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关“80后写作”缺乏历史感的指责持续了有一阵子了。《名作欣赏》杂志的“80后”专号上，金理与黄平二位批评家在就此问题向读者与评论界展开自己身为同代人的体悟与诠释。②不过，对于这种指责，我所感到怀疑的是，这种所谓“无历史感”的批评，究竟是源于对一代人精神特质及文学样貌的一种普适症候的概括把握，还是仅仅出自评论家及严肃的文学爱好者们对于郭敬明这样一款“幻城”型的写作体例的一种“狼来了”式的应激焦虑，抑或说——套用二位老师对谈的文题——一种固有性的“成见”？
回到批评的声音本身也许能更明确地说明问题。在这些批评的声音里，青年批评家杨庆祥长文《80后，怎么办》③可谓其中翘楚。在杨庆祥眼里，“80后”们的弊病正在于其“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一虚无主义的典型表征就是以一种近乎‘油滑’的态度面对生活和他者”。因而，他呼吁一种“重归历史现场”的讲述、写作以及实践，借此在充满资本迷魅、权力滥用与价值堕落的小时代里杀出一条破除迷局的血路。
对于“幻城”这样一种架空性的写作模式来说，杨庆祥的批评可说是切中肯綮。一旦历史感被从人的生命体验当中剥离出来，一个虚伪的心灵真空也就顺势应运而生了。在种种千奇百怪又各怀鬼胎的意识形态渲染之下，记忆的断裂、改写与移植的戏码将纷至沓来地于这个真空里轮番上演。而一旦时间与记忆的打开方式遭到颠覆，“我从哪里来”与“我凭何而生”的问题被彻底悬置乃至错置，“我该做什么”及“我往何处去”的话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放纵、迷失与虚无终将成为个体仅有的归宿。
然而，接受对于历史的承担与重返宏大叙事之间似乎无法轻易地等量齐观。我理解杨庆祥对于郭敬明式的不及物文学大行其道的不满和焦虑，但我想要质询的是，拒绝历史的虚无主义是否仅有宏大叙事这一条唯一的通路？在口号、事件、运动、灾难以外，是否尚存其他能够彰明历史存在的表征？在“80后”的成长历程当中，又是否真如庆祥老师所言，“历史是历史，生活是生活”，两者泾渭分明以致必须寻求一种能够使两者对接的方式？抑或说，两者其实根本就是水乳交融，后者反而恰是前者不可脱离的孕育沃土？在批评者的止步之处，有关“历史感”的新的阐释空间其实已被不经意地拉扯开来。
因此，当我在读到钱佳楠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人只会老，不会死》时，不免地心生而出了一种久违了的雀跃之感。当她的许多同龄人在依仗虚假的王国置放被现实压力所扭曲摧折的自我之时，这位年轻而真挚的小说家却选择在时间与记忆的长河当中勇敢地逆流直上，去勾勒与铭刻过往的黯淡岁月所带来的沉痛与酸涩。她写的虽然只是私人情怀，但有一股上海历史的投影在人物与情节的背后若隐若现地浮显，成为建制故事的真正主角。在小说集的序言之中，钱佳楠直言不讳地宣告了自己写作的初衷：
我尤其钟爱上海诗人陈东东《论语组诗》的开篇二句：鸟的翅膀雪白/时间的翅膀雪白。很多年后，奇怪的是竟然连诗人自己也想不起来他曾经写下过这两行诗句。如果将这两句诗和泰戈尔的名言“天空没有留下鸟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比照着吟诵，就会生出一种恐怖的感觉：宛若自己的身后跟着一块硕大的橡皮擦，自己留下一点儿痕迹，它马上就跑上来把痕迹抹灭。不仅是我自己，我觉得城市的背后也跟着这块硕大的橡皮擦，缓缓拭去一代人的生活印记，将一切推倒重来，改得面目全非，不消多久，熟悉的街道便将化为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乡人口中那句悲哀的问话：“这里是哪儿哟，我认不出来啰！”
不过，我固执地认定在我们和身后的这块橡皮擦之间还隔着一段间隙，不很长也不很短的间隙，足以让我们把印迹留得深一点儿，纸笔记录，或者口口相传，然后渗透进城市的肌理，让我们存在过的印迹和生命留下的启示，不至于全被时间偷走。（《序言·时间的翅膀雪白》）
更为可贵的是，钱佳楠所记录下来的梧桐碎影自觉地同“奇迹”“腾飞”这样一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宏大字眼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④相反，她选择了这座城市在复兴岁月里最容易被人忘却的隐晦断层，去同贫穷、计较、懒惰和庸俗共生共处，以一个青年人的视角去亲近与斗争社会底层的生活和文化。这种姿态既接续了上海文坛优秀的文学传统，又以年轻的视角改变并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把握与认知。
王德威教授曾如是论及一种“后遗民”的写作立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如此众声喧哗，却无不以简化历史为目的。语言与权力的交相为用，莫此为甚。而在政客不知所云的时刻，文学史论者或者仍能化简为繁，记起我们已经忘记的，提醒我们原不该想起的？后遗民的写作形式不同，但触及的命题无他，就是有关时间、有关记忆的政治学。”⑤钱佳楠的写作对象虽与“后”无涉，却也不能不说是上海这座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城市时光之中的“遗民”，在这个意义上，她所触及的命题也同样别无二致，正是这样一种“有关时间、有关记忆的政治学”。
二
上海可以说是中国的现代性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座城市。这并非仅仅归咎于其领跑全国的GDP抑或鳞次栉比、发人窒息的钢筋水泥，更是得缘于上海的那种“繁华与糜烂同体”（陈思和老师语）的城市性质。在这座占地面积不足全国万分之六的城市当中，各种阶级、文化、立场、力量都在此起彼伏地互争短长，但却又谁也吃不掉谁，最终只好吊诡地参差交错、相斥相容在一起。它们相互搏斗，相互角力，却又彼此影响，彼此渗透，从而共同构建起了上海错综复杂、众声喧哗同时也特别引人入胜的近现代史。
不过，这种充满丰富性的局面却通常是被遮蔽和误读的。尤其是在90年代中期以降，上海所留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流于表面的——一座风花雪月、绮靡纤弱的怀旧之城或者一座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的欲望之都。城市碎裂而丰富的异质性因素伴随着生活肌理的抽空与文学表达的失位和错位逐渐地销声匿迹了（表达这些边缘立场本是上海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郁达夫到茅盾到王安忆，一代代作家都曾在这一条线索下创作过非常优秀的作品），留在纸上和脑海里的只空余下一个个刻板僵化的标签：南京路、外滩、恒隆广场、陆家嘴……
但钱佳楠在作品里所呈现出来的文学景观却与这些标签带给我们的印象截然不同。正如她自己所言：“在我眼中，上海不只是南京路的十里洋场和陆家嘴的水泥森林，洪镇老街、巨鹿路、曹杨铁路农贸市场也同样是上海，并且这才是我生活中每日寒暄致意的上海，南京路和陆家嘴反倒让上海人感到陌生。”（《后记》）从她所列举的三个地点（而非地标！）当中我们不难发现，钱佳楠所欲图表现的本土有意识地同上海摩登的固有框架保持了距离，而是承续上了海派文学精神阳刚面的一脉气息，走入到有血有肉的民间社会里，进而还原出另外一番在时光中切实存在但在书写里匮缺已久的悲欢记忆——一段属于底层的生活史与生命史。⑥钱佳楠故事中的人物可谓是她的这种写作立场的最佳诠释者。在她的笔下，男人/父亲们总是闲散、羸弱、胆小、无能的。对外会胡乱吹嘘，跟同事毫无愧色地高声嚷嚷，“我嘛，靠阿拉老婆的，上海滩哪一个男人不是靠老婆的？”（《回家的第三条路》）;对内却自私自利，“只知道帮自己先盛饭，好的菜全往自己嘴巴里塞，大块朵颐，六亲不认。”（《一颗死牙》）;而女人/母亲们则小气、势利、刻薄、卑琐。对外贪慕虚荣，会在“别人勾起手指说‘还是你的女儿有本事’时”“笑得尤其招摇”，然后虚伪得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的儿子有啥没本事啦？’”（《谣言》）;对内则抱怨连天，“每回季节交替总有”“无休无止的争吵”——“谁人像侬这样没心事，一天到晚只会混日子”。（《一颗死牙》）他们居住在局促的空间里，心胸的狭隘和住所的逼仄令人讽刺地“相得益彰”。他们在日常当中沉沦，又把沉沦演绎成日常。他们是社会当中的庸众，是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城市主流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难能可贵的是，钱佳楠并未将笔触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庸”或“落伍”的批判之上，而是更进一步地深掘下去，直触到形成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历史缘由中来。在《一颗死牙》里，她设置了一个饱含意味的场景：高中入校，父母帮着女儿把被褥搬进宿舍。在打理宿舍之时，隔壁床的陌生人竟熟络地同自己的父亲打起了招呼。在两个父亲的寒暄的时候，母亲的脸色却在发青，因为“人家的父亲上身条纹衬衫，下身西装长裤，黑皮鞋，手腕上还有块豪格表。她老公着了件白颜色背心，背心的吊带像送了的裤紧带长出一点儿，打着波浪，挺出个十月怀胎的肚子，下面是菜市场十块钱一条买来的卡其短裤，拖鞋，一双脚白塌塌全是手剥的裂纹”。作者很快点出了母亲愠怒的缘由——两个女儿的“父亲原本在一块儿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家很快就跳槽发达了，自己的老爸却越走越往下，从电工一直做到小区门口打瞌睡的保安”。在这里，我隐约嗅到了一丝与改革开放的荣耀所共生的酸楚。在市场打开，物欲解放，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时代到来之际，社会分化与不平等加剧的种子也同时萌芽了。在一部分人乘着时代的东风飞升而上之时，另一部分人却迫于个中因由开始越发的品尝起了贫穷的艰涩。在自传体散文《回家的第三条路》当中，这部分人的身份被更为明晰得标示出来，那就是工人。在1990年代，他们经历着国企改革、工厂转制、大下岗……一步一步地被原先曾当家作主过的社会抛得越来越远。青葱岁月里的进取与朝气在不断的下滑过程中慢慢为将就和无奈所替代，岁月沉积给他们的最终只有难以打发却又不得不勉力为之的日常。⑦
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刻画，钱佳楠在文学之中将生活与历史悄然无缝地对接起来，她的写作实践也由是获得了一种增补历史叙事上的意义。所谓“增补”，并非单纯意味着“补到完整完满”，而是“会代入一种意志的甚至是颠覆性的东西”。借助新质料的汇入，我们思考历史的逻辑构架与讲述史实前因后果的表达方式都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增补之后并不是叙事完整了，而是提出更多的问题”。⑧依托于钱佳楠的文学之笔，或许我们不得不抛出一连串对于时间与记忆的政治性诘问：曾经的红色年代给这些所谓的“国家主人”们所真正提供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否真的如理念上所言的成为了一种在感情与理性上均获得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抑或说，他们仅仅是在一个扭曲变态的体制之中膨胀起来的低能怪胎？而在所谓的“激荡三十年”里，是否除了赤贫与颓丧以外就再无任何他们的容身之所？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现实的壁垒又为何必须如此地严丝合缝、冷酷无情，而不能制造出充分使之逆袭发展的空间出来？这些问题均游离在宏大叙事的话语之外（无论是“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却又让我们无从回避，它们共同编织起一张的沉重的精神大网，将历史的重压紧紧地倒扣在读者的心坎。
不过，更使人感到凛冽的或许还不在于面对过去，而在于处理同未来的关系之上。由于自己的上升通路被时代变迁所拦腰斩断，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便理所当然地将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豪赌在自己的后代身上。他们选择的方式也往往简单粗暴，那就是企盼着子女们成为资本体系运行逻辑的弄潮儿，至少也要是后备军。无论是找一份投行的工作还是嫁个有钱人，总之就是要子女能够迅速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便很能理解《一颗死牙》中的母亲看到女儿“找工作找得焦头烂额终于觅得了份教职，陪小孩子”时的失望，因为“这份教职的薪水卑微让母亲多年来唯一的梦都落了空”。我们亦很能明白当女儿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个富二代男友时母亲的欢喜，因为她的梦“又回来了”。所以她必须要“温柔地搓着女儿的手”，加紧叮咛着：“有好机会要自己把握啊。我希望你嫁个好人家，覅受苦。”（作者还不忘适时地补上一刀，让她在“提点”完女儿之后狠狠地“瞪一眼她六月就赤膊往地板上一躺的丈夫”。）但虚妄的是，不是别的，恰恰是他们自己成为了子女“翻身”梦想的最大包袱。他们的孩子就如同小说当中那颗必将发黑的死牙，父母的庸俗（似乎有钱就意味着幸福的到来）、无知（投行的工作岂是“蛮好的”“学校和雅思”就能找到的？）乃至他们的生活习惯（实在和他们向往的“上等人”相去甚远）都在冥冥当中变成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原罪。他们“隐隐中觉得自己的幸运会断送在这个破败的家里”但只能感到无可奈何，“甚至都没有躲起来独自哭泣的房间”，因为他们“只有一间房”。
何况，纵使进入这样的运行体系又如何？在《那阿》这篇带有明显恶托邦性质的作品里，钱佳楠将这种运行逻辑所会导致的恶果推演得淋漓尽致。在这座名为那阿的全球最高也最贵的城市（那阿显然是以上海为原型的）里，“没有闲余的地方容纳无用的人——没监狱，没精神病院，没养老院，没殡仪馆……”家中老人要在适当时候主动赴死（或者被子女从高空丢下摔死），因为“那阿只属于年轻一代”。“在那阿，人的社会地位和他所住的楼层高低有直接关系，怎样的楼层就是怎样的圈子，每个人都不能松懈，因为那阿每天都在长高”，所以所有人都“必须更疯狂地加班，要不就心甘情愿往下搬”。一旦接受了这种唯财是举的运行逻辑，人就必须不断地接受异化。曾经温婉孝顺的玫瑰便是最好的例子，随着岁月的推移，她最终变得“再不如过去那般温存，时间不知往她身体里充进了什么，以致你若不是有心将她的五官与她年轻时一一比对，你觉得她根本是另一个人。任凭我父亲叫花子一般佝偻着在她坐着的沙发底下摸，她无动于衷”。那阿是一座建立在尸体之上的城市，而一旦不加反省地沿着现有社会的运行轨迹持续前进，最终等待着我们的也只会是这样一种走向灭亡的厄运。
但这一切，对于那些工人母亲们而言都是一无所知甚至无从想象的。她们既不知晓子女在现实当中苦苦挣扎的艰辛，更无法预知曾击溃他们生活的资本机器彻底轰鸣时所会带来的危险，因此也就出现了《谣言》当中最具嘲讽感的一幕：当天真的女儿一点一滴地陷溺到曾经的老师、如今的资本家所设计的性圈套之中时，母亲虽然在巨大的钱财诱惑前感到过一丝的恐惧，但很快地她便比女儿更为天真地自我劝服了。她积极鼓动女儿在老师面前好好表现，从而无意识地变成了围捕女儿的帮凶之一。当女儿在道德滑坡的边缘及时悬崖勒马，费尽全力地挣脱了老丁的罪恶魔手时，她企盼能用一种家的温暖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创伤。可当她“给母亲发了短信，说已经在回家的路上”时，“没隔几秒”，她收到的却是母亲“迫不及待”的回信，“是不是给你介绍男朋友？”
时间的翅膀雪白，这或许是每一个站在历史长河面前的人所终究难逃的悲壮宿命，但对于一个好的写作者来说，她似乎天生便拥有着一种使命，那便是去借助文字的力量在时间的夹缝里留下某些不能也不该速朽的记忆。钱佳楠的写作毋宁说就是这种使命所吟唱而出的一曲挽歌，它诉说着一个曾经身带光环的阶层是如何在社会动荡与时代变迁布景下一步一步地迈向身体与伦理的双重贫困，又是如何在精神的荒漠里为金钱之力所摆并最终将自己最为亲爱之人亲手推向万劫不复的渊薮的悲伤往事。这既是生活，又是历史，既关乎文化，又涉及政治。唯有直面上一辈人曾经遭受的悲怆与痛惋，我们才能在废墟当中真正顿悟我们这一代人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并最终引导我们走向应当归属的精神家园。
三
然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平心而论，钱佳楠小说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相较于她所企图处理的主题的芜杂难辨，小说的视野不免显得有些管中窥豹。在小说集里，能够共享背景的作品至少有四篇（《回家的第三条路》《一颗死牙》《谣言》《搁板》），叙事的角度也基本是在以一个少女的眼光来感知、体认与回应降临在父母身上的历史错谬以及这种舛讹所带给自己的困窘与创伤。大体说来，筑造小说的材料或许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自己的亲身经验，这当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亦有转化为一种束缚的可能。如果囿于一隅，可能会产生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毕竟，纯粹的经验主义往往带来的是考辨历史时急切的偏见。
况且，对于历史的伤痕，早就有论家做过这样的精辟的提醒：“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正因为暴力和创伤已经发生，无从完全救赎，也无从完全被‘代表’或‘再现’，后之来者只能以哀矜的姿态，不断铭记追念那创伤，而非占有那创伤。我以为，苦难不必然等同于德行，创伤更不应该成为专利。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对‘正义’的思考才不沦为简单的是非选择，而必须逼出更细腻的论辩。”⑨我想，如何对于历史事件建立起更多维的发声渠道，如何在对伤痕的解释里寻觅到更多的对话、和解与超越的空间，这或许是钱佳楠在今后的写作中所必须面对也必须解决的难题。
不过，看到钱佳楠在豆瓣和微博上风生水起地发起着“寻找工人的孩子聊聊天”的活动，我不由地对她的前景心生出更多的期待。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位诚恳而不失锐气的小说家一定能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走出一条更为旷阔的通向历史正义的道路。这既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私心，也是身为一个同代人的愿景，因为唯有拥抱正义，我们才能真正地到达“自由地爱与写作”的彼岸。
注释：
①钱佳楠：《人只会老，不会死》，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版。本文所引钱佳楠的作品，均出自这一小说集，以下引文不再注出。
②金理、黄平：《反思围绕“80”后文学的种种成见》，《名作欣赏》2014年第9期。
③杨庆祥：《80后，怎么办》，《今天》2013年秋季号。
④在文本中，钱佳楠曾直接地表达过口号与自我记忆之间的关系：“学校里的主题班会正教育我们用‘世界看好中国，中国看好上海，上海看好浦东’的口号来取代‘宁要浦西一张床，莫要浦东一间房’。然而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母亲头一回带我去浦东时还没有01路公交车，我们先用106路转64路，走一大段路到十六铺码头摆渡，浑黄的江水裹挟着刺鼻的腥臊，我规规矩矩地坐在船头，母亲紧紧攥着我的小手，江风如同光阴撩动着她和我的散发。接着又是一辆公交车，85路还是81路？开得狂野，屁颠屁颠的。我觉得公交车途径的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荒地，只记得路过了东方明珠和杨浦大桥，其余都一样，矮矮的公房贴服在灰头土脸的马路两边。到新公房楼下，我已然筋疲力尽，新的外婆家在六楼，姨妈家在五楼，我跑到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赌气说下次再也不来了！后来果真一语成谶，母亲也很少再去。”（《回家的第三条路》）这并非意味着宏大叙事所讲述的历史记忆就一定并非真实（浦东的腾飞奇迹当然是无可辩驳的），而是说，仅凭大事记来函括历史的方法和视角有着其很大的固有局限。诸如此类的记忆错位往往能新增出许多有别宏大叙事的历史真实，而这些历史真实恰是我们在解读过去和架构史观时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
⑤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⑥巨鹿路虽因近年的媒体炒作而打上了一些时髦的小资情调，但究其实质，巨鹿路还是一个普通市民的聚集地，是都市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和代表;曹杨铁路农贸市场位于曹杨新村，这是全中国的第一个工人新村，常年打上了工人阶级的强烈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这里在繁荣的上海显得越发落后与落寞;洪镇老街更是上海出了名的贫民窟，当年破旧得连侵华日军都不敢进入，用钱佳楠形象的话说，这里“像孩子搭出来的积木小屋，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家里走蟑螂，楼里窜老鼠，流氓恶霸在街角。”与上海的腾飞繁荣相比，这些地块都具有一种鲜明的遗弃色彩，因此往往成为文学表达中忽视或轻视的对象。
⑦文中的母亲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她曾有过鲜亮的光辉岁月，“上世纪80年代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喇叭裤、直筒裤、高腰裤再到皮夹克，顶替父亲在工业用呢厂上班的她还是厂里的标兵，不日就当上了车间主任。”那时的她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她每个星期会到理发店吹头发，抽屉里总有股高档香水的味道，散落在每个她待过的地方，而我会蛮不讲理地抢她的枕头。”但到了现在，“她已经不再烫发，也不再买新衣服了，她身上残留的味道仅仅是沐浴露和花露水”。曾经如此崇拜她的女儿如今只能数落她的“将就”，“而她会叹着气反问我：‘不这么想，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仅在上海，如母亲那样经历下岗的改制工人就超过百万，在全国则至少有四千万之多。在他们当中，母亲也许还算是幸运的，她至少在工厂倒闭后在南汇找到了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命运更为凄凉者或许只能如文中的父亲一般，在多次下岗以后，最终不得不接受赋闲在家的命运，无所事事地聊赖消磨掉自己剩余的人生。
⑧对于“增补”的想法得益于张旭东教授的开示，具体可参张旭东教授于2014年4月19日在思南读书会上的演讲《如果上海开口说话——〈繁花〉与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叙事性增补》，http：///channel/zt_sndsh_007-2
⑨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