札木臣及兀刺阿臣的意思已经焕然冰释。
再如他对《经世大典·站赤一》中的“脱择能干官一员充脱脱禾孙”一语的考证：
置脱脱禾于都会关要之地，以辨诘奸伪往来之使臣或押运。沙畹(Chavannes)氏尝解此语与Todotkhaktchi，即“说明者”(Explicateur)同源语，而白鸟博士解为Toqtora，即“定”或“止”义而加语尾一Sun之对音者，并谓似因此等官员止问往来人，故名。上引二说，均似有理，然余今从其职责上考之，以为Todotra即系“使之明嘹”(Deu—tlich machen，aufklaren)之语源而加一Sun之接尾者。此名见于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统元年(1260)始，然在《经世大典》中，前亦屡见验使臣之记事，是以吾人不妨为从前已置驿长及驿令人。
我想，以上两例足以说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之所在了。这些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大量使用。元蒙史研究的难点，就在于语言文字的繁杂和混乱，涉及地域的广博和史料的残缺更是问题之问题。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的羽田亨，从事这一研究可说是得心应手。再如对“首思”一词的解读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证研究，无不如此。
羽田亨在名作《西域文化史》一书中，他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