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次从社会内部
生发出的细微的观察笔记。马利亚什·贝拉写下了自己的所见与
体验，这座公寓里的生活成为了一个转型国家的精神切片
或许就连马利亚什·贝拉自己也没有想到，在布达佩斯街角这栋老公寓楼里，他已经生活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现在，他当年第一眼看到时就摇摇欲坠的公寓楼，不仅奇迹般地没有倒掉，反而开始了它的新生命：斑驳的墙面被重新粉刷，成为新的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记忆中那些充满故事的老旧的房间、破旧的楼梯井和狭窄拥挤的庭院，全都焕然一新。
一些人消失了，新的人陆续住进来。马利亚什·贝拉50岁了，他还在这里，故事还在继续。
1
这栋公寓楼是马利亚什·贝拉当年逃难过来时的落脚地。在这里，他从一名逃难者成为这个转型社会的观察者，再逐渐长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1991年，为逃避南斯拉夫内战，25岁的马利亚什·贝拉从塞尔维亚的诺萨维德市出逃，来到300公里外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在街角这栋破旧的公寓楼里，马利亚什·贝拉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房间中。
尽管只相隔300公里，但对于马利亚什·贝拉来说，匈牙利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到达布达佩斯这年，他的故乡塞尔维亚还属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却早在两年前就已经通过宪法修正案，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为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和多党制。
苏联军队撤走了，很快就迎来了西欧人和美国人。“处于动荡、奇怪的状态。”很多年后，为他的小说集《垃圾日》中文版作序时，马利亚什·贝拉这样形容当时他眼中的匈牙利。
1991年的匈牙利，正是社会“转型”时期，一切都是混乱、无规律可循的。有人被命运垂青成功了，更多人在希望与失望间徘徊，机遇与落差混杂在一起，人们迷惘、摸不着头脑，如同深陷巨大的漩涡。
对马利亚什·贝拉这位外来者来说，到达布达佩斯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周围骚动的世界让他无所适从。但他运气还不算太差，很快他就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当一名私人英语教师。这是份还不错的工作，还算体面，既能养活自己，又能接触形形色色的当地人。还在家乡时，马利亚什·贝拉是一名先锋艺术家，对了解人性充满兴趣，在一个全新的社会，这首先需要他大量接触人。
在匈牙利，人们过去多年努力学习的俄语突然没用了，为了拥抱新机会，人们开始学习英语，从政客、医生到普通市民、学生。但同时，会说英语的匈牙利人寥寥无几，马利亚什·贝拉恰巧两者都会，他甚至曾被请去为国会议员上英语课。
为了生活，也为了认识这些对他来说全新的人们，马利亚什·贝拉每天将时间排得满满的。他设计了一对一的私教，也安排了三五个人一起上的课。很快，他的小房间就挤满了布达佩斯本地的客人们，他们整天跟马利亚什·贝拉泡在一起，聊天、学习英语。
这其中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来自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知名的律师、疲惫的医生、意气风发的学生、机灵的商人、出色的厨师，也有幻想赚钱的失业者和骗子……
马利亚什·贝拉每天教英语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也逐渐了解了他们生活的世界。他发现，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群体，无论出身什么阶层，每个人骨子里都涌动着骚动不安的情绪：古怪的发明家、疯癫的工程师、自暴自弃的精神病患者，“转型社会里的世情百态、一颗颗不安的灵魂。”
作为一名私人英语教师，马利亚什·贝拉也将自己当作心理医生，试着去理解人们的处境。而事实上，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作为东欧“剧变”时期一名逃难者，兴奋、失落，马利亚什·贝拉自己也有相同的心境。
闲暇时，他也创作一些在他自己看来有趣的艺术，试图与自己新结识的朋友聊起那些带着朋克和摇滚色彩的爵士乐，但布达佩斯的人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忙着拥抱新世界，常常晕头转向，没人有闲暇关心这位塞尔维亚人的稀奇古怪的艺术。
2
“跟这些人相处久了，我的心就像一栋公寓楼，又像一个垃圾场，许许多多古怪的人物，门挨着门地住在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8月24日，带着《垃圾日》中文版在北京参加书展时，马利亚什·贝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天长日久，这些故事像一块一块坚硬的石头，压在心口，不吐不快。
当了几年私人英语教师后，马利亚什·贝拉将这些身边人的故事写成一个个短篇，收进这本名为《垃圾日》的小说集里。
故事发生的空间就设定在马利亚什·贝拉所在的这栋斑驳的老公寓楼里。在他直白、充满隐喻的描述里，布达佩斯街上这一排排灰色公寓楼像一个个巨大的监狱或者一家家破败的医院，人们被自己的生活囚禁，无法挣脱，慢慢老去。
公寓楼是马利亚什·贝拉观察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的一扇窗口。这栋楼里形形色色的人，正是匈牙利这个转型社会里不同阶层人们挣扎的写照。
48个短篇故事，每个故事的主人公，不管是成功的医生、律师、舞蹈演员，还是失去工作的穷人，都生活得阴暗、压抑甚至变态，没有希望的日子，看上去一眼望不到头。
在大体保留原型的基础上，马利亚什·贝拉对人物故事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样子。”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是马利亚什·贝拉在匈牙利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出版于2002年，他写随笔、专栏，也办画展，以“马利亚什医生”为化名，在匈牙利文艺界有一席之地。
虽然为自己起名为“马利亚什医生”，但马利压什·贝拉从来就没当过医生。在家乡塞尔维亚，他的父亲是一名知名的医生，是一家医院的负责人。他起这个笔名，意在了解并解决社会心理问题。
在老家塞尔维亚——当时还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马利亚什·贝拉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律师，父亲是一名受尊敬的医生，母亲则是当地音乐电台的一名编辑，她喜欢爵士乐，闲暇时喜欢弹钢琴。
受爱好音乐的母亲影响，马利亚什·贝拉从小就爱好爵士乐，喜欢写写画画，还在高中时，他就在一场国际音乐节上登台演出。在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马利亚什·贝拉学的是传统音乐，但他喜欢在爵士乐中加入朋克和摇滚元素，画些非主流的先锋画。在大学里，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组建了先锋乐队，为它命名为“学者们”，受到年轻人的热烈追捧。内战爆发这年，马利亚什·贝拉刚刚从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艺术大学音乐专业毕业，原本有看上去不错的前途。
南斯拉夫爆发的内战改变了一切。这年6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宣布独立，紧接着克罗地亚当局与境内塞尔维亚民族爆发冲突，很快，战争蔓延至马利亚什·贝拉所在的塞尔维亚边境地区。为了逃避战争和服兵役，马利亚什·贝拉逃到不远处的匈牙利。
《垃圾日》是他对匈牙利社会最初的印象。对马利亚什·贝拉来说，《垃圾日》中文版的出版，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这也意味着他要重新面对这本小说里的人物。“从心灵深处把他们翻出来，把他们的欲望、恐惧、美丽与疯癫、爱情与暴力等扔到天光之下。”
“这就是我的‘垃圾日’。”他说。
垃圾日是匈牙利独有的传统。初到匈牙利居住的人大概都会惊讶于这天的情景。
每年，政府会指定一天作为垃圾日。匈牙利的居民们，将家里没用的旧东西从阁楼里、地下室找出来，扔在大街上。这天，街边会堆满神秘的旧物，缺胳膊少腿的破家具、老掉牙的电器、发黄的老照片、多余的门窗、过期的药片、旧杂志和旧衣物等等。人们到处翻看，寻找自己有用或感兴趣的东西，把它们带回家。
那些剩下来的、确实没用的破烂则留在大街上，第二天，政府派车把剩下的垃圾收走，街上干干净净，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和多数第一次来到匈牙利的人一样，垃圾日这天的情景，也是马利亚什·贝拉对这个国家记忆深刻的第一件事。
在匈牙利这个“很小、但故事很多”的国家，马利亚什·贝拉以这栋老公寓楼为原型，写下了一个个小故事，它们存放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年长日久，像一堆堆泛黄的垃圾，马利亚什·贝拉干脆将这本小说集起名《垃圾日》。
作为从南斯拉夫逃难至匈牙利的局外人，马利亚什·贝拉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剧烈变动中的底层社会。这些小故事，最短的不到两千字，平铺直叙，它们读起来触目惊心，是转型期社会一个个底层生活寓言。
现在，《垃圾日》中文版出版，马利亚什·贝拉借着这个机会重新阅读当年这本小说。他惊讶地发现，那些充斥着黑暗、变态的故事，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故事中的一些人已经死去，另一些人境遇大不同于以往，有些则更糟糕。一些人还住在这栋公寓楼里，一切和往常一样，他们是一个动荡时代的社会角色，彼此截然不同的人不得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因为他们既不富得能搬进别墅，也没穷得要流落街头。”
3
马利亚什·贝拉穿越300公里距离到达布达佩斯的时候，26岁的中国青年余泽民，乘坐十天十夜火车，在莫斯科耽搁了三天，最后也在10月来到这个传说中充满机会的国家。
余泽民和马利亚什·贝拉背景有些相似：他的母亲是一名医生，从北京八中毕业后，余泽民考上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成为一名医生。
1989年，余泽民大学毕业。和当时身边的同学们一样，他陷入了巨大的迷茫，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么。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最后选择了出国。乘坐十天十夜火车，在莫斯科滞留三天后，余泽民到达匈牙利。
在匈牙利，余泽民没有马利亚什·贝拉那么“幸运”。他不名一文，不会匈牙利语。和马利亚什·贝拉一样，余泽民也在这个动荡的社会中，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生活、留意这个世界。而在他们背后、各自转身离开的故土，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多年后，余泽民在布达佩斯一家书店里读到一位名为马利亚什·贝拉的作者写作的《垃圾日》，他说自己只草草翻了三四页，“浑身的血液就凝住了，呼吸停滞，脊背窜凉，浑身的汗毛都炸了起来。”
这时余泽民已经是一名匈牙利文学翻译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作品的中文版译者。他从不翻译流行小说，从文学角度来说，《垃圾日》算不上特别，它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说，几乎谈不上文学技巧。但书里描述的人性之阴暗，几乎立即就打动了他。
读到艾米大婶烧汤时，像在胡同拐角处遭人偷袭，肾上腺皮质激素骤然释放，“读恰克·帕拉尼克的《肠子》也没有这般虐心，至少没有这般迅速、干脆、不动声色。”
几乎没费什么劲，余泽民就将它译成了中文。它们篇幅短小，每个故事干净利落，没有形容词，连副词都很少，以极致的手法表现动荡时期东欧中低层人们的阴郁、挣扎和沉沦。
《垃圾日》中文版作为“蓝色东欧”系列出版，译丛主编高兴称之为小说版的“恶之花”。
马利亚什·贝拉戴一副黑边眼镜，额头上有一些皱纹，看上去很严肃的样子，双手偶尔抚着凸起的肚子，笑起来又有些憨态可掬。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这天早上，马利亚什·贝拉刚刚去了一趟天安门，他特意排了2个小时的长队进入了毛泽东纪念堂，还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在景山后街拥挤的胡同里看到贫穷的老人们蹲在马路边聊天，走在马路上，马利亚什·贝拉内心充满感慨：躁动、喧嚣、宁静，与他生活的布达佩斯竟有太多相似之处。
《垃圾日》最后一篇，一场大火吞掉了公寓楼里所有的财产，大楼成了废墟，人们无处可去，只能在废墟上继续勉强度日。又过了两个冬天，他们被告知这栋大楼要拆掉，于是只好搬到阴暗潮湿、长满蛆虫、长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去，人们惊慌失措、驱逐地下室的居民—— 一名长年被锁在这里的乞丐，白天出去乞讨，晚上就被锁在这里。
一片打骂中，乞丐的铁链被砸断了，他忽然发现自己自由了。“看到这些木讷的居民正一脸严肃地搬进地下室，搬进这个恶臭的污水坑，看到他们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试图跟平时一样，以不可动摇的坚韧毅力维持他们各自的生活，乞丐忍不住放声大笑，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栋摇摇欲坠的公寓楼。”
马利亚什·贝拉如今还住在那栋楼里，大楼终于没有倒掉，就如同粉刷一新的公寓楼一样，人们也改头换面，继续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