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厘清体现经济效率和经济非效率的收入差距。分辨基于收入差距的微观经济的有效率和宏观经济的非效率。缩小收入差距，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都需要重新认识和摆正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关 键 词 收入分配 收入差距 效率 公平
作 者 袁志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中国经过2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全力推进了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另一方面，成功发挥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经济的全球化，加之某些领域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又带来了各种形式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中国能否在保持经济效率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成为一个重要的值得反复和深入讨论的问题。
体现经济效率的收入差距具有
合理性和公平性
体现经济效率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经济转型和全球化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我们在讨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决不能忽视近30年中国人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事实：中国在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将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亿多减少到目前的2000多万，全世界的减贫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成就，简直可以说是没有进展。那么，中国是如何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最根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竞争和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是最为成功的（相对其他要素市场发育而言）；而中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拉大，正是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劳动力价格体系形成的一个必然结果。比如，在上海，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月工资500元的劳动者，也可以找到一个月工资50000元的劳动者，收入差距达100倍。然而，从500元到50000元，各式各样的劳动技能者的价值都能充分地体现出来。可以说，中国在原来计划体制如此僵化的情况下，经过近30年的共同努力，一步一步地建立起一个就业靠市场、工资由市场决定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丰富的劳动力价格体系，有了如此激烈的劳动力竞争，才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成为可能。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其实质内容是中国7.5亿劳动者以他们最具竞争力的比较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优化全球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使得全世界的财富得以大规模的积累——这是我们深刻思考近30年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
换句话说，除非我们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再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年代，大家的收入才都会差不多；而显然，这样的社会代价必然是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自1978年以来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打破铁饭碗；也因此，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铁饭碗还没被打破、员工的收入与其投入的贡献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的单位，其效率一定是比较差的。当然，针对具体情况，对那些被打破了铁饭碗的劳动者，特别是这些劳动者中的弱势，我们必须强调，要相应地给予适当的保护。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差距或者是由于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同所造成（如高学历、高技能的投入大，工作的收入也高）；或者是由于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风险不同而造成（如投资的风险高、收入也高）；或者是由于在共同生产过程中的贡献不同而带来。应当说，这类高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都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其体现了市场经济中的激励机制。同时，市场经济中这种效率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公平的概念：如机会的公平、竞争的公平等等，当然，它不体现结果的公平。
经济非效率的收入差距也一定具有不公平性
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关于收入分配的合理政策应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领域，我们坚持效率原则，根据劳动者的贡献给予相应的报酬；然后，在二次分配领域，再通过个人收入税的转移产生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平。但是，目前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存在许多经济非效率所导致的收入差距。
第一，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中的经济非效率的高收入。一些高度垄断的企业，由于它们获取的利润是垄断利润，与员工努力程度的相关性不高，因此其高收入是不以经济效率为基础的。还有些垄断部门，哪怕是处于亏损或者倒闭，其员工的工资都很高，这就更不以经济效率为基础了。同时，这些部门内部员工的工资也没有一个衡量的基础，他们的工资标准与劳动力市场给出的工资标准常常是远相背离的。
第二，行政部门的收入也具有一定的垄断性。由于近年来行政人员的工资不断上升，在某些领域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地步。目前，每年有越来越高比例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考公务员，竞相涌向政府机关，这种现象不是很正常。公务员工资不能低，但是公务员中人力资本含量与非公务员部门人力资本含量相当的人员，工资水平应该是差不多的，不能过高。因为企业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而政府机关则是相对稳定的，工资高的应该是承担风险的部门。同样地，目前还有不少事业单位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垄断部门，其员工的收入分配也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这些行政部门和事业单位在缺乏竞争下获得的高收入是经济非效率的，自然也是不公平的。
第三，腐败现象、权钱交易依然在相当程度和相当范围内存在，不少官商相护或是官商一体之下的巧取豪夺，是加大目前收入差距的又一个原因。这一类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是无效率和公平可言，必须严格加以杜绝。
第四，对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扩大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从全国范围来说，基尼系数攀高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区收入差距带来的。可以说，中国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乡村，还没有加入全球化进程并享受全球化进程下由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带来的效率和财富。这样的收入差距，其中固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但需要正视的是，我们今天的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的不到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例如，传统的户籍制度迟迟不能取消（尽管取消存在种种客观困难），而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的确既无效率，也无公平。
第五，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还涉及到工人权益的捍卫问题，特别是农民工。这个问题在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应体现在进一步推动工会的建设，发挥工会的作用，完善社会的制衡机制上。因为，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制衡机制对缩小收入差距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公平的做法。
基于收入差距的微观经济的有效率
可能导致宏观经济的非效率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是我们很大的优势，但我们不能老是利用劳动力的低成本来进行国际竞争。从企业产品的价值链角度来看，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微笑曲线”——产前、产后为生产服务的行业的附加值都很高，生产环节的附加值最低，整个价值链的附加价值图形就像一条微笑的曲线。而目前，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做的正是附加值最低的制造业，拿到的就是附加值最低的这一块。
也就是说，基于收入差距的低收入人口的大规模存在，虽然在全球的制造业领域具有微观方面的竞争优势，但是却没有宏观方面的效率，并产生了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之间的矛盾。有一段时间大家抱怨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家就是讲效率，讲市场机制，而不管公平。然而，笔者的观点是，经济学家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追求和研究经济效率，但是经济学家也必然会从效率的角度上关注公平问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基于收入差距的微观经济相当有效率，但这种效率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样的状态长期维续下去一定会造成宏观经济的没有效率。如，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不断上升，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却跟不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一直在10%以下。这样的宏观经济就会导致经济的增长只能通过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内需和消费拉动不起来。也因此，经济学家现在急需从宏观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公平的问题。
再一个方面，这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这种微观经济的有效率可能造成的宏观经济的非效率还表现在：将严重影响低收入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影响他们下一代的教育。由于中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许多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而对教育的真正投入很少，或者说教育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投入的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教育支出转而由家庭主要承担。这就必然造成很大一批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得不到很好的人力资本投资，而新一轮收入差距的拉大往往就是从这里开始；再从长远一点讲，这无疑会危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最后，我们应该清楚，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一个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社会，是不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它还将引发许多社会矛盾，进而可能加剧政治分化、引起社会动荡，并将长期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进步。
因此，我们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既在微观经济方面有效率，而且在宏观经济方面也有效率，使中国成为一个能让每个人都充分享受机会公平、竞争公平和一定程度的结果公平的现代社会，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长期获得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
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以工业发展为标志，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生活高度发达的社会。如何缩小当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如何准确定位我们当前的发展目标，如何朝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迈进，笔者认为，目前至少在6个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进一步改革开放，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附加值。
如前所述，中国目前最吃亏的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我们做的是附加值最低的制造业。以中国经济的龙头——上海为例，当前发展最大的还是制造业，真正为生产服务的现代服务业并没有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在研发、创意、设计等方面，我们往往都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而产后服务同样如此。再如大小洋山港，据报道，装卸量今年能突破两千万标准集装箱，毋庸置疑，其进步和作用是巨大的。但我们同时比较一下香港的做法——他们的策略调整是慢慢就不再做转口贸易了，而转向离岸贸易，即进出口定单都集中在香港，而集装箱可以放在上海、也可以放在内地的其他港口——这显然是又一层面上的提高。所以，笔者认为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一定要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做软件外包、服务业外包。也只有这一步做好了，基础设施搞好了，发达国家才会把服务业转移到上海来。当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海不能有本位主义，不能垄断，一定要开放，让全世界都进来。如果这点能做到，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还要广阔，收入提高得还要快，而且能把真正高附加值的东西转移过来。
第二，大力推进人力资本投资，尤其要注重终身教育，进一步健全中国的资本市场，形成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
笔者认为，美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有两个根本性的前提，一是都受过很好的教育，因为工资提高的前提便是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二是有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虽然中国是一个储蓄率相当高的国家，但是储蓄财富在缩水；而如果资本金融市场比较完善，财富投资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又把钱投到最有效率的企业，利润最后回报给民众，那样，中等收入阶层的前景将相当美好。所以，要想真正形成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和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首先要注重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育；同时还要完善资本市场。
第三，继续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官员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尽可能消除腐败现象、杜绝权钱交易。
第四，努力打破企业垄断和行政垄断，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里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工资形成机制。
第五，加强二次分配领域的税收调节。
政府应该在公平上大力做文章，促进效率的发挥。比如，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就有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的空间。个人的人力资本含量高、技能高，获得的工资也高，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从发挥市场机制的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借助法律规定和道德约束将其一定份额（如20%）的工资贡献出来，转移给低收入人群，既可以扶助社会的弱势群体，久而久之，也可以培养个人良好的社会情操，并在社会保障上形成良性循环。
第六、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制衡机制。
中国收入差距那么大，必须要考虑到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权益的捍卫问题。现在是温家宝总理在替劳工说话，但是我们不能总靠总理讨工资，劳工要有自己制度化的维权渠道。所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一定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要有制度上的约束。
最后，笔者一个比较个人的观点是，中国要真正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差距，一个较好的做法就是大规模的移民。人口要向大城市继续集聚，集聚在西安、集聚在武汉、集聚在上海等等。以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例，如果在此区域内能集聚7亿的劳动力，上海能集聚5000万人口的话，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集聚效应和城市竞争力。固然有人会担心城市的承载量，而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只要是有序地集聚，只要有有序的规划和治理，人类在空间集聚上的能力是相当可观的，东京、纽约、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另外，也只有人口集聚了，才有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广阔前景。可以说，中国要更好地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要积累更大的财富，一定要实施区域移民，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一定要有更大的胸怀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人才（包括基础劳动力），进而在城市、区域集聚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更好地发挥经济辐射力。
编辑 李 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