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日本，由于羌学不是一门显学，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关于羌族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之后，随着中日交流的广泛展开，日本对羌族的历史研究也从单纯的文献分析到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到90年代在民族史、民族关系、考古、大禹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对日本历史考古视角下的羌族研究的梳理是为了便于我国研究人员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日本学者有关中国羌族的研究，进一步促进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开展。
【关键词】日本；羌族；历史考古；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4）01-0181-5
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从近代的学理上讲，是从19世纪开始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为达到其侵略中国的目的，实施了“以华制华”的策略，在国内和中国建立了各种团体组织，有目的地组织调查研究中国藏族、维族、蒙古族等对其殖民扩张有重大利益的少数民族。相比之下，羌族地处西南山区，不是其政策中的重点，所以日本对羌族的研究比较薄弱，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考古，成果较少。而且在日本，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基本的汉文记录或历史文献都太少了，并且既使有所发现，也都是些零星片断的记述。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等因素影响，早期的日本学者无法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其研究主要以文献资料为主。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日交往的广泛展开，日本学者对羌族的研究以文献与田野相结合，在历史民族志的书写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一、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羌族史研究
羌族作为我国历史上与华夏族有深刻联系的民族，其起源、发展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但羌学在日本不是一门显学，所以早期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早期日本关于羌族的研究不是专门研究，多是在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和中国研究的重点大致相同，以其起源、迁徙、和汉的关系为重点。在日本国会国立图书馆能检索到的关于羌族的研究最早的是1930年伊藤政之助的手稿本《战争史》（第49册第七卷支那中世篇）讨论了后汉对羌族的征伐。松冈寿八《支那民族性的研究》（1940）讨论了羌族的起源，以及中原对羌的镇压和汉化。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杂志行会《新修支那省别全志》（1946，第9卷青海省西康省）介绍了秦汉、三国时期羌族的迁移。对羌族专门的研究始于中岛敏所著《围绕西羌的宋夏之争》（1934），主要讨论宋和西夏战争对西羌的影响。之后，关于羌族起源的有白川静《羌族考》（1958）探讨羌族的起源与历史；村松一弥《羌族一古代羌人的子孙》（1973）通过对历史上羌人的活动、迁徙路线的指出现在的四川羌族是古代羌人的后裔。史学家研究羌族的迁徙与融合，主要从秦汉以来的羌族历史与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政策着手，米田贤次郎《关于前汉对羌作战的两、三个问题一赵充国屯田的背景》（1968）指出屯田制是汉武帝进一步把在西域已经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的重要举措，而且通过战争征服了今青海境内的羌人，为统一西域扫除障碍。佐藤长《汉代羌族的活动》（1978）研究张骞远征前后，苦于被匈奴欺负的中原统治者的政策是主动与西部的异民族接触，在《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频繁出现当时在青海地方的某羌语，所以在当时这里生活着以羌族为中心的异民族。1985年佐藤又撰文《唐代青海、西藏的民俗状况：以羌族为中心》描写了唐代羌族的民俗状况，以羌族民俗生活为中心的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是不多见的，此文是研究唐代的少数民族风俗的高水准学术论文。墒博《关于东·西羌的区分一考察》（1981）认为东羌是东汉时分布在朔方、北地、上郡、五原、西河地区的羌人，他们早在先秦时期就移居于此；西羌则是分布在陇西、汉阳西及金城地区的羌人。川上义三《符禺山、彭衙和冯夷——探索羌族遗迹》（1981）以历史地理学的知识，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对传说中和现实中的地域的考察探索历史上羌族的遗迹。伊濑仙太郎1982年获得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研究课题“汉、羌关系史的基础研究”，在此基础上完成论文《秦汉的戍边政策和羌族的叛乱》（1983）指出戍边是中国对异民族政策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讨论秦汉时期汉族和羌的关系是理解三国以后中国史的一个关键。松冈教授《<山海经>西次三经和羌族一关于昆仑山和羌族雪山》（1988）指出羌族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信仰山神，在白石崇拜的背后有古代羌族和西次三经在地理上的巧合，以及通过他们所崇拜的圣山“雪山”和西方的神山“昆仑”在语音上的联系推测可能存在所谓的“昆仑”信仰。通过神话，为羌族研究提供历史线索。
这一时期，日本对羌族历史的研究以文本研究为主，注重历史文献，重点探讨与汉族及周边民族的关系，研究面比较狭窄，内容较为单调，有的只是在中国研究基础上的重复研究。而且，研究太过于宏观，缺少微观的描述。且没有专门从事羌族史研究的学者，以上关于羌族论文的学者中中岛敏是宋史学者，佐藤长是日本著名的藏学家，村松一弥是研究中国音乐和少数民族文学，伊濑仙太郎研究中国西域。但是，日本史学家在研究羌族史中表现出来的扎实的古汉文功底让我们汗颜，通过史料的钩沉与考究，为羌族的研究提供了历史典籍的线索。
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羌族史研究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学和人类学之间泾渭分明、各不相犯，而且双方都没有对话的意愿。然而历史学表述危机越来越明显，宏观的社会架构的书写已经不得人心。对史学而言，人类学家对微观世界的细致剖析开启了_一扇理解过往社会的新的大门。在日本将历史与民族学完美结合的代表之一是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白鸟芳郎教授，白鸟芳郎教授自喻为“历史民族学者”，把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与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在羌族的历史考古研究上，由于日本学者可以较自由地进人民族地区进行研究，所以，日本的羌族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化，在研究文字资料的同时，来华进行实地考察，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逐渐形成了以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的结合并重这一特长。
松冈正子《石碉一中国四川省山中留存的巨塔形石碉》（1991）认为石碉是岷江上游早期先民创建的，羌族继承这一传统技术并在以嘉绒藏族为中心的羌语系统各民族进一步传播开来。持这一观点的还有佐田古喜博《四川西部的古代民族与石棺葬文化》（1996）指出岷江上游古代少数民族包括夷族系统、羌族系统、氐族系统。在春秋时期以前，这里就生活着拥有石棺葬和碉楼文化的夷系民族，后来羌系民族大规模南下，并通过部落的战争获得了此地域主流民族的地位，传承了那里的石碉楼文化。和藏族的关系方面，松冈教授《中国四川省的羌族和嘉绒藏族一以六江流域的羌族和白马藏族为中心》（1992）认为四川现存的羌族和嘉绒藏族都被认为是古代氐羌族的后裔，但后来嘉绒藏族被强大的吐蕃所征服，接受藏传佛教，而后被藏化，形成了和羌族不同的风俗文化。而黑水地区地理位置最接近藏族，因而这里的羌族主动和藏族接触，接受藏传佛教。所以，在汶川羌族的认同体系中，茂、汶、理三县的羌族是羌族的核心，黑水人被排除在外。小泽正人《岷江上游战国石棺墓调查》（1996）通过对称之为“石棺墓”的茂县牟托1号墓葬的探讨，认为战国时代在岷江上游已形成中原地区意义的“国”这一看法难以成立，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战国时代岷江上游地区的社会性质。志野敏夫《弯刀考一羌族的农业与日本的烧田》（1996）通过对羌族和日本非常相似的农具弯刀的研究指出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观点并非完全正确，实际上东南西北的文明流入到四川，又通过四川流传到别的地方去，可以说这里也是p2文化中心之所在。菅野笃司《从文献资料中所见到的羌族“祭山会”》（2000）把现代羌族的祭山会和史料中古代昌羌与邓至羌（白水羌）的祭天仪式相结合分析，从时间规律和仪式的相似性探索羌人的起源，是典型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森和《关于“羌戈大战”的考证》（2000）通过分析《必纽格》，列举出11条构成“羌戈大战”的要素，指出“羌戈大战”中的白石和坚硬的木棒可以被理解为羌族“祭山会”中必须插在塔子圣地里不可缺少的白石和杉木枝的组合。松冈对“羌戈大战”也颇有研究，根据文献资料围绕羌族的白石信仰把民间故事羌戈大战分为ABCD四个类型，她的分类对羌族“羌戈大战”的神话故事的解读具有开创性意义。片野龙太郎《汉代羌族研究的现状和课题》（2006）汉代，羌与汉族的战争和融合异常频繁，当时对羌族的研究也是比较兴盛，相关史料较为丰富，这是一篇质量很高的文献综述。有川胜守《西羌王国的兴亡与汉帝国》（2009）将羌族和东汉王朝之间的战争看成是羌族的民族防卫和东汉王朝的征服。中野谦二的著作《汉民族的源流探索一羌族史解密》是一部颇有深度的羌族史研究，他指出中国被认为是汉族的国家，但是汉族的形成是在汉代以后，那么在此之前谁是这个国家的主导？解开这个迷的关键是游牧民族一羌族的存在。他们诞生了炎帝神农氏，以及建立中国初代王朝一夏朝的大禹。此书不仅探讨汉族的形成过程，也讨论了藏族和云南诸少数民族的源流，阐述了羌族的盛衰、以及过去的民族对立、战争和融合。专门研究历史上羌族生活方式有南《近代羌族出外打工的诸形式一以背背子、修堰、打井为中心》（1992），讨论了近代羌族在都江堰一带通过以背背子、修堰、打井出卖劳力等打工方式。这一时期，日本学者把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即运用文献与民族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实地调查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是适合于复原中国南方文化史和民族历史的。而且这些学者的田野调查十分活跃，他们以中国大陆的开放为契机，从事前辈们不可能进行的长期田野调查，而且他们大都是日本各大学中专攻人类学的硕士或博士，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把学习调查对象的语言作为一个必备条件。
三、大禹研究
大禹研究，历来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日本早期关于禹的研究集中于对神话的分析，日本学界对中国神话的关注源于日本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深刻的渊源关系。据目前的资料，最早研究禹的是白鸟库吉，他是日本中国神话研究的真正开拓者，1909年他发表《中国古代传说研究》（1909）一文，大胆提出了尧、舜、禹非历史人物，而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的新论。森安太郎《黄帝传说——中国古代神话研究》（1971）推定大禹的原始本义为鱼，据此又推断中国古代应存在以细长鱼蛇为崇拜对象的原始信仰。白川静在其著作《中国神话》（1975）一书中通过探讨洪水神话不仅把大禹、共工、伏羲、女娲和伊尹都归为水神，而且为他们分出族系，指出他们所属的不同的文化系统，全书贯穿中日神话的比较研究，力求寻找两国神话的共同点。小南一郎、蜂屋邦夫等关于大禹传说的解读则是由若干传说重叠起来而在历史上被整理形成的。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大禹的历史考古领域最为活跃的日本学者是工藤元男，他把大禹研究和羌族研究紧密结合，1994年开始率领早稻田大学长江流域文化调查队与四川联合大学（现在的四川大学）及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共同在四川进行关于大禹考古和民族调查。工藤元男对于大禹的研究颇有深度，在对史料的解读和实地考察后，他写出卜系列论文《禹的遗迹和探求其民族传统》（1995）、《流传在中华世界周边地区的禹的传说》（1998）、《从中国周缘地区看中国文明——由四川调查人手》（2003），指出黄河流域夏禹传说的集中分布地是从河南省西北部到山西省南部，那里是殷代羌人的分布地域。现在的羌族之中也有着各种各样关于禹传说的遗迹和遗物，禹的神话就是古羌人从河湟通过民族走廊向南迁移到岷江上游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半坡出土的彩陶上将禹的本来面目绘成人面鱼身的样子，洪水神和禹的神话在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中产生，这可能被二里头文化继承。这些地区固有的自然环境（石缝遍布的荒地）与禹出生于石缝中的神话有机结合在了一起。1998年在其主要著作《从睡虎地秦简所看到的秦代的国家与社会》（1998）中，工藤通过解读秦简等考古材料，发现了禹具有迄今尚未为人所知的旅行神的性格，并把禹分为作为“行神”的禹、与嫁娶日之凶吉有关的禹、与治疗神有关的禹、与“庇护神”有关的禹。由于工藤教授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民俗社会中、甚至中华世界周边民族社会中禹形象的变迁，与此相伴随的信仰内容的变化、扩大、个别化等多种多样的情况，都被呈现出来。工藤教授等学者的艰难追寻，对复原大禹形象具有重要作用。
四、日本学界对我国羌族研究历史资料的收集
日本历史学家除了自己研究、描写羌族以外，也积极介绍和收藏中国关于羌族的资料文献，在日本翻译、出版的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13年的羌族历史方面的论文、著作，大约50余部。包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茂县羌族博物馆编著的《茂县营盘山石棺葬墓地》和《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耿少将著《羌族通史》、胡秀丹编著《羌族》、何永斌《西川羌族特殊载体档案史料研究》、四川省编辑组《羌族社会历史调查》、“羌族简史”编写组编写的《羌族简史》、陈春勤主编《羌族研究文献资料索引》、陈兴龙著《羌族释比文化研究》、李明主编《羌族文学史》、吕大吉，何耀华总主编《羌族原始宗教资料丛编》、冉光荣，李绍明，周锡银著《羌族史》等著作及北川、汶川县志各种民间或官方的较为权威和全面的资料。另外，中日学者合作的成果有工藤元男主编《亚洲游学特集·四川民族走廊》（1999），书中收录了佐田古喜博、冈本真则、森和、冉光荣、石硕、徐君等中日学者的羌学论文10篇，包括宗教历史、民俗文化等各方面。2002年，日本东海大学教授渡部武与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共同编著书写羌族和藏族文化习俗的论文集《中国青藏高原羌族、藏族的生活文化研究：中间报告书》。这些资料对日本学者研究羌族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大大丰富了日本的羌族研究文献。
五、结语
综观日本对羌族的历史考古研究，有如下特点：
第一、重视基础资料的研究，对第一手材料的亲自整理、精细研读是日本学者的风格。如工藤元男教授对睡虎地秦简长期不懈的研究和解读，使大禹的形象有了新的突破。
第二、从单纯的文献分析到把历史遗迹考察和文献史料调查相结合，循序渐进地展开研究是日本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既摆脱了历史学宏观的社会架构的表述危机，也给史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三、新生代的历史学者都有很强的中文功底，能直接阅读中文资料，在实地调研中也能直接和调查者对话，增加了调研的真实性。
第四、但在研究领域，石碉、石棺葬等历史遗迹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有待更多的投入。
笔者在撰写本文过程中，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收集的材料可能不太全面，加上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