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曾连夜把两三万字的中美油矿开发相关合约草案精准翻译出来，深得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赞赏。
1920年春夏之交，原中国公学学生赵汉卿等人合办公民书局，该书局以出版编译图书为主旨。书局方面邀请王云五负责主编一套公民丛书。这一回，王云五当起了自由撰稿人，他只靠编译书稿计酬，工作大多在家完成。一年后，经王云五主持，公民丛书出版二十余种，其中包括他翻译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社会改造原理》。
至此，王云五的职业生涯已涉及教育、从政、出版等方面，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大致也沿着这三条轨道拓展。王云五颇有敢为天下先的气度，他曾说道：“如果能够有一个大规模的出版家让我发展，那是无所用其客气的。而且我平素有一种特性，对于任何新的工作或如何重的责任，只要与我的兴趣相合，往往大着胆去尝试。”
三、“四角号码王公”
1921年9月中秋节这一天，王云五正式到商务印书馆报到。当年12月前后，王云五正式就任商务印书馆第四任编译所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王云五首先改组编译所，按照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经过两三年发展，编译所规模扩大了一倍，总数近300人，各类人才济济一堂，其中包括顾颉刚、叶圣陶、竺可桢、郑振铎、黄宾虹等，均是一时之选。其二，王云五着手安排编印各类新学科入门小丛书，以便拓展新的产业链。此前，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多以中小学教科书和各类参考用书为主。经过改革，一两年后，商务印书馆年出书种类翻了一番，达到600多种。此外，王云五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增设了算术学科与商业专科。王云五很重视数学的应用。他早年在家乡时，常与叔伯一起赶集，学习了快速心算和珠算，由此一生养成计算的习惯，无论做任何事，往往先计算利害得失，以此作为决策的标准。
为了便于对辞书中的汉字进行检索，王云五在汲取高梦旦、林语堂等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次钻研，历时数年，并于1928年发明完善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有一次吃饭时，他忽然发现：按传统习惯，一个汉字总笔画不过两位数，但如果把汉字拆分成不同部首或笔画，并相应用数字编码，便可用三四个数字一起来代表该汉字了。这正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基本原理。想到这里，王云五不觉把桌子一拍，大笑起来，家人见此情形，不知就里，竟以为他要发狂，殊不知王云五的新检字法就在这时候发端了。
四角号码检字法一度盛行，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等，都曾根据这一发明为中文图书检索。商务当年的出版物上，只要出现四角号码检字法，都会附上胡适“笔画号码歌”。直到20世纪末，随着音序检字法流行，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的《现代汉语词典》才声明不再附四角号码检字表。
四、《万有文库》被转送到了延安
王云五对商务印书馆的贡献，后来常被形容为“四百万”。“四”指他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百”通常指出版百科全书，“万”即代表《万有文库》。也有论者认为，王云五入主编译所之初，启动一些新项目，耗费了商务五百万股金的五分之四，故有“四百万”之称。
如果说《岩波文库》是日本近代大型文库图书的代表，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可谓中国近代系列出版物的集大成者。据王云五回忆，之所以出版《万有文库》，其初衷为：协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甚至各家庭，以极低的代价创办具体而微的图书馆，走大众路线，便于机构、民众购买。1929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万有文库》第一集，共1000余种，2000册，首印5000套。
《万有文库》最初一度积压，但通过折扣征订、教育部发文要求订购等形式，丛书很快销售一空。为了提升服务质量，扩大影响，《万有文库》随书附赠数千张按四角号码检字法编号书名的卡片，以方便图书馆进行管理和读者检索。此后，《万有文库》第二集700种出版，同样是2000册。五六年间，因收藏《万有文库》而新建立的图书馆不下2000家。王云五创立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也被普遍采纳。
王云五主持出版《万有文库》这一壮举，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购置了《万有文库》，时常阅读。《万有文库》还有一段佳话。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临潼渭河北县委书记尹省三接到指示，要求搜集一批书籍送往陕甘宁边区。经多方打听，他得知和地下党有关系的阎良大良村人宁毅侯，藏有一部《万有文库》，价值450块银元，时价折合100石小麦。双方接触后，宁毅侯愿意无偿将藏书送给中共中央。尹省三于是以经商为名，把《万有文库》分册装成40多箱，雇用20头驮骡，辗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等对此赞赏有加。后来，中共方面先后两次付给宁毅侯法币一万元，以示谢意。
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1930年3月，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正式接任之前，他出国考察，历时半年，深受美国“管理之父”泰勒影响，并效仿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现代科学管理法。依据其《科学管理法计划》，改革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但如此超前的管理模式，因涉及福利待遇、任务考核等事宜，遭到了大多数职工的激烈反对。编译所职员甚至发表“宣言”：王云五不独为同人等之公敌，亦社会之公敌……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要求王云五辞职。迫于压力，王云五最终宣布取消改革计划。实际上，王云五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化整为零，首先从财务管理等方面陆续推进其现代管理，以点带面逐渐铺开。
战乱几乎给商务印书馆带来灭顶之灾。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第二天上午，日军派出飞机连续3次对商务印书馆狂轰滥炸，位于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皆中弹起火，全部焚毁。日本浪人随后闯入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图书馆纵火，致使40多万册藏书化为灰烬，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成千上万的善本古籍、州府地方志等从此绝迹。据统计，商务印书馆在此次飞来横祸中损失了约八成的资产，计1630万元以上。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叫嚣：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被炸后，董事会立即组成特别委员会，推选张元济为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王云五为善后办事处主任。为了保存并利用好所剩不多的资产，尽快恢复业务，王云五解雇3000多名员工，只保留1000多人。此举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当年，王云五不过40来岁，为此却一夜白头。胡适给他的来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对此，王云五只能感慨：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在他看来，国难当头，复兴事大，保存中国文化事业责无旁贷，否则，光养活这么多人就足以把商务印书馆拖垮。
好在经过妥善协调，商务印书馆仍保留了一些产业。上海第五印刷厂幸免于难，香港、北平等还有数十家分馆或印刷厂，各种资源加上从炮火中抢救出的物资，共计约300多万元资产。这为商务印书馆复兴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
王云五首先从恢复中小学教科书出版业务着手，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商务其后所出版的教科书，均以“复兴”命名。此外，《大学丛书》《四部丛刊续编》《丛书集成》接连出版，《东方杂志》《英语周刊》《儿童世界》等先后复刊。至1936年底，商务印书馆总资产达1800万元，接近被毁之前，几年间出版物近5000种，占据了全国市场半壁江山，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新的奇迹。
“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避嫌怨，力排万难，苦斗两年，复兴商务，就是要“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在磨难中，商务印书馆以“日出一书”为口号，用事实粉碎了侵略者妄图灭我文化的企图。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再遭外敌入侵的劫难，王云五等人在领导产业内迁的调度中，仍主持推出了一系列教科书、抗战读物、学术精品，如《抗战丛刊》《国史大纲》《新唯识论》《孤本元明杂剧》等，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顽强生命力。期间，王云五灵活变通，实施“战时节约”策略，如尽量减少图书版面的空白部分，以节约用纸，降低成本，而纸张多采用轻型纸，以便于运输。
六、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重回商务
抗日战争结束后，王云五逐渐弃商从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此前，他已连任过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在会上多次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被称为“国民党之前哨”，颇受蒋介石器重。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王云五被任命为经济部部长。为此，王云五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职务赴任，他自言“不是去做官，而是去做事”。两年后，王云五任行宪后的翁文灏内阁中的财政部部长，因力推金圆券代法币、稳定物价政策失败，被迫引咎辞职，后迁往台湾。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新华社发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王云五被列为第15号战犯。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王云五在大陆一度沉寂，这与其从政经历不无关系。
定居台湾最初几年，王云五历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在蒋介石拨款15万元经费后，他筹办了华国出版社。自1954年起，王云五受聘为“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率先在台湾倡导博士教育，并指导博士生科研，讲授“中国历代政治典籍研究”等课程，培养了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因此被称誉为“台湾博士之父”。此外，王云五笔耕不辍，编写、翻译出版了《中国史地词典》《英文成语新词典》《美国全史》，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并着手撰写《岫庐自撰年谱稿》《岫庐八十自述》回忆性文稿。
王云五自言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这也就不难理解，1964年，已76岁的王云五会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开始新的创业。随着《人人文库》《国学基本丛书四百种》《古籍今注今译》等系列图书的出版，王云五向世人展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气魄。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十余年，最终，台湾商务印书馆与北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所在的商务印书馆一道，形成了“一花开五叶”的格局。
1979年8月，王云五驾鹤西去，享年92岁。他的数万册藏书都被用来设立云五图书馆。后世学人喜欢把王云五和张元济相互比较。张元济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中学功底深厚。王云五自幼习英文，偏西学。两人的出版路径以此为分野，前者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后者偏向西方经典汉译引进。张元济实现了商务印书馆从印刷向出版的转型，推出了许多教科书和珍贵古籍，为保存中国文化和促进教育作出了贡献。王云五则多次在危机中重振商务印书馆的声势，并使商务印书馆在1949年以前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世界知名的出版社。他们各自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足资来者学习借鉴。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责任编辑：王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