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儿童文学儿歌教育的困境，在于过于强调教育性，儿歌主题单一，文学性缺失，缺乏美感，难以吸引幼儿及教师兴趣，严重影响其美育功能的发挥。本文从分析中外童谣与文人创作儿歌入手，探索儿歌多元主题的可能、文学性与教育性结合的美育功能实现的渠道，解决幼儿教师教育及幼儿教育实践中儿歌内容缺失与功能疲弱的问题。
[关键词]儿童本位；教育性；多元主题；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I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3）03-0111-03
一
儿歌是人类童年时期接触高于日常生活的语言素材与文学体裁的首要对象。儿歌以其来源论，可分为民间流传无作者可考的童谣，与文人创作之儿歌；以体裁论，有摇篮曲、游戏歌、叙事儿歌、颠倒歌、谜语等；以节奏论，有简单谣曲与旋律复杂的儿童歌曲。儿歌兼具诗、歌、谣等三种文体特性，音乐性、叙事性、生活审美化再现与诗性杂糅于一体。
儿歌大量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间文学之中，19世纪开始出现文人创作儿歌。欧美国家代表性儿歌作品集有《鹅妈妈童谣集》，收集八百多首童谣，有幽默故事、游戏歌曲、儿歌、谜语、催眠曲、字母歌、数数歌、绕口令、动物歌等，有的童谣在英国流传时间已有数百年，英国人称其为 Nursery Rhymes，美国人称其为 Mother Goose，是英、美人从孩童时代就耳熟能详的儿歌。英国“拉斐尔前派”杰出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儿歌集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歌诗》（Sing-Song： a Nursery Rhyme Book 1872， 1893）是英语世界中最为著名的文人创作儿歌。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Dr.Seuss）的童书都用绕口令似的韵文写成，对这些儿歌，美国人耳熟能详，美国教育协会将苏斯博士的生日3月2日，定为全美诵读日。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童谣诗人金子美铃（1903-1930）被誉为日本的克里斯蒂娜，童谣集《星星和蒲公英》已被译为多种语言。近代东方文学巨匠泰戈尔著有《儿歌之画集》（1937）、《儿歌集》（1941）。
我国民间各地都曾流传大量民谣。明代出现的我国第一部个人搜集整理的儿歌集 ——吕坤编著的《演小儿语》。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何德兰收集中国童谣《孺子歌图》于1900年在美国纽约出版。在序言中，她赞誉道：“或者在中国比英美能找出较多的儿歌。这些歌谣的大部分内容与我们的儿歌相同……我们敢信世界上再没有别国的儿歌，比以上所举的几种歌谣，能够表现出更深更浓的感情的。”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在美国教育家杜威影响下，倡导“发现儿童”、儿童本位观，延及童谣整理与儿歌研究。1920年，周作人同刘半农、沈尹默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民间歌谣；1923年，在整理并阅读大量童谣的基础上，周作人发表了《歌谣》《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谜语》《吕坤〈演小儿语〉》《〈绍兴儿歌述略〉序》等儿歌理论文章。20世纪后半期，我国仍有大量民俗学者投入童谣整理工作。中国的文人创作诗歌，出现较晚，多为零散作品，如近年来，根据胡适诗歌《希望》谱写《兰花草》，林夕创作《虫儿飞》，林建昌作品《蜗牛与黄鹂鸟》流行于众，也出现了金波、鲁兵等青年作家。
二
童谣的整理与发现，是人类学家、文学家对社会、人的存在与诗性研究的交集。文人创作儿歌，则标志着文学向人类儿童期的延展，文学性与艺术性在人类心灵所引发的审美感知被发现从儿歌的接受就已开始。现代的儿歌观，除了综合旧有音乐性、娱乐性、表现社会生活，具有教化意义，更为重要的是，补充赋予了文学的诗性气质，即对人类存在的审美表现，在相对简单的语言形式下，表述人类物质生活及精神经验。正如泰戈尔在其第一篇重要的诗学论文《儿歌》（1894）中写道：“儿歌既简单又复杂，就是简朴自然的主要标志。”[1]（P12）优秀的儿歌，应该是成人与儿童共享的精神产品，以其自然诗意的表达，直达人的心灵世界。
童谣产生与呈现的民间生活场，正如海德格尔所谓的“亲在”，是人类存在的永恒主题的呈现，其诗性正如农妇的鞋，是人类生活与主体精神的再现。童谣的价值，在于其对人类生存的表现，正是从人的角度，而非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儿歌中生死病老、卑微与崇高、斗争与杀戮，都因为作为人的真实的“亲在”而获得诗性。《鹅妈妈童谣集》中的《兔子童谣》唱道：“大兔子病了，二兔子瞧，三兔子买药， 四兔子熬，五兔子死了， 六兔子抬，七兔子挖坑， 八兔子埋，九兔子坐在地上哭起来，十兔子问它哭什么？九兔子说，五兔子一去不回来！”这首儿歌表现了人类对自身面对的疾病威胁的应对，面对死亡的疑惑、惊愕以及无奈接受的态度。儿歌具有叙事性，同时呈现仪式的庄严感与面对死亡的自然态度。儿歌惯有的数字时序表现，带有美感地呈现了死亡威胁与人类种种态度的总和。这首儿歌的主题深刻复杂，语言简单，叙事场景鲜活与趣味，足以和卷帙浩繁的文学史相对而立，嘲弄后人的芜杂与啰唆。这正是艺术膜拜的诗的特性，童谣令人惊诧的伟大。
文人创作儿歌的主体以诗人为主。泰戈尔、胡适、克里斯蒂娜、林夕的优秀儿歌不只为儿童创作，但却因接近于童心，更具备了诗性。以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儿歌集中收录一首《Who has seen the wind ？》为例，这首儿歌由两个自问自答的小节构成，仿佛孩童的天真在喃喃细语：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I nor you. But when the leaves hang trembling. The wind is passing through. /Who has seen the wind？ Neither you norI.But when the trees bow down their heads. The wind is passing by.在儿歌中，人对自然及其力量的感知通过儿童的眼睛映现。树、树叶与风，是存在与力量，亦寓示人与自然的二元存在，儿歌在呢喃中，似蕴见神性，冥冥之中似乎传达着某种神秘的启示。这首儿歌如今已被多位欧美歌手翻唱，用作流行游戏的主题曲。
童谣因其对民间生活的直接表现，诗人创作儿歌对人的存在的诗性表达，决定了儿歌在其简单的语言、音乐形式之中的主题表现应该是多元的、复杂的、深刻的，或者说是如人与社会的自然存在一样丰富繁杂。
三
童谣的传承，儿歌的创作，与利用儿歌进行的儿童教育的关系是艺术与艺术教育的关系。在儿歌教育中，中西方呈现了巨大的反差。现代西方儿歌发展蓬勃兴盛。目前，我国儿童传唱的大量儿歌都引自国外。在我国出现儿童少有儿歌可唱，或不喜唱儿歌，或唱成人情歌的可悲局面，知识界对此多怀忧虑。我们看到大量民间童谣鉴别整理不力，缺乏传承；文人创作儿歌鲜有良作；国外优秀儿歌的引进不力。同时发现其深层原因在于，当前的儿歌流传、创作与教育应用的所有环节都存在着对儿歌本体意义与功能认识的缺失。突出功利性、教育性，导致简单化的儿歌定位，儿歌与成人文学的割裂，限制了儿歌的主题表现，妨碍教育者使用优秀的儿歌资源。
20世纪初期，儿童文学研究者魏寿镛界定了儿童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的两个方面：“儿童自己需要文学”，“教育儿童需要文学。”[2]（P13）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界在使用时只注重教育儿童需要的儿歌。在儿童教育中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因为对象儿童的非自主性，“以儿童为中心”、“儿童本位”思想并未在实践中很好地贯彻实施。整体中国儿童文学 “教育工具”论基于中国文化“文以载道”传统的根深蒂固，更由于近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功能的强化，作为儿童文学中最为基础和复杂的一部分，儿歌便沦为了“教育的工具”。儿歌的教育本位倾向，导致了文学性、艺术性的缺乏。如某幼儿园针对教育实践创作的儿歌分为礼貌篇、进餐篇、入厕篇、洗手篇、午睡篇、穿衣篇、穿鞋篇、叠被篇、整理篇、友爱篇、学习篇[3]（P94-95）。这类儿歌对儿童行为的引导与生活习惯的养成有重要作用，但这类儿歌往往内容直白，语言简单，鲜有幼儿喜欢的作品，大量使用，机械记忆易造成幼儿对儿歌的排斥。但当前幼儿教育使用的儿歌大多属于行为引导型、认知型儿歌，不仅难以吸引儿童，更阻碍了儿童期审美自主性与儿歌审美积极性。
儿歌作为一种艺术，不是单纯的生活及知识教育工具。幼儿在其接受的过程中，体验着人类共同的审美经验，“人的审美活动，不管是创作性的还是接受性的，都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中国幼儿文学教育需要打破“教育工具”论的影响，确立其作为文学艺术载体的独立性，以幼儿真实自愿的审美需求为出发点，从接受和创作的角度实现教育观从传统性向当代性的转移。儿歌体现文学与音乐艺术的交叉与综合，兼具语言美感、节奏韵律、认知功能、道德教化、人文关怀等审美要素。这就要求儿童教育的相关者切实地以“儿童中心” 为出发点，了解儿童的需求，尊重他们的审美需要，选择益趣、益智，主题丰富，意蕴深刻，具有艺术美的作品。如童谣中有适合转换成普通话的作品，其蕴味与趣味基本保持不变，如《颠倒歌一》：“出东门，向西走，半路上碰见个人咬狗。 提起狗头打砖头， 反被砖头咬了手。”具有方言蕴味的作品，可作为普通话教学之外的地方教育资源的补充。
因为历往我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的不足，鲜有优秀人才投入幼儿文学与儿歌的创作及相关工作中，版权保护的漏失加剧了这种状况。目前，针对儿歌使用教育功利化、创作的乏力，除了倡导社会的关注，人才的投入，期待社会变革逐步改善此种困境，教育者还有大量工作可做。如整理鉴别童谣与文人创作儿歌资源，翻译引进优秀国外儿歌。
以童谣的使用为例，《小老鼠》、《小燕子》、《丢手娟》等谣曲经久不衰。但各地民间流传的民谣因为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存在使用的困难。如陕西民谣一首：“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这首民谣在天地人关系、道的同一性、人性的贪婪、强权与抗争的主题表现中，体现深刻意蕴。童谣音韵协调，趣味盎然，先后被多部影视作品引用，实在是难得的优秀之作。但是，用普通话念出后，趣味顿失。其中挑衅性的语句也令教育者心存疑虑。然而，在现代教育中对民族性、地方性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鼓励我们不妨大胆利用尝试。这类童谣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各地区中比比皆是，其方言元素、主题表现、语言及音乐都可以作为儿童审美教育的良好素材。
当然，大量民谣或因生活情境的变化丧失了当代性，或因粗俗暴力的内容难以入眼。如一首陕西童谣中出现：“娘啊娘啊你嫑哭，给你开水煮萝卜；媳妇媳妇你嫑哭，给你猪肉炖豆腐。早知是个白眼狼，不如淹死在尿缸。”这样的作品，不宜出现在儿童教育中。值得庆幸的是，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不同的民谣。
文人创作儿歌中有大量作品需要发现、整理和大胆运用，胡适《兰花草》、林夕《虫儿飞》、林建昌《蜗牛与黄鹂鸟》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欧美国家的儿歌，经19世纪文人整理雅化之后，至今流行于世的有许多佳作。近代中国引进了大量的外国儿歌，尤其是英语儿歌。如在我国家喻户晓的儿歌《两只老虎》，其旋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法国儿歌《雅克兄弟》（Frère Jacques），德国儿歌《马克兄弟》，英国儿歌《约翰兄弟》（John Brother），传入中国后有多个不同版本的填词，如著名的《国民革命歌》以及广为流传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象征美帝国主义听不见世界人民声音），一只没有尾巴（象征苏帝国主义没有前途），真奇怪！真奇怪！”《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打开蚊帐，有只蚊，有只蚊。快点拿把扇来，快点拿把扇来，扇走它，扇走它。”《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糖麻花，糖麻花。一个铜板两个，一个铜板两个，真便宜，真便宜。”这些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填词显现了民间旺盛的创造力，也为我们引进儿歌引领了一条有效的路径。当前幼儿教育中双语教育的实践，客观地促进了英语儿歌的引进，但英文原文大多很难为幼儿所理解，儿歌的翻译仍存在文化意识与语言差异的障碍。
《兔子童谣》翻译成中文后，押韵合辙，朗朗上口。童谣中叙及病死之事，死亡呈现，实是生命教育之良好素材，毕竟没有民族和人种可以避免病死之事，但在我国却被认为不适合儿童阅读或是聆听。国人的死亡忌讳，成为接受这首童谣的意识障碍。在幼儿园实践中，我们却发现幼儿对这首童谣充满好奇和兴趣，幼儿面对死亡的经验，是幼儿心理发展和人格成熟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我国学界亟待落实教育的儿童本位观，澄清教育学科与人类知识的美术属性与艺术途径的关系，不人为地简单化，不为教育而教育，应为“立人”而施行全人类的知识与艺术的浸润。当代优秀儿歌的创作与翻译，在呼唤艺术家与教育者的投入，希望未来有更多优秀的儿歌作品被创作出来，流传开来。
[参考文献]
[1][印度]泰戈尔.儿歌[M]//倪培耕，译.刘安武，主编.泰戈尔全集：第2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上海：儿童书局，1932.
[3]沈筱梅，施月芬.“儿歌导行”的案例式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11（6）.
[责任编辑薄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