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迎着荒漠走过去,走进昔日的城堡今日的废墟。他让荒凉有价,令古堡生辉。他使全中国最美丽的蝴蝶从这飞起,全世界最壮美的奇观在这里奠基。
他叫张贤亮,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下海八年,心得一句:“人类只要拥有智慧的甘泉,任何荒蛮之地,都可能变成你安身立命的福地”。
文人的一半是商人
从未去过宁夏,但印象中,那里似乎是豪杰和悍匪出没的地方。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飞机穿越高山、平原、戈壁与沙漠,在素有塞上江南之称的银川缓缓降落。华夏西部影视城“城主”张贤亮电话里告诉我们:豪杰和悍匪已没有,但这里有中国最独特的影视城,有无数中国电影“帝王”级的大腕出没,你们可以看看,中国电影是怎样从这里走向世界的。
华夏西部影视城,又名镇北堡影视城,座落在银川西北30公里贺兰山脚的一片荒原上。从银川出发,沿着一条烟尘滚滚的沿山公路,经过雪山流下的小河,忽然看到砾石和草堆之间的两个古堡废墟,那就是影视城。其形状如同贺兰山麓缓缓爬下的灵龟。
1994年,影响全球的“环太平洋经济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当各国政要和学者把他们的目光投入经济高度活跃的中国时,投影幕上的第一幅画面打出了张贤亮的名片。这表明世界舆论普遍认为,在中国的全民经商大潮中,张贤亮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人物。
而这时,担任宁夏自治区文联主席的张贤亮,却在完成了华夏西部影视城与宁夏文联的产权脱钩之后,一转手把影视城承包了出去,自己埋头开始创作小说《我的菩提树》。这位下海而不在海中,背负数百万债务却平静得借了几块钱的张主席,接受当地记者的采访时说,自己最大的价值依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因为“中国最缺的是有思想的作家,而不是企业家。”
然而六年之后,张贤亮的态度似乎有了180度的大转弯。当美国一所大学因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果而发出访问邀请时,他已经离不开自己所创办的企业了;2000年5月,在交通银行重庆分行的一次报告会上,张贤亮首次承认:这些年关注文学比关注经济要少,因为文学无碍于国计民生,“锣鼓不响庄稼照长”;而经济的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事实上,张贤亮下海纯属偶然。可以这样说,他的最终渐渐淡出文坛,起因却来自于他对文联组织太过深切的责任感。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上下兴起机关办实体的热潮。张贤亮所在的自治区文联顺时应势,经多方考察,决定发挥优质办影视城。
文联穷得叮当响,哪有钱办第三产业?主席张贤亮大气磅礴,用个人多年积累的作品海外版税作抵押,向银行贷款数百万元借给文联。不料几个月后,国务院下达机关事业单位必须和实体脱钩的文件,文联党组开会讨论执行,张贤亮再次痛苦抉择:宁让自己吃亏,不让组织为难。华夏西部影视城的产权和债务就堆在了他的头上。
然而几百万毕竟不是几块钱,承包方胡整瞎搞,资金不知去向,建设原地踏步。张主席急火攻心。“很快,情势就逼迫我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影视城的营建和管理上。”这位儒雅而沉稳的作家,数十年梦想着“精神救国”的爱国才,一当在“发财救国”的道路上迈出了他犹犹豫豫的第一步之后,从此就再也没能抽身而去。
20世纪90年代,新时代的巨手叩击着贫瘠疮夷的中华大地。正如美国在半个世纪以前制订的首要国策就是向贫穷宣战,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和民意支持,张贤亮的思考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向前奔跑:也许财富的增长更是中国人的当务之急?也许全民经商人人致富,正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上升螺旋的必经阶段?
他在早期的“右派”生涯中,唯一熟读的著作就是《资本论》。其结果是,当他开始审视中国萌芽和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很快就能得出比别人更本质的理解;用这份理解去指导实践,会激发自己更深刻的操作智慧,调动更大的热情去“充当市场经济的实验田”。
角色的转换是艰难的。作家谋篇布局,企业家操舟入海;作家寻找的是最扣人心弦的主题,企业家寻找的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收益的着眼点。作家犯错可以卷纸重来,而企业家失足遭遇的就是灭顶之灾。从文联主席到影视城董事长,张贤亮在“实验田”里一呆就是六年。六年来,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没有神奇的高科技力量,他把两认古兵营废墟点化成为宁夏最具知名度的人文景观,人流如织的华夏影视城很快跃居宁夏投资回报率最高的企业,而张贤亮本人,则成为中国文下海少有的几个成功者之一。
是什么样神奇的点金术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出卖荒凉!”张贤亮在他的“安心福地”里语出惊人。
而这样的变化对市场经济的贡献又在何处?张贤亮回答这个问题时显出其使命感不减当年:“必须让文化智慧、创意设计在经济领域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华夏西部影视城出卖荒凉,其意义并不在于鼓励大家都去出卖荒凉。而在于让人们产生思考:连废墟都能够卖出去,只要动动脑子,天下还有什么不能卖的?能够卖,有人买,市场经济就成功了。”
局限是禺人的挽歌,却是智者的新舞
1961年冬天。刚从劳改队释放的张贤亮,在一个休息日从农场出发去赶集。往南穿过一大片树林,进入旷野,突然看见远远的地平线上有两座古堡巍巍耸立。
古堡不知从何而来,不知要到哪里去,孤零零地面对这个世界,虽坍塌而气势犹存;古堡又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带着历史的凝重缓缓走来,身上布满了岁月的伤疤,给人悲壮、苍凉、哀伤而雄浑的视觉美感。
张贤亮被震撼了。“对于一个正经受苦难物自由灵魂来说,这是不是上天在给他某种启示?”二十年后,他在创作小说《绿化树》时,把这段历史不衰的记忆刻为主人公特殊的精神履历。又是十多年后,已经将古堡开发出产业价值的张贤亮为此写了一幅对联: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变瑰宝;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成奇观。
1981年,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以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摄制组来到银川寻找外景,张贤亮几乎不假思索地就把他们带到了镇北堡。《牧马人》一炮而红,镇北堡因此名声大振,从81年到91年,前后共有十多部影片千里迢迢赶来这里拍摄,其中包括张艺谋执导,巩俐、姜文主演的《红高梁》。
镇北堡的商业价值引起了宁夏自治区政府的极大关注。9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从北京请来设计师,精心设计了一个以西夏建筑群为主的模型沙盘,预计在这里投资四千修建影视城。但终因风险太大而作罢。
1993年,当以个人名义从文联接过影视城的雏型之后,张贤亮成了人人眼中的“张大胆”。他收承包合同,再吸纳几家小股东,完全按股份制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组建了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当他孤独地走向镇北堡的两个羊圈时(此时的古堡已被当地牧民当作了居住和圈羊的天然屏障),留在身后的是一串担忧,一串议论:四千万都赚少,张贤亮能拿出多少钱?
六年后,面对记者同样的问题,张贤亮套用了一句古话:钱不在多,有谋则灵。
荒凉的局限性,现实建城条件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资金的局限性,恰如构造了一个有局限的舞台。外人看来,面临如此苛刻的挑战,张贤亮要唱好这台戏千难万难,股东们患得患失,冲着张贤亮的影响和名气象征性地投了一点钱,但不免三天两头地打来电话询问进展。张贤亮给“同志们”打气:如果相信我的人,就请相信我的思路。我的思路是:办好影视城,比资金更重要的是定位,比定位更重要的是方法。
先说定位,此时此刻,全国上下正在大办影视城,前后十几个,投资动辄几千万上亿:唐城、宋城、三国城,甚至有专为某部戏建的“某某城”。但这些城都局限于某个朝代某个地区,一部戏拍完后,就很难接着拍下去。宁夏还需要再建一个西夏城吗?当然不是。
是什么原因使自己对这里数十年念念不忘?又是什么力量令谢晋、张艺谋等对这里情有独钟?不就是镇北堡那种中国西部的自然与人文混为一体的特殊景观吗?古堡废墟、茫茫荒原、坍塌的围墙、岁月的疤痕……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张贤亮认识到,华夏西部影视城不用大动干戈,就能建成以苍凉感为主题的影视拍摄基地。
张贤亮高人一筹的还在于他想通了另一个环节:影视城必须符号化,即建设通用模式:城内房屋景物都是请专业人士根据电影规律而搭建的,前一个摄制组离去,下一个摄制组只需略微置换几块木板就能接着用。于是,只要故事发生在荒凉地界,都能在这里拍摄。
再说文化和设计的投入。如果让荒凉产生意韵?张贤亮的秘诀是,不断地寻找设计灵感,收集文化载体。那些在贫困地区司空见惯的破屋破柜破镜子破轮子,一草一木一件烂棉,放在别的地方一钱不值,放在他手里,就可能成为诉说一段故事或表达某种含义的文化载体。
有人说企业家分三种类型:一是善于做事,二是善于作势,三是善于作“诗”。张贤亮无疑是最后一种。他将影视城大门“诗化”为仿西夏王陵的两座土堆,苍然与古堡融为一体;他将厕所“诗化”为“男轻松、女轻松”,令游人破天荒地傍厕所合影;他令枯树倒栽,化朽木为风景……而面对张艺谋拍摄《红高梁》留下的那道月亮门,他告诉人们这是“全中国最美丽的蝴蝶(巩俐)飞起来的地方”;来到《五魁》、《大话西游》等影片使用过的“豆腐房”,导游小姐对游客的解说词是:“来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走进了这些熟悉的神话故事?”
“智慧也是生产力!”张贤亮表述这个观点时显得底气十足,“越往现代社会,脑力劳动中人的智慧在商品中所占的价值将会越高,这是一个文化设计将产生越来越高附加值的时代。看看我们的时装设计,布料几十、几百,了不起几千法郎一米,经过设计师的手出笼之后,变成了几十万法郎一套的时装。”
最后是方法,完全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头脑、设计和有限的资金,要建好影视城是远远不够的,张贤亮大张旗鼓地“招商”:以最低的价格、最优惠的条件吸引摄制组的到来,并允许他们随意搭台布景。当一个又一个摄制组收工离去,留下的就是一部部经典名片的“遗物”,把它们进行保存、积累、发扬和挖掘,借助明星的知名度扩大其影响,再推向市场让它们变成一种旅游商品。
“这里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投第一笔资金放一池水,然后等待别人来投鱼。我把这些鱼好好地保养下来,供游客观赏,再收取观赏费,用作影视城的滚动发展。”
因此六年前,张贤亮就开始着手撰写关于这“一池水”和这些“鱼”的导游词,前后共写了五万字。从那时起他就告诉自己的员工,影视城的未来不仅是要做“东方的好莱坞”,更要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西部的旅游胜地,再往后,这里将成为记载着中国电影业相当一部分发展历史的影视博物馆,一艘商海中不沉的“航空母舰”。
经验的力量
我们是以游客的身份来到影视城的。
7月21日,气温39度,宁夏有史以来最高温度,但这一天来到影视城参观的人仍然达一千多人。导游的嗽叭、孩子的奔跑、照相机的闪光、人群的嘈杂,荒凉中的活力是一种独特的魅力。
导游小姐沿着一条固定的路线带领我们参观。导游词简洁、亲切、穿透历史、触及心灵,一景一物匠心独具,别有深意。
在一处景点,我们看到张贤亮亲手撰写的广告词:“镇北堡影视城在中国众多影视城中以古朴、原始、粗犷、荒凉为特色,在此拍摄的影片之多,升起明星之众,获得国际、国内影视大奖之多,皆为中国各影视城之冠,故被誉为‘中国一绝’。”
刚下海的张贤亮相信直觉的力量。相信“文化人操作文化企业”那份得心应手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然而动作一段时间后,张贤亮发展,很多事情超出了自己的直觉。比如刚开始觉得影视城里必须有一个特色餐馆,于是投资搞了一个。后来才明白,餐馆除非是夫妻店才能赚大钱,投资的人不经营,经营的人不投资,其结果就只能是账目不清,管理混乱,一个月比一个月亏得厉害。
张贤亮关掉了餐馆,从此对这摊事失去了兴趣。
而随着影视城的影响一天天扩大,游客越来越多,人们找不到地方吃饭咋办?于是路边小店开始兴起,十余家一溜摆开,生意红火。张贤亮后悔起来——不是后悔别人赚了自己没赚到的钱,而是眼看着这十几个小店和影视城大门一路之隔,乱糟糟闹哄哄五颜六色,“当初自己为什么就不朝前想一步,早几年买下这块地,把这些餐馆和影视城的风格统一起来,提高服务档次,协调服务管理呢?”
看来直觉有时而尽,经验不可忽视。
但实践证明,经验有时候也不能万全。比如全国很多影视城都开展一个项目:请游客当演员,搭演一段剧情,然后制成录相带供游客带回家。这是别人的经验,张贤亮顺手牵来,上马这个项目,并打出口与: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不料游客反应冷淡,几乎无效益可言。
尽管小小失利无伤大雅,但“投篮”屡屡不中,必有深刻原因。在别人的建议下,张贤亮开始做市场调查——我的游客究竟是哪些人?
他安排了几名员工,专门负责市场调查。第一圈回来,拿出了顾客满意度情况、整个宁夏的流动人口情况,飞机一天有多少航班,火车、公路的客流量,各大旅行社的路线安排等等。张主席摇头点评:“浮光掠影,只用腿而不是用脑袋在调查。”
再转一圈回来,呈上书面报告:“……来这里旅游的共分三种人:一种是世界都玩够了,繁华、香美看腻了,想看看荒凉,这种人有钱没时间;第二种是公费旅游,跟着旅行团来,跟着旅行团走了,没钱又没时间;第三种是本地游客,回头能力很强,但消费能力有限。”张贤亮看完报告哈哈大笑,下令暂时搁置特色但花钱的项目,奖励几名既动腿又动脑的调查人员。
两件小事却让张贤亮悟出了两条道理,他特意告诉记者一定要把这两点写进文章:“其一,任何事情,只要真正做到了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它就不会出大问题;而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必须是产权决定一切。市场经济下为什么个人拥有产权的企业能够赚钱?因为它是一个精打细算的操作过程。每个人在花国家的钱和花自己的钱时心态就是不同,操作方法就是不一样,这一条规律从比尔·盖茨一直到贩夫走卒都是如此。其二,经验的力量不能成为永远的力量,必须随时随地洞察市场。以企业定位来说,选好项目并不一定就定死了方位。一个真正的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给企业定位,因为环境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比如在今天我就得思考:当全国人民每年能有几次相对长的假期之后,当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把更多的人吹到宁夏来旅游时,我的‘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项目该不该重新启动?”
无论怎样,动脑筋才能盆满钵满。在张贤亮对企业从不间断的改进当中,影视城总算一天比一天完善起来,游客一天比一天增多,好评一天比一天如潮。有人做过一个测算,这里的明星效应、张贤亮效应再加本身的文化效应,影视城堆积的无形资产至少已值数十亿元。
来自西安的一位企业家,曾认为现代旅游业一定要有高级宾馆、高级歌舞厅、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甚至有赌场和色情场,看过影视城后,深有感慨地说:“我算是在这里又受到一个教育。任何事物都潜藏着可开发、可升值、可变劣势为优势的潜在活力,问题在于怎么看,怎么干。张贤亮才是真正‘穷则思变,荒则思奇’的大企业家。”
从“你不是企业的主人”到职工评议制度
张贤亮告诉记者:管理学对于人的假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泰勒阶段,人被假定为“经济人”。就是说人要穿衣吃饭所以要干活挣钱,所以管理学在这个时候强调的是控制。第二个是德鲁克阶段,人被假定为“自然人”,就是说人不仅要穿衣吃饭还要归宿感,所以管理学在这个时候强调的是激励,就是企业不仅要给人物质,还要给人精神的东西。第三阶段是西蒙阶段,人被假定为“决策人”,就是说人不仅要体现自我价值还要求自我设计,自己当自己的家,所以管理学这个时候强调赋予人权力。
企业是机器,部门是齿轮,人也是齿轮。很长一段时间张贤亮所思考的问题就是齿轮与齿轮之间如何咬合,华夏西部影视城这部机器怎样才能健康正常地运转下去。
影视城共有员工80多人。在80多位员工心目中,张贤亮不仅是企业的老板,更是大名鼎鼎的文化人,他们对他的敬畏是发自内心的。
早几年,影视城招聘一个新员工,张贤亮都会亲自给他上课,讲两点:1、你是国家的主人,但你不是企业的主人,因为我是你不可选举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必须接受企业内部高度集权化的管理,放弃个人自由,不折不扣地在工作中贯彻我的意志。2、旅游景点是一个出卖感觉的地方,只要一个环节不好,感受就像是吃饭硌牙,总体上就会大打折扣。我的原则是,如果你做了那个坏的环节,一旦发现一次,你在这里呆下去的可能就微乎其微;如果你在这里捣蛋,那么你在宁夏呆下去的可能就微乎其微。
一般来说,凡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新员工,都会首先情绪低落,然后情绪高涨,勤奋地背诵导游词和学习岗位守则。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通“下马威”?原因在于张贤亮初来乍到,招兵买马时发现,能够来这里应聘的大多是农村孩子,素质不高,规则不懂,必须亲自疾言厉色以起到基本的约束作用。
然后影视城的效益慢慢好起来,员工的收入增长也很快。到今天为止,华夏西部影视城员工的平均收入已经比宁夏同类企业高出两倍以上。张贤亮的“下马威”就渐渐用得少了,他着手制订了另外一套策略——奖励制度,即影视城每天的营业额和每位员工的资金挂钩,让员工当天就能看到效益,并在每一个人心中逐步形成影视城好+服务好=客流量=奖金额的思维定式。
张贤亮告诉记者:“在这样的地区,拿到这样的工资,而且年年增长,员工们于少能够满足三年。三年之后,他会开始要求提升,或者开始思考未来。所以96年以来我就在想,怎样去满足员工精神上的一些东西。”
在这方面,张贤亮的一些做法逐步形成了华夏西部影视城独特的管理风络。
一、把企业变成学校。
影视城早期的员工学习仅仅停留在最初级的岗位培训上面,改变则来自张贤亮的一次散步,他碰见了一位认识的乡亲。乡亲的女儿正在影视城做导游,他兴奋地对张表示感谢:“她算是有福气了,跟着张主席这样的大名人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不仅不交学费,还能拿高工资……”
从那以后,张贤亮开始每个月抽出时间给员工讲一次谭;并且定下规矩:每个礼拜员工至少要有两次活动,一次是文娱活动,一次是教育活动。他请来“外脑”们给员工进行语文、历史、法制教育、A管理模式、旅游基本知识等方面的系统教育,而“外脑”们则多半是他的朋友,教授或研究员。张贤亮警告大家:“在座各位的工作都是一年一签约,从今往后,签约的标准不仅在于你的工作业绩,还将包括你有没有学习的状态和进取的精神。”
从1998年起,张贤亮开始每年组织一次员工公费旅游,每一次去了北京,第二次去了西安,员工们回来后被要求人人交“作文”——写游记观感,“找找人家的优点和我们的缺点,说说你学到了什么”。
几年下来,影视城几乎办成了名符其实的学校。张亮为此投入了不少精力和财力,比如还专门为此修建了阅览室、运动室、电影放映厅、卡拉OK等等。但他认为收益比付出大。
“收益体现在两个方面,”张贤亮告诉记者,“第一,正如中国人如果没有世界眼光就一定搞不好西部开发,一个文化型企业的员工如果没有足够的素质就一定搞不好本质工作;第二,一个长期倡导学习的企业,它的精神气质就是上升、饱满的,而这,正是无数企业家梦寐以求的良性境界。”
二、职工评议制度。
张贤亮曾经向一位来访的老朋友抱怨:“我这里最缺的就是MBA的人才。”这是无奈的现实,那些满脸自信的“MBA”们,又怎么会落户到偏远的西北荒滩上呢?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影视城的管理依靠张贤亮“一颗头脑的驱动”,中层经理多是高中学历,贯彻执行一板一眼,动态管理捉襟见肘。
一颗脑贷终究是不够用的,张贤亮不得不学会发动“群众的力量”。实现过程中,影视城渐渐形成了职工评议制度,形成了“全员创造,全員管理”的企业运作特征。
实施细则是:每个月每个员工必须填写一张评议表,密封后送呈张贤亮。评议表有两个项内容:一是对当月影视城运作和创新方面的建设性意见;二是对本小组或本部门每一个员工的评价,即每一个员工给每一个员工打分;你还可以提出这个月哪些人表现比较优异,哪一些人有失误,张三该奖多少,李四该罚多少等等。
本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实施过程中张贤亮发现,意外的效果居然很多:“第一,不管我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呆了多长的时间,都能很方便地掌握企业的全部动态;第二,调动了全员的智慧来关注企业运作和创新方面的细节;第三,杜绝了小团体拉帮结派,因为一旦这样,评议表中就可以显示出来;第四,能培养出真正有判断力和客观精神的员工,而不是平时唯唯喏喏,乱时一呼百应的盲目大众。
三、该花钱时要花钱。
员工守则规定“拾得东西要上交”,有一次一个钥匙包交了上来,十多把看上去就很重要的钥匙和一张收据,从收据上推测游客是西安人。
正在给员工讲课的张贤亮临时出题:怎么处理?学员们七嘴八舌:打广告招领。于是张贤亮当场拍板:就这么干!
这大概是全中国最奇特的广告。一个小小钥匙包的招领启事从银川一直打到西安,影视城为此花了一万多块钱。一个老朋友打来电话:“贤亮,你是不是疯了?”
“这算是企业行为吗?”听完这个叙述,记者忍不住发问。
张贤亮微笑:“为什么不是?你想想,每一个见到这个广告的人,会不会对华夏西部影视城有了深刻记忆?每一个想起这件事的员工,会不会在心里涌起尊严感和荣誉感?还有比这更好的投入产出比吗?”
企业家与“江湖气”
无论在影视城还是镇北堡地区,张贤亮都有着绝对的权威。这不仅仅是产权的威力,还包括眼光、学识、亲和力等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走近张贤亮,你会发觉他的身上散发着一种由多年苦难生活阅历相混和而成的特殊的人格魅力。
一位张贤亮的作家朋友来到影视城,游览一圈后告诉张贤亮:活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才知道“如鱼得水”是什么感觉。原因是这位先生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听说是“张主席的朋友”,从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到依靠影视城搞服务业富起来的乡亲,无不对他恭敬有加,只差没用轿子抬着走了。
张贤亮告诉记者:“和生存环境相协调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但在这一点上,我是经过斗争得来的。”
张贤亮的荒凉越卖越红火,最高峰的时候,每天有5000多人涌进华夏影视城的大门,仅门票一项的收入就达到10万元以上。
而且这里八年无一次投诉,一本又一本的留言上写满了游客的心得体会和肺腑之言。这里无论从设计到服务、软件到硬件上,都实实在在地成为了国内旅游景点中少有的让游客感到不虚化行的地方。
这得益于张贤亮的眼光和运作技巧,得益于张贤亮的名气——大文人张贤亮下海了,办了一个影视城,影视城办得怎么样呢?于是全国包括全世界关于张贤亮和影视城的报道就持续不断,仅仅站着张贤亮这个名字也要来看看影视城的人同样络绎不绝。这是名人下海的优势。
“然而名人下海并不一是优势,他的弱势反而更多。”张贤亮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清醒的,“1.一般人经商失败了,不过就是金钱的损失;名人经商失败了,会使他在其它领域的知名度同样损坏,所以压力很大;2.在一个还存在无规则游戏的市场里,一些非经济因素往往决定着经济的兴衰,一些非企业因素常常影响企业的存亡。但因为我是名人,一般商人能做的夫规则的事情我全部不能做——一不能偷税漏税,二不能塞钱通关,所以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有时会办得很难。比如为了把影视城城原居住的牧民和羊迁移出去,我们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张贤亮身为民营老板单打独斗风雨飘摇,能将影视城办到今天的地步,有技巧、有眼光、有名气,但这些在宁夏这个特殊的人文环境里似乎仍然显得远远不够。
“有一样东西似乎比技巧和眼光更重要,那就是灵活机变和闯江渗的气概。这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而张贤亮尤其不缺的。他十几年劳改生涯就熟悉了两样东西:《资本论》和江湖气。”一位《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这样描述他。
商人的天性是“和气生财”;文人的天性是“克己复礼”;商场上“辱骂与恐吓绝不是战斗”。然而实践中张贤亮才发现:“这地方居民骠悍,法律不健全,地头蛇威风八面。你想想,在这地方混,要是没有一定坚忍不拔、随机应变的‘江湖气’,能站得住吗?”
当荒凉的古堡变成了一桌令人垂涎的盛宴,一些基层权势者就明里暗里打起了主意。
1998年,冯小宁在镇北堡开拍《黄河绝恋》时,在堡外盖了一堵墙,不料第二天墙就被人全部拆掉了。一打听,才知道这块地已经秘密地承包了出去,而且这类承包违反了自治区政府的文物保护通告。张贤亮立即找到有关部门,再一次将文物保护通告张贴了出去。
一个月后,这些人干脆开始在保护区内开渠种树,希望造成“跑马圈地”的既成事实,并扬言:张贤亮敢动一动,就叫人毁了他。张贤亮勃然大怒,当天就叫人开了辆推土机,亲自坐镇指挥,不到一小时就将渠和树推了个精光。那帮“好汉”在旁边也看得双眼通红,但被张贤亮的气势所阻,终究没敢动手。
影视城盈利丰厚,又一拔地头蛇看着眼红,带着三四十人,拿着家伙,把影视城的工作人员全都赶走,由他们来卖票收钱。张贤亮立即从银川赶来,往大门口一站,冷冷一笑:你们谁是头儿?众汉子置之不理。他指着其中一个人问:你是领头的?那人拔腿就跑。张贤亮怒喝道:“你们回去带个话给你‘上面’的。你要掀翻我的桌子,我能揭了你的房顶。他家有几口人就给我准备几口棺材,我张贤亮能叫一片人富,也能叫一家人家破人亡……”
那些人互相望着,鱼贯而退。
“我的手里有两个法宝,”张贤亮告诉记者,“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勇敢。有了法,要等政府执行还不知什么时候;政府暂没能力执法,我就自己‘执法’。”
“……你必须把自己儒雅的另外一面武装起来,以保护自己:你必须努力成为那些落后的观念、愚昧者的自私心态以及狡诈官员求财心理的‘天敌’。”张贤亮觉得他给中国文人下海,屡战屡败的局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选准项目,果敢和机变,这三者加起来,文人再不成功就没道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