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而后让学员对作品或构思提纲进行修改或创作。罗洪老师当时是《收获》编辑部小说组组长，她和编辑部同志一起参加我们的小组活动，给我们谈构思，一次次帮助修改作品。学习班有一位学员，还是第一次写作品，开始被同事发觉，抢去一看，多说好看，大家争着传阅，这一下更鼓舞了信心，创作热情越来越高，在单位里，平时随身带着笔记本，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连排队买饭菜、上厕所、晚上睡在集体宿舍里做梦也在写作。后来被单位宣传部门发现了，特地推荐到作家协会学习班。报到这天，他提了一大包原稿，有四十多万字，罗洪老师和另一位编辑像沙里淘金一样，从中精选出几个章节，帮助修改定稿，打出小样，准备在《收获》发表。罗洪老师这种园丁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我当时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不平凡的人》，经她帮助改定，打出小样，学习班结束了。也就在这时，姚文元发表了文章《海瑞罢官》，随后《收获》与《上海文学》停刊。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上海作家协会成了批判重点。民国十大女作家之一的罗洪老师，当然也被列入“文艺黑线”批判之列。我们这些与作协刊物有点关系的业余作者，也成了封资修文艺黑线的重灾区，作协每次开批判会，我们也都参加。虽然相见已不敢再打招呼，但对罗洪老师心存敬意，仍保持着联系。
后来，严冬终于过去，春回大地。罗洪老师搬进了新居，我常去看望她。这时，她已退休，但笔耕不辍，仍为《新文学史料》和全国各大报纸写稿。
贰
1989年，我参加上海作协组织的一批作家深入近郊农场采访，撰写《江海奉献的土地》报告文学集，由吴强带队，耄耋之年的罗洪老师也参加了。我总是追随在她身旁，她精神矍烁，和大家一起，冒着风雨，白发飘洒，行走在泥泞的田间小路上。为了写《一枝独秀》，她还到五四农场中学体验生活，找校长、教师谈心，到课堂听老师讲课，参加学生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她在校园里出现时，教师、学生都把她当作一位慈祥的老奶奶。
一次，我去华东医院探望朱雯老师，罗洪老师告诉我，她为《新文学史料》撰写的《创作杂记》已经完成，本来计划开始长篇小说《孤岛岁月》的创作，因朱雯老师心脏病发作住院，需要照顾，写作就搁下来。罗洪老师是上海松江人，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与翻译托尔斯泰三部曲的著名翻译家、作家朱雯先生在上海结婚。志趣相投的婚后生活，使罗洪静心投入创作。1935年，她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腐鼠集》。两年后，又创作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同年，她的短篇小说集《儿童节》，编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五辑。“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洪老师一家陷入颠沛流离的逃难之中：从松江逃到上海，又逃到浙江，后来又逃到长沙。长沙是个中转站，一部分知识分子转移到重庆，罗洪到桂林。在桂林，罗洪写了不少作品，但是无法出版。正好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就将作品寄给他发表。“这段颠沛流离的时期，也正是文思泉涌的时期”，从这时起，“我正式把写作当成了职业”。不久，日本人进攻长沙，并派飞机对桂林狂轰滥炸，一家人每天躲在山洞里。这时，父亲来信，上海沦陷区内有租界，在租界里可以编刊物。罗洪一家从广州取道香港，乘船回到上海。
上海“孤岛”生活，罗洪怀着满腔愤慨，关注着民族命运和抗战前途，更给了她极大的创作刺激：“我是以笔为枪，投入战斗”，写了许多充满激情的散文和小说。她有一个愿望，要把抗战这段熟悉的题材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经过一年多的流亡，蛰居孤岛又遭劫难。因为朱雯是抗日文化工作者，所以日本人把他抓走了。我们当时住在租界里，日本人不能随便抓人，他们就打扮成便衣，把朱雯抓走。朱雯被关两个多月，在里面被吊打刑罚，受尽折磨。”出狱后，为躲避日军，朱雯秘密迁徙到安微屯溪，罗洪带着儿子秘密回到松江老家。一年半后，施蛰存带家眷去屯溪，罗洪带着儿子结伴同行。当时，安徽屯溪市被称为小上海，是抗战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朱雯是那里政治学院的教授。抗战时期，去屯溪交通十分不便，要乘火车、长途汽车，还要乘靠纤夫背纤的小木船。更可怕的是要偷偷穿过日本人的一道道封锁线，随时有挨鬼子哨兵枪子的危险。罗洪长途艰苦跋涉，终于到了屯溪。1945年抗战胜利，他们一家才回上海。
峥嵘岁月的风云变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身临其境，亲身经历，也就成了作家创作的源泉。她创作的主要作品《孤岛岁月》，就是由上海沦陷时的生活感受而创作。罗洪自三十年代发表成名作《逝》以来，她的小说创作，于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那正是多灾而不幸的年代，正是中国抗战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年代，因而她的作品注定刻下了她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印记：笔下出现一幅幅世情鼎沸、国是蜩螗、城乡经济凋蔽、充满忧患凝重激昂悲壮的画卷。著名作家、出版家赵景深在他的《文坛忆旧》中指出：“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冰心是诗人兼小说家，她的《笑》实在只是散文诗。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冰心在内，爱海，爱母亲，爱小孩，充满了抒情的调子。庐隐的《海滨故人》大概是她过去生活的写照。凌叔华的《小哥儿俩》渗入了她自己的情感和爱好。即使是丁玲早期的作品，描写的范围也似乎只限于知识分子。总之，她们的作品虽各有风格和特色，仍出于女子的作品，使读者看清了烙印。”因此，“向来现代女小说家所写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已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除了偶然看见一些纤细的描写，倘若掩盖住作者的姓名，几乎很难猜出这是女作家的作品。她却是写实的，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已的小圈子以外。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算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她被列入了与冰心、庐隐、凌叔华、萧红、沉缨、施济美、冯沅君，陈衡哲、罗淑等齐名的民国十大女作家之列。
八十年代有海外学者专门研究她的作品。她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因抗战在沪爆发，第一版印刷好，来不及向全国发行，毁于日寇炮火之下，故读者手里留存甚少，而美国某大学图书馆珍藏有这本小说，并编入作家研究资料，港台掀起一股“罗洪热”。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了她的自选集《践踏的奇悦》。美国加州大学郑树森教授为她编辑出版《倪胡子》。《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把罗洪与已故作家罗淑并列，把研究她们的资料和文集编辑成专册出版。
叁
在“陟岵草堂”，罗洪老师还保存着一帧珍贵的合影，照片上共八人，除她之外，是：巴金、萧珊、魏金枝、何公超、唐弢、柯灵、辛笛。她的人生履历上，更有许多闪光的名字同行：丰子恺、沈从文、施蛰存、赵家璧、赵景深、钱钟书……这些名字就像展示一幅中国文学史瑰丽画卷。这些与罗洪一同经历人生起承转合的名字，在她的记忆中仍历久弥新。随着文坛老友一一仙逝，见证中国一个世纪发展的作家越来越少，用文字定格的历史紧迫感，激发她的创作激情，罗洪老师长期来有一个愿望：她的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她打算重新补充撰写出版。与此同时，计划要把上海“八一三”事变这段熟悉的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孤岛岁月》。1995年朱雯逝世，1996年初夏，我去看望她，只见客厅里堆着捆扎成一大包一大包的藏书，她告诉我这是按照朱雯的遗愿，要将部分藏书赠给故乡松江图书馆。罗洪和朱雯，共同经历社会变革的坎坷磨难，夫妻始终安危同杖，甘苦共尝，相濡以沫，一生殚精竭虑致力于文学事业。朱雯老师一生不爱名利，不攀权贵，平淡自尊。我们谈论朱雯老师时，罗洪老师那安详宁静的脸容仍不觉透出缅怀之情，然而她马上又说：“人啊，老了，这条路总是要走的，这也是自然规律，改变不了的。”这时，我瞥见原来是朱雯老师的写字台上，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上面铺着文稿纸。罗老师告诉我，去年年底，她就开始写《孤岛岁月》，因为在家里不当心摔了一跤，右肩骨折，石膏拆除后，手指仍肿痛，需左手推着右手写，进度十分缓慢，估计要到下半年才能完成。我注视着文稿上一行行隽永端正而又刚健劲遒的字，心里不由涌起一股敬佩之情。这位高龄老作家，对文学事业执着的追求和金子般的一颗心，正如黑格尔所说：“人最珍贵的是跨越自我。”只有能跨越自我的人，才是人类的精英。罗洪老师正是这样的人。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对她有高度评价：“回忆五四时期到解放前夕，在文艺创作上有所建树的女作家寥廖可数。”据1947年晨光出版公司的《现代中国女作家小说集》编者赵清阁在序文中所说，粗略估计，民国时期，这样的女作家总数不过数十位，然尚有不少搁笔者。罗洪的一生已有十多部文学作品问世，期颐之年，她仍激情依旧，笔耕不辍，在文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七十多年。而且，从不炫耀自已。
她怀着令人钦佩的创作热忱，克服了身体与家庭的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长篇小说《孤岛岁月》的写作，可事与愿违，出版和发表比写书还要困难十倍。她的《春王正月》，这部描写半个世纪前股市跌宕沉浮的长篇小说，当时被文学界誉为又一部《子夜》，现在她怀着很高热情重新修改的《春王正月》修订本，却难以出版。罗洪老师也深怕书稿遗失，就一直放在家里，再没有往外寄。但是，吉人自有天相，大概是文学界的朋友传递了消息，一天，美国华文报《世界日报》突然来信，要这部书稿。时隔不久，《世界日报》副刊用整版版面大块连载了。这时，上海有家出版社接受了罗洪老师家乡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建议，由他们出资正式出版《春王正月》修订本。真是好事多磨。
肆
不久，我和老伴去扬州儿子家。在扬州，我接到了罗洪老师给我的信，信曰：日前你来电话，谈及拙作出版的事，你的热忱关怀，我很感谢……请勿为我生活担忧。使我内心不安的，倒是我写此稿，正在手臂刚有所恢复，心情还未舒坦，匆忙完稿，稿子还末写好，这才是个遗憾……
阳春三月，江南莺飞草长，我和老伴正准备返回上海。这时，在《扬州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介绍柯灵先生主编的民国十大女作家经典小说《虹影丛书》出版，有罗洪的《薄暮的哀愁》小说集，还有其他几位的——冰心的《老人的相片》、冯沅君的《青痕》、陈衡君的《西风》、罗淑的《生人妻》、凌叔华的《花之寺》、萧红的《朦胧的期待》、施济美的《凤仪阁》、沉缨的《爱情的开始》。回到上海，得知罗洪老师的《孤岛岁月》《春王正月》都出版了。电话里，她告诉我，每样书赠送我一本，书一到她就给我签好字了，只等我去她家取书。这真是天大喜事，我为罗洪老师高兴。
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我去看望罗洪老师。在典雅幽静、窗明几净的书房里，近窗的红木书桌上，还摆着书籍和稿子。罗洪老师仍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她正在撰写《新文学史料》。一见面，就笑着说：“人老了，记忆不行了，为了送你的书，听说你今天来，昨晚我又签了一次名，结果签了两套书，怎么办？一套我只好自已留着作纪念了。”其实这只是说明对我的一片赤诚深挚的感情。一声松江乡音，听来亲切，仿佛古老岁月并未远去，而故事就发生在昨天。罗老师一生淡泊，对人谦和诚恳。我们谈文学，纵谈天下大事以及社会轶闻，罗洪老师思绪敏捷，条理清晰，谈笑之间，脸上总是现出慈祥宽厚的笑容，并未有半点龙钟之态。她还高兴地告诉我说，本来出版社将一千本《孤岛岁月》送到家里，正担心怎么处理，可是不到一个月，分赠朋友、学生、文学青年、学校、街道 、区县图书馆，现在只存下五十多本了，很多读者还写信来感谢。我注视着她那白发飘洒的仪容，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和兴奋。接着我们还谈创作，谈文学思潮，罗洪老师娓娓道来，书房里顿时风淡云闲，师生重逢如坐春风。为不让老人太疲劳，不能留得太久，才与罗洪老师殷殷告别。
伍
百岁老人坚持文学领地的守望耕耘，以及她作品的影响力，引起社会各方重视和敬仰，终于在《罗洪散文集》出版后，《孤岛岁月》由另一家出版社正式再版，三卷《罗洪文集》也于2006年编辑出版。不久，罗洪老师百岁领衔、沪上健在的七位80岁以上到103岁女作家代表作《七人集——30前上海女作家絮语》也出版了。95岁时，罗洪老师写了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一生创作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04岁高龄的罗洪老师终于歇笔，这位沪上健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阅尽了一个世纪的兴衰沉浮，在此颐养天年。在绿荫浓郁的吴兴路上，每当晴曦初现或红霞满天，可见到这位民国女作家，在林荫道上踽踽散步，使人感到：她那白发飘洒的身影，就像险峰绝顶抗寒傲霜的一棵不老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