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1年，在新疆师范大学政治系上学的董立勃即发表了其小说处女作《闪耀的星星》，从此走上小说创作道路。新世纪以来，其小说创作出现新的“井喷式”爆发。至今已经公开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黑土红土》、中短篇小说集《地老天荒》、中篇小说集《那个中午》、中短篇小说集《太阳下的荒野》等多部，出版长篇小说《白豆》、《米香》、《暗红》等十二部。尤其是以2003年长篇小说《白豆》的发表为先声，厚积薄发的董立勃以吞江之势喷薄而出，连续推出《烈日》、《清白》、《静静的下野地》、《米香》、《乱草》、《远荒》、《烧荒》、《青树》等“下野地”系列小说，充分显示出其小说创作的实力，也引起学界持久而广泛的关注。一时间董立勃的名字在全国主要文学刊物上出现，许多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篇小说选刊》转载，多部作品进入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并被改编成影视剧。毫无疑问，董立勃带着他的“下野地”系列小说在新世纪文坛刮起了一阵新疆旋风，呈现出不容小觑的“董立勃现象”。董立勃及其小说创作能够在当代文坛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无疑说明其小说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
因此，今天对董立勃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进行整体观照与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仅是探讨董立勃个人的创作特色和文学实践，也是透过董立勃曲折、坎坷的创作道路来考察新疆当代文学的实践历程，考察新疆当代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我们固然可以从不同层面对董立勃小说进行解读，不过，我认为，其小说创作最突出的特质可能就是他始终脚踏实地地营构着他的“下野地”——那种边疆屯垦农场里政治、权力、组织、集体与欲望、性爱、本能、伦理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相互纠葛而产生的暴力事件，那种权力、欲望、野性对人性的扭曲，对生活在基层的第一代垦荒女人人性需求的无意识摧残和挤压，以及这些女人通过反抗而逐步觉醒的故事……总之，那里不断上演着“没有坏人，好人却不断受到伤害，全是好人，悲剧却不断发生”的人性冲突的传奇故事。董立勃的“下野地”系列小说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对军垦题材的另类书写，完成了对普遍人性的透视，实现了对军垦历史神话的祛魅，对垦荒题材宏大叙事的突破。本文尝试从董立勃的自我意识与创作转型、董立勃独特的创作姿态与他的垦荒叙事的关系以及董立勃小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三个层面，对“董立勃现象”及其小说创作的特质与意义进行探讨，尝试为董立勃这样一位致力于军垦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提供一种合理的文学史定位。
董立勃创作的成功转型
“现代派文学”在1980年代开始引起许多评论家和作家的注意。作为一种构思精湛，在主题或题材上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迥然不同的新的创作潮流，“现代派文学”逐渐成为学界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尤其是1985年前后，各种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创作潮流的出现，使得新时期小说创作格局陡然间变得复杂起来。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苏童、余华、马原、格非、洪峰等以对传统的蔑视与反叛，表现出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前卫姿态，以不拘一格、打破常规的方式大胆创造了新的艺术与语言形式。不可否认，他们的小说以文体的创新与语言的自觉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给当代小说带来了更为洒脱与广阔的艺术空间，拓展了当代小说的艺术视野与表现手段，丰富了当代文学的审美体系。批评界也趋之若鹜，跟在作家们的身旁，摇旗呐喊，不断地命名、总结，试图全面展示先锋文学的创作实绩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的震荡效应：“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弥漫了整个文学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时间，以文体创新、语言自觉为己任进行文学形式革新的各种“新潮小说”似乎成为代表中国当代小说最新也是最成功的一种“方向”。
新疆作家董立勃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之时，恰逢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席卷全国之际，或许是受到先锋文学创作潮流的影响，酷爱文学的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先锋小说”创作的潮流中。
董立勃小说创作始于1980年代。1981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在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也正是从那时起，他放弃了成为一名诗人的梦想，开始疯狂地创作小说。截至1994年，他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批“西部垦荒”系列小说，如《一支老垦荒的歌》、《在原野，有一条小河》、《太阳下的荒野》、《黑土红土》、《地老天荒》等。
作为在创作上敢于追求新奇、勇于大胆探索的作家，董立勃在此阶段的小说创作中也玩了一把“叙事圈套”之类的先锋“游戏”。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异质的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译介与涌入，对中国小说界产生了势不可当的冲击波。身在其中的董立勃同样受到西方小说的深刻影响：“正赶上大量西方小说涌入国内，我有点像疯了一样， 如饥似渴地从中吸取着营养。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福克纳还有拉丁美洲的马尔克斯等一大批现代派作家， 成了学习模仿的偶像。”（《我的文学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在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叙事艺术深感惊奇、迷醉的同时，有意识地对其进行模仿，尝试把荒诞派、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新奇的艺术观念和叙事手法融入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不可否认，西方现代派小说叙事艺术的引入，使董立勃早期的小说叙述模式日渐丰富多彩，然而，其小说也难免会出现艰涩、生硬的雕琢与模仿痕迹，进而给读者带来了陌生化和难以接受的阅读障碍。对董立勃早期小说创作的先锋实验，新疆作家赵光鸣当年曾经做出过公允的评价：“新疆的小说家中，董立勃可称为重视小说叙述学的第一人。”赵光鸣也中肯地指出先锋实验给董立勃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些带有先锋和前卫性质的努力，使他失去了一些热爱他早中期小说的热心读者，他的‘陌生化’的试验同时也使一些人对他感到陌生。”
或许正是由于模仿的痕迹过重，董立勃早期小说创作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成熟的个性色彩，未在全国产生预期的轰动效应。“……接下来的事情，真的有点让我意想不到，不但没有轰动全国，连一些新创作的小说，都很难在杂志上发表出来了。就算是好不容易发表出来了，也只是像打了个水漂，没有任何反响。”（董立勃：《我的文学路》）199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立勃的长篇小说《地老天荒》之后，其小说创作陷入“瓶颈”期，将近十年的时间，学界再也没有见到其作品问世，以致于有人断言“《地老天荒》很可能就是董立勃的绝笔之作”，甚至他本人也认为自己可能再也创作不出作品来了。他的文学梦开始动摇，甚至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产生质疑，不再写小说，开始了“触电”经历，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了一个影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