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部1869年清代刻本湖北崇文书局版《战国策》，由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崇文书局购得，入藏集团公司陈列室。
这是一套线装雕版印制的旧书，全五册，无函套，内文大字11行，行21字，双行夹注。字体清劲，墨色均匀，浅黄色的纸页散发着淡淡的陈年书香。封面题名“剡川姚氏本战国策”，扉页则于书名之左下侧印有小字款识：“同治己巳”，“湖北崇文书局重雕”。
于清同治六年(1867)成立的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其刻书在当时就以品类多、版本精著名于士林。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的背后，则故事更多。
说起《战国策》，就不能不首先说到西汉大学者刘向及其儿子刘歆的校书。《战国策》原本为先秦战国时期各国史官、策士辑录的使用权谋奇计的短篇故事，收藏在皇宫内府。西汉成帝年间，刘向奉诏整理当时皇家藏书，见到这部书简册错落，体例混乱，“错乱相糅莒”。战国时不同各国，所用书名也错杂不同，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不同的名称，而故事内容记载的是战国时谋臣策士们的真实言行，精彩纷呈。刘向精心校核，删芟重复，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次序重新编定，每一国大体按照时间先后编列，分为三十三篇，派人重抄，并最终定名为《战国策》。刘向整理汉朝国家藏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亭，当时每成一书，刘向都要概括其主要思想内容及成书背景，写为书录，以便向皇帝汇报。后来刘向将所有这些书录汇编起来，定名《别录》。《别录》是中国图书史上非常特别也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它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开山之作，记录了中国先秦和西汉著作的辉煌。不幸的是这部名著并没有完整地流传下来，传下来的仅八篇而已，而《战国策书录》有幸就在这八篇之中，晚清崇文书局本《战国策》将这篇书录首列在目录之后，正文之前。
刘向在《别录·战国策书录》中首先纵论自周朝经历春秋而后战国和暴秦每况愈下的政治和社会道德状况，然后这样谈到《战国策》这部书：
“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国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
由于当时已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刘向这样评论《战国策》，显然是站在当时已成为主流思想的儒家的立场，认为书中记述的奇谋异策只是战国策士救急扶危的权宜，而不足以治国教民，是国家统治者道德浅薄的表现；但充分肯定这些高才秀士的计策存亡扶倾转危为安的奇效可喜可观，则反映刘向作为学者的开明和包容。多亏刘向的开明和他的辛勤努力，我们熟知的一些有声有色的精彩故事，如邹忌谏齐王、西门豹治邺、鲁仲连义不帝秦等，才作为中华智慧与崇高道德的典范，与《战国策》一起，得以保存到今天，至今仍滋养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战国策》流传之后，东汉高诱曾为之作注。北宋时期，该书渐渐有了损佚，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之作了校补。他在校补之后所作书序中写道：“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可见曾巩在北宋时期的求补校正，的确非常及时。就在权威的官修书目都认定有十一篇已经佚缺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蒐求补苴，使该书三十三篇重为完璧。所以，在《战国策》流传史上，曾巩也增添过浓重的一笔。
到了南宋，《战国策》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版本。其一为鲍彪的新注本，成书在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其一为姚宏的续注本，成书于绍兴十六年(1146)。其中作续注的姚宏，就是本文开头时所看到在书封面上所题“剡川姚氏”。姚宏，字令声，一字伯声，剡川(在今浙江嵊县西南)人，曾经当过南宋删定官，因为性格耿直，触犯了权相秦桧而被捕下大理狱，死在狱中。他生活的时代应该在南宋初建炎、绍兴年问(1127-1162)，与爱国名将岳飞大致相当。姚宏大约在当删定官期间，得到曾巩之后又—位北宋校书家孙朴元佑元年至八年(1086-1093)校定的《战国策》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虽有繁简和文字差异，但都是以曾巩本为基础，参校北宋时人苏颂、钱藻、刘敞和国家集贤院的不同校本校定的。姚宏以这两个版本为基础，问出己意，作《战国策续注》。之所以称为“续注”，是因为汉代名家高诱曾为《战国策》作注，姚宏将之保存在自己所校的书中，而将自己的注视为高诱注的继续。高诱注传到曾巩为《战国策》校补时，已经不全。这一点，我们从访得的清崇文书局雕本后所附姚宏题跋中就可以读到。他说，存有高诱注的，仅仅第二卷至第四卷、第六卷至第十卷、第三十二、三十三卷共十卷，其余各卷都没有高诱注。曾巩序曾记载他校《战国策》时北宋官书目记载高诱注仅存八篇，而他见到的是十篇。姚宏的版本中存有高诱注的也是十卷，所以曾巩所刃，到的高诱注应当与姚宏所见到的数量相当。在现存清崇文书局重刻的姚宏本《战国策》中，凡标明“曾作”的，是曾巩本的异文；凡标明“钱”“苏”“刘”“集”的，分别为姚宏所得孙朴本中所记载的钱藻、苏颂、刘敞等人和集贤院本的异文或校语；凡标明“一作”“一本”“旧作”的，为姚宏自己收集的参校本的异文；而凡标明“续”的，是姚宏自己的注文。除此之外，在第二至四卷、第六至十卷和第三十一、三十二卷中，凡不标姓氏或出处的注释，均为汉代高诱的原注。
与当时流传的鲍彪的新注本不同，姚宏的注本，所出注较多为校勘，而鲍彪注释，较多为训释；姚宏的注本非常注意保存旧版《战国策》原貌，而鲍彪注本在自己认为应该如此之处就直接加以改动。例如，姚宏本《战国策》的第一卷《东周》，在鲍彪本中被改为第二卷，而鲍彪将原本所列第二卷《西周》改为第一卷。其原因鲍彪在自己的序中说明：“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这一处改动，稍后为《战国策》作注的的元代吴师道就曾经提出批评，指出：‘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又例如，《战国策》最后一卷《中山策》之末，附有一篇秦昭王与秦国名将武安君白起对于伐赵的讨论，姚宏认为原本将秦国君臣的讨论放在中山国卷不对，但仍存其旧，仅在其题跋中指出：“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谓。”而鲍彪则径直将该篇挪移到《秦策》之中。无论有无道理，这种擅改反映的是宋人“以心逆志”的时尚，对于保存古书旧貌是非常不利的。姚宏存疑而不轻易篡改，则保存了古书原貌，体现了校勘古籍应有的严谨态度。
姚宏注本流传到清代，数量已极少。黄丕烈得到一部，“楮墨精好”，认为是《战国策》传世善本，于是一面让雕版工人影刻，一面亲自动手，选参元代吴师道等人的校本而详加勘校，写成校勘札记三卷附后。黄丕烈，清代著名藏书家、校书家。字绍武，号荛圃、
荛夫，又号复翁，江苏吴县人。他的藏书，以“佞宋”为特点，据《百宋一廛书录》和《求古居宋本书目》记载，黄丕烈前后共曾收有宋版图书共二百部，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黄氏学识深厚，精于校勘。每获一书，日夜雠校，研索订正，有校至三四次或五六次的。他将所校精品刻为《士礼居丛书》。该丛书收书共十多种，一般都附有札记，这些校书和札记当时就以其版本珍贵和校雠精审而享有盛名。《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就收入在《士礼居丛书》中。这里从该书中随手举一例以见黄氏札记校雠之精：《赵策四》有一篇收入现语文课教材的《触龙说赵太后》，姚宏原本“触龙”之‘咙”字下有下偏旁‘言”，作“讋”字。姚宏注意到这一段的文句“左师触讋愿见太后”中的人名、行文与其他有相同的记载的文献不同，如《史记·赵世家》作“触龙言愿见”。但姚宏并未评价诸版本的是非，只是指出“一本无‘言’字”。而鲍彪注则认为“讋”字正确，元代吴师道也认同鲍彪。黄丕烈斟酌诸说，判断认为“龙”字正确，他指出：“当作‘龙’，……‘言’字本下属‘愿见’读，误合二字为一。”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战国策》出土，行文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以出土材料确凿的证据证明了黄丕烈札记对于人名“触龙”和‘言”字应当和‘l愿见”连起来读的判断正确。清代与黄丕烈同时的另一著名校书家顾广圻(千里)为黄氏《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作序，称该书为传世《战国策》最古的版本，又称黄氏札记“虽主于据姚本订今本之失，而取吴(师道)校以益姚校之未备，所下己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未备也，凡于不可读者已稍稍通之矣。后世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认为该书及其黄丕烈札记是读《战国策》的最佳路径，应该并非溢美之辞。
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在清嘉庆八年(1803)。到清同治八年(1869)，即本文开篇处提到的“同治己巳’，黄丕烈刻本存世已经不多，崇文书局于是选取了黄氏《士林居丛书》《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作为底本，重刻出版《战国策》一书，这是非常有见识的。因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当时可供选刻的版本并不少，如孔昭焕家藏姚宏续注本、鲍彪新注内府藏本、元吴师道校注本等，崇文书局作为官书局刻书，底本应该是不愁选的，而崇文书局选取了校勘更为精审的黄氏《士林居丛书》本，可谓独具只眼。
清崇文书局《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共五册，第一册卷首目录之后录刘向《别录·战国策书录》《战国策》第一至第九卷正文；第二册为第十至第十八卷正文；第三册为第十九至第二十四卷正文；第四册前为第二十五至三十三卷正文，后依次录曾巩序、李文叔跋、王觉大约写于北宋英宗治平四年(1065)的《题(战国策)》、孙朴的跋和姚宏的跋；第五册依次为黄丕烈《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并札记序》、黄丕烈的上中下三卷札记、顾广圻为黄丕烈本所作的序。附录之中，除李文叔和王觉两篇聊以存古之外，其余各篇都具有非常高的文献考订价值。崇文书局于同治六年(1867)李翰章署湖北总督时成立，到张之洞督鄂时大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四大书局之一。所刻书以版本考究、刻工细致、纸墨精好著称于世，所重刻《战国策》亦如此。
数十年过去，1900年，大变局到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广总督李鸿章面对朝廷“召集义民”以勤王抗敌的指示沉思再三，最后毅然复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则进一步领头与列强搞“东南互保”，签订了九款章程，使南方大半个中国免于兵火战乱。动荡之后，慈禧太后逃难后返回北京，痛定思痛，决定要着手与帝国主义列强改善关系，于是由国家出面第一次派团参加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要向世界展示泱泱大中华有典有册的数千年文明，展品当然莫过于图书，而其时大劫甫过，北方糜烂，要送书参展，环顾中国，还只有南方湖北崇文书局所出官本图书依旧楮墨灿然，规模宏富。于是当事者决定选送崇文书局版图书190余种，与慈禧太后油画像一起，远涉大洋参展，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赫然在焉。由于展后清政府又糁展图书作为礼物全数赠与美国政府，于是包括《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在内的大清湖北崇文书局版190多种图书又奉命^藏美国国会图书馆，至今仍担负着亲善大使的使命，续写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篇章，这当然是一点题外话。
入藏集团公司陈列室的这套清湖北崇文书局版《战国策》，依旧散放着淡淡的陈年书香，默默诉说着她自己的故事。这五本书，开本均为263毫米长，70毫米宽，除第一本题签和封底脱落，几处装订线断开之外，其余都十分完好。清同治八年至今，历经140多年，历经动乱，能保持这样的品相，殊为不易。想必有爱书之人，勤于呵护，而冥冥之中，亦自有庇佑。由此想到我们的民族，想到我们历经坎坷而依然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文化，不禁慨然亦欣然，更加感到作为出版人肩负的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清代崇文书局选姚氏本重刻《战国策》，于保存古籍旧貌当是上选；而鲍彪擅改固然不妥，但他下大工夫注释文句，成绩宏富，且其本身即为宋代古注，亦值得重视，故以后若有机会整理，应以姚本为主，将鲍注及后来黄丕烈校勘札记逐条散入正文之下，综合校注，当更为上佳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