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梵:
黄梵:原名黄帆,1963年生于甘肃兰州,1969年回家乡湖北黄冈。1983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飞行力学专业。历任南理工飞行力学助教、南理工出版中心编辑、《扬子江诗刊》编辑部主任、南理工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第十一诫》(2004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吉林出版集团)、《等待青春消失》(2009江苏文艺出版社)、小说集《女校先生》(2005作家出版社)、诗合集《Original》(1994英国)、《南京哀歌》(2008汉语诗歌资料馆丛书)等。长篇小说处女作《第十一诫》在2003年发表出版后,曾引起强烈反响,在网络上被看作书写年轻知识分子校园青春忏悔录的杰作,在文坛被称为是描绘知识分子的当代经典,目前被网络公推为80后青年应读的文革以来的两本小说之一。作品被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希腊语等各国文字。
导语:
作为中间代代表诗人的黄梵,显然,已经在小说界以自己的创作显示了一种坚醒的存在。在上个世纪疯狂膜拜西方表现主义时,黄梵发现了中国古代画家倪瓒,而赵孟頫在元初就开始在绘画中体现书法笔触则给了他另一种启发。黄梵认为当代小说对故事和完整叙事的依赖已经太强,并在十年前就提出“略写”的其实也就是一种写意的小说修辞与方法,更有意味的是,他在加拿大门罗那里,寻到了一种认同与相知的感觉。
写诗是一种制造秘密的过程。写小说同样是这样一种过程。虽然一个强调彼岸性,一个强调此岸性。作为诗人的黄梵与作为小说家的黄梵注定存在着一种相互侵犯的问题。两种体裁意识的相互渗入,能很好地提醒体裁的局限,黄梵的文学经验,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研究切入口。
关键词:
写意性小说理性诗歌的边界意图经验紧张感性
一
姜广平:我们先谈谈你的诗歌吧。你一直强调自己是“中间代诗人”,这中间代的意义何在?你对自己归属于“中间代诗人”群体,是不是非常执着?我总觉得,诗人更是一种纯粹的个体,他应该不归属于任何群体。他可以受影响或反影响于他人。他同样可以因自己的存在而在上一代诗人中,寻求到或造就出一个他的精神的父亲。我非常赞同哈罗德•布鲁姆的这一“影响的焦虑”式的观点。
黄梵:我没有强调。一开始,安琪是希望大家支持她,中间代并非“主义”共鸣的产物,从我写过的两篇文章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中间代主要是友情和人格共鸣的产物。我从不相信中间代有共同的诗歌主张,但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值得称道的诗人群,他们都才华横溢,各自在开辟新路,现在看来,他们已经对诗坛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但一开始,谁也没在乎这些,因为那时的诗界真有点有气无力了,与今天诗坛的喧闹真不一样。安琪挺身出来为大家做事,我作为朋友当然会支持。这些支持包括在南京评论网站开中间代栏目,在山花等杂志为中间代组稿,在当代文学课程里介绍中间代诗人等。中间代的帽子大概就这样上了头。对我们这一代来说,强调诗人是个体,已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因为谁也不会压制你的写法。你去看看王光明编的年选就明白,里面共存着几十种风格,这是中国小说界从来没有的奇观。相反,诗人既然是人,他就一定有交游、友情、膜拜或疏离。我现在看得很清楚,疏离与伟大的关联度,并不比交游与伟大的关联度高。王羲之当年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为美谈。在当代中国,继承了文人雅集的群体不是小说家,而是诗人、艺术家,因为他们懂得欢悦带来的诗意和美感,交游鼓动了他们爱好陌生、新奇的冲动,一些特殊的趣味由此而生。如果你逐一去考察,我敢肯定你不会发现有人会对中间代忠诚,压根就没有让大家忠诚的主张、美学。你可以把中间代看作一次长达几年的文人雅集,他们在诗歌低落时齐心支持安琪做了一件有趣的事,仅此而已。
在先辈中找出“精神的父亲”的说法,当然来自博尔赫斯。我猜测这种做法的动机是为自己壮胆,这是开路者常遭遇的焦虑。但由于新诗本来就是不忠诚的产物,它产生于对古诗的挑战,所以新诗主要靠引入西方资源来为自己壮胆。诗人们在80年代找到的“精神的父亲”,足有一仓库,到了今天,能入库的“精神的父亲”越来越少,原因是,新诗的自主意识在增强。就我个人而言,布鲁姆式的“影响的焦虑”已不复存在,那是二十年前包围着我的气候,现在它不再有魅力。一个诗人越处于自我表现的时期,“影响的焦虑”也就越活跃,越体现于风格层面。当生活在90年代救了诗歌,我的探索就因为社会突然开阔了。我醉心于社会形成的精神关联,它往往很复杂,不再可以归结为某个单一的“精神的父亲”……
姜广平:按照安琪的界定,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60年代下半期,诗歌创作起步于80年代而成熟于90年代,由于他们介于第三代诗人与70后之间,现在成为中国诗坛最可以倚重的中坚力量而得名。他们大都酝酿于崇尚“上半身”的80年代、在崇尚“下半身”的9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因而有人认为中间代诗人产生的精神文化背景可以概括为在“上半身”与“下半身”的夹缝中。但现在,可以说尘埃落定,什么上半身、下半身,都不过是一些文坛混混玩的一些文学市场经济的小伎俩。
黄梵:安琪对年龄的界定没有问题,都是出生于60年代。就如第三代里有上半身也有下半身,中间代里也有上半身和下半身。上下半身并不是可以辨识中间代的标志,因为每一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比如,舒婷的诗就可以理解为朦胧诗里的“下半身”。我这么说毫无贬低之意,你只要知道当时的大学禁止谈恋爱,就会明白舒婷的爱情诗对于当时社会偏见的挑战,以及它在大学生心里燃起的烈焰。“下半身诗歌”不过是90年代挑战社会禁忌的一种姿态,认识它的意义常得依赖当时那个特殊的环境。一旦环境能满足正常的生理要求,它就会丧失诗歌之外的吸引力。就我所见,上下半身这对名词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也许再过十年就没人愿意再用它们了。
中间代本质上是运动、事件,而不是流派,与第三代的队伍一样庞杂。我看到有学者把第三代总结为反崇高和口语化等等,其结果必然是牺牲陈东东、张枣们的作品和追求。这类学者大概急于促成流派,试图改变第三代作为事件和运动的性质,这样他们就会把大部分第三代诗人的作品和追求置于不顾。
姜广平:当然,我还是愿意提一提90年代初期那个特殊的年代与所谓中间代的。这个时候,朦胧诗派或者流亡海外(如北岛、杨炼),或者自杀(如顾城),舒婷和杨小滨等人转向散文随笔写作,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文化)事件(运动),在1989以后戛然而止。“积淀在两代人中间”的这一部分诗坛中间力量,其尴尬、复杂与暧昧的品质,也就可想而知。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诗人们,似乎更在意于自己的身份确认。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却那种身份的体认呢?
黄梵:我其实不愿意老谈论中间代,一旦能理解它只是运动或事件,它就与身份认定无关了,就如我在文章中已经指出的,把这么庞杂的人群拧在一起的,是一种道义上的共有态度。这个态度源自他们很多是第三代中的沉默者,事实上,正是他们改变了80年代原有的诗歌方向。安琪用中间代来总结他们的时候,他们多数已经成名,与朦胧诗、第三代当年迫切地需要社会认同很不一样。凡是知道这些的人,会明显感觉出他们对中间代的认同,并没有那么认真,甚至带有几分幽默和玩赏心理,因为中间代这个名词出现或不出现,都无损于他们已是诗坛的一个人物。
姜广平:当然,在中国这个有诗歌传统的国度,诗歌与诗人都应该承担更多的使命。在你看来,诗歌与诗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呢?我想起前诗人吴晨骏讲过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诗歌的本质,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是人对自身以及环境的思考,是向人性深处挖掘的结果。”只是,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诗人们真的能担此大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