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文化人，鲁迅一直是张仃的精神偶像。
从十六岁开始读鲁迅，画鲁迅，鲁迅的思想贯穿于张仃各个时期的文章中，以鲁迅为题材的画作，出现于张仃各个时期的创作中，直到2006年。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张仃隐居在京郊门头沟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此时他已放下画笔，不再过问画坛是非，凡是去拜访过的人，定能看到这番景象：一位白发老人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抽着大烟斗，独自沉思，案几上放着一撂《鲁迅全集》。据夫人灰娃的介绍，张仃经常喃喃自语的一句话，就是——“还是鲁迅的好”。
确实，就人格的孤迥高迈，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张仃与鲁迅有太多的相似。然而，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思想家，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矛盾体，冷峻与灼热，感性与理性，进取与虚无，希望与绝望，在他身上同时并存，构成极大的张力，崇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吸收；而张仃，是一位朴素的艺术家，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性格，那么，他是以什么方式与鲁迅发生精神上的联系的？
由于年龄的关系（鲁迅大张仃三十六岁），加上鲁迅去世太早，张仃与鲁迅没有交集。鲁迅交往的左翼美术家，年纪最小的（木刻家刘岘）也比张仃大两岁。不过，张仃其实还是有机会接触鲁迅的。1936年春张仃漂流到南京时，鲁迅尚健在，住上海，南京离上海很近，交通也方便。那么，如此崇拜鲁迅的张仃为什么没去拜访一下？晚年张仃这样回答笔者的疑问：“鲁迅先生很忙，我不想去打扰他。我学习鲁迅，主要是看他的作品。”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及陈布文，张仃的前妻，曾任延安“鲁迅研究会”秘书，解放后是北京五中的教员、散文家。若论对鲁迅作品的熟读，进入鲁迅的灵魂世界之深，陈布文比之张仃或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布文的知交赵昔女士在《陈布文传略》中这样写道：“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从事于鲁迅研究，颇能领悟鲁迅先生之精髓，致使其做人态度，文章风格，精神气质都浸透着鲁迅精神。”与这样一位非凡的知识女性风雨同舟五十年，张仃会受到怎样的感染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张仃对鲁迅的认知，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大潮的制约。1942年，延安展开文艺整风运动，王实味被整肃，萧军遭围攻，左翼知识精英纷纷妥协；1955年举国上下对“胡风反党集团”的声讨批判，胡风锒铛入狱；1957年“反右”运动，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知识分子从此噤若寒蝉。这三次运动，张仃都赶上了：第一次，他不理解，反感，甚至站出来声援被围攻的萧军；第二次，作为党员、干部，他随大流表了态；第三次，他被推上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的位置，不得不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此后的鲁迅，不断地被扭曲，被涂饰，最终变成一块吓人的招牌，一块砸人的石头。于是，一个真实的鲁迅退居张仃的记忆深处，直到“文革”爆发。据张仃之子张大伟回忆，那时张仃在被批斗之余，经常默诵鲁迅的《无题》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关于张仃与鲁迅，笔者以为：张仃始终是以一个纯正的艺术家的眼光和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崇拜鲁迅的；鲁迅像一条红线，贯穿他的整个生命历程；鲁迅“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告诫，外不落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中国传统血脉的“拿来主义”美学思想，一直是张仃的艺术座右铭。
一
张仃与鲁迅的作品相遇在国难当头的20世纪30年代初，立即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其时他年方十六，东北流亡少年，刚刚考入张恨水办的北平华北私立美专国画系。青春叛逆期的他，因不满学校中国画教学的落后保守，加上黑暗现实的刺激，率性画起漫画，抨击时政，据张仃晚年自述：美专一周年校庆时，他以丈二宣纸画罗汉鬼怪，遭到同学和老师的嘲笑；后来又作《焚书坑儒》，采取民间水陆画《地狱变相》的形式，抗议国民党政府对左翼作家的迫害；画面上，蒋介石被画成阎王，丁玲关在铁笼子里，鲁迅在路上跑，小鬼拿着索命牌子在后面穷追。
鲁迅的形象此时已频频出现于左翼美术家的笔下，像陶元庆、罗清桢、力群、曹白等人，都为鲁迅造过像，其中多为头像或胸像，像《焚书坑儒》中那样全身、奔跑中的形象，而且融入民间水陆画的形式，属于首创。关于这样幅画，1998年4月张仃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专门谈道：“我用水陆画的形式画的漫画《地狱变相》，把阎王画成蒋介石，下面是丁玲关在铁笼子里，鲁迅在路上跑，小鬼在后面追。这个形式的漫画在北京的一个漫画展览会上，人们很认可，用民间形式，画现代生活。”2006年，应笔者的请求，张仃凭记忆复制了这幅漫画，题跋中这样写下：“七十年前北京美专读书时，曾绘《焚书坑儒》，抨击时政，丙戌年应兆忠之嘱，凭记忆重绘。岁月匆匆，往事如烟，不胜感慨。九十它山张仃于京华。”
张仃创作《焚书坑儒》，时间应为1933年下半年，是年五月丁玲被捕入狱，坊间盛传鲁迅被当局通缉追捕的消息，风声肃杀。在这种时候画这种漫画，无异于顶风作案。其时张仃，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强烈的离黍之恨，加上鲁迅作品的激励，使他变成一位癫狂的艺术斗士。1934年4月，因参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左翼美术活动，张仃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解押南京陆军监狱，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后因年幼（不满十八岁），改送苏州反省院。像《焚书坑儒》中的丁玲一样，张仃也被关进了铁笼子。
张仃在铁笼子里囚禁了一年多，经苏州电影制版厂保释出狱。1936年春，张仃只身来到南京，开始漫画自由撰稿人的生涯。那时，他住在南京城外的破庙里，天天为吃饱肚子奔走，晚上在烛光下作漫画，穷得连蜡烛都买不起，孤苦伶仃中，将父母命名的张冠成改名为张仃。就是这个时候，他结识了文学青年陈小渏（既后来的夫人陳布文），两人一见倾心，在南京铁道部办的《扶轮日报》上，一个画漫画，一个写散文。相同的人生境遇与志趣，尤其是对鲁迅作品的共同爱好，使他们互相爱慕，坠入情网。
张仃这时期的漫画，思想内容与当时的左翼漫画如出一辙，从标题即可看出：《春劫》《买卖完成了》《春耕》《乞食》《野有饿殍》，而艺术形式却很摩登，用笔恣意，造型夸张，风格沉郁而犀利，与鲁迅的杂文风格颇为接近。现代文学史家董炳月先生在研究中发现，鲁迅激赏并向中国美术界郑重推荐的美国漫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y，1853—1917）的作品《秋收时之月》，与张仃的《春耕》在题材与构思上有惊人的相似，两者都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鞭挞，遂推定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笔者曾就这个看法请教过张仃，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笔者认为，《春耕》是否受了《秋收时之月》的影响，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幅作品的主题内涵与艺术格调上的不谋而合，高度契合，证明张仃受鲁迅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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