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繁荣期。回顾30年来的学术历程，总结其特点、规律、经验、教训，展望未来走向，将有助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学术环境宽松，学风更趋实际。建国后，1949至1965年间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主体的研究体系。1966-1976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儒法斗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卷入了政治的漩涡，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这一时期，史学研究反映的是思想而不是学术，学术研究基本处于停滞和严重扭曲的状态。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们抛弃了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纠正了以往史学研究中存在的片面化、单一化的倾向，营造了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宽松的研究环境。学者们敢于进行学科创新，发展和开拓了文化史、社会史、区域史、环境史等领域研究，并呈现出整体性史学研究、中外互动、跨学科和内向反思的趋向。同时，史料逐步开禁，思想逐渐解放，对过去比较敏感的问题都有一定的研究，开始树立了实事求是研究历史的好风气，中国进入了一个“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实学”时代。
传统课题继续深入，新的领域不断拓展。首先是全景式历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冲决了过去呆板、单一、直线式的研究框架，研究视角不断拓宽，不仅关注上层社会、精英文化的研究，而且下层民众、大众文化也成为近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族群、灾害、瘟疫、匪患、村落、妇女史、秘密社会、市民社会、公共空间等，也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呈现出丰富而全面的图景，显示了史学研究灵动的活力。研究的重心，也从以往的晚清史转移到民国史；由政治史、军事史拓展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思维，不再是过去的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分法”的标准，而是多元、求实的判断标准。
其次是长时式历史研究。历史的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短时段的研究很难把握整体性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学人改变过去的偏重短时段、单一、割裂的研究，开展了长时段、“大历史”式的历史研究，提倡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1］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中国古代历史，下有中国当代史，更需“继往开来”之研究，也更需求长时段之研究。作为历史重大转型时期的今天，做到“通古今之辨”，“鉴往而知来”，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连续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是精微式历史研究。在提倡“总体史”（或整体史）研究范式的今天，学人们并非忽略精微式的历史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提出“草根史学”，向下取向的史学研究，开始了对民众、民生、民本的关注。这种微观、个案的研究往往置放于“大历史”的环境里，反映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其研究特色在于宏观导向，微观切入，大中有小，以小见大，宏观整体研究和微观个案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如对乡村社会和村民日常生活历史的研究，既有大历史、长时段的研究，又有微观、个案的考量。对于一个区域的乡村及其村民的研究，学者们又大多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等多种角度切入，形成多元的立体化研究格局。
近年来，近现代政治史研究比以往总体有所弱化，主要是综合论述不足，但对近现代若干重大政治事件仍进行了一些新的探讨，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均有所发展和深化，且提出了新的观点。如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的探微，民国史实与史料的发掘，近代中国的文化与制度转型的思索，都令人注目。此外，对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传统研究论题的再认识也有所深化。
跨学科研究渐起，实证研究重兴。
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是当前史学研究中最敏感的问题，争论颇多。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改变了以往单一的“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已被引介，并日趋成为时尚。其研究的视角更为新颖、内容更为丰富，从而在广泛的联系中把握历史，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灵活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展。但任何一种研究范式，并不是终极范式，范式的转换在不断争议中探索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研究理论的不断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法也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跨学科研究渐成时尚。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促进了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可以说当前跨学科研究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推力。跨学科的研究，主要是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的史学。如近年一批学者主张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医学史和社会史的结合，民族史与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研究较为风行。随着这些学科交叉与应用，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不断涌现，如社会文化史、家庭史、城市史、生态史、心理史等。这些分支学科，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产物。新兴支系学科的产生和不断增多，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拓展了极大的空间。
其二，实证研究再受青睐。在进行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应用的同时，学者们继续保持和发扬传统实证研究的学术优势，广泛应用中国传统史学辑佚、辨伪、校勘、诠释、考证的方法探究近现代史问题，这种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实证”态度成为学界时尚。30年来，在史学刊物上发表了各种考据类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近代史研究》载文就有百余篇。
实证研究之所以兴起，一是史料来源多元化。开放时代，材料来源更为广泛，档案、报刊、个人日记、碑拓、口述资料等等，近年被大量整理和开放，这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如美国和前苏联的档案的开放，一些新资料的发掘，加之中外资料的互证，使学界重新审视了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微观变化。另外，信息网络时代使学术界快捷地掌握研究前沿动态，共享国内外学术信息成为可能，为实证研究开辟了广泛渠道；二是研究手段的多元化。这30年来，人们把中国传统史学辑佚、辨伪、校勘、诠释、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结合起来，还借助了国外史学界常用的比较法、计量法、心理分析法等方法，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近现代史实证研究的深入。
学术交流频繁，形成中外互动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举办的近现代史学术研究会议颇多。东西方学界开展了学术对话，“走出去，引进来”，开始了中外史学互动发展的历史时期。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出国学习或访问，直接接触西方学术，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开始了新方法的尝试。学者们站在中国自身立场，开始内向反思，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对策性与前瞻性的研究。
总之，近30年来中国近现代史学术研究日趋繁荣，人才辈出，学科体系多有创新，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学术气氛活跃，研究成果丰硕。为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敏.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J］.史学月刊，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