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谈》是茅盾抒情散文的代表作之一，与稍后写的被誉为姐妹篇的《白杨礼赞》成为现代散文发展史上有口皆碑的名篇，也是被选入中学或大学语文中的典范篇章。然而，对《风景谈》主题思想的分析，几十年来一直停留在：文章通过描绘六幅内容不同而相互联系的风景画，热情讴歌了延安军民的火热的战斗生活，赞美了延安军民的崇高精神面貌这一阐释上。这种强调革命性、政治性的主题思想分析，不能说是毫无道理，但至少可以说是有些概念化、表面化，或者说是较为笼统的。它不仅没有接触到《风景谈》内涵的主旨，而且对读者尤其是学生欣赏这篇散文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诱导，由此，对《风景谈》的主题就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笔者以为，《风景谈》表现的不仅是讴歌延安军民的战斗生活和崇高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茅盾对根据地这种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失去了这一前提，什么“讴歌”“赞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变成缺乏感染力的概念化的东西。因此，《风景谈》的主题思想应该这样概括：文章通过描绘六幅内容不同而相互联系的风景画，深深地表达了作者对解放区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讴歌了延安军民为创造和谐生活表现出的崇高精神。
动荡生活中的和谐追求
文章主题的表现，一般离不开一定的写作背景和作者世界观的制约，想办法弄清文章是作者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怎样的社会环境之中，处在怎样的心境之时写出来的，是我们探索散文主题的重要途径。《风景谈》一文写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此时的茅盾已离开延安置身于国统区重庆的白色恐怖之中，这里没有创作的言论自由，要讴歌延安抗日根据地军民更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什么驱动作者不畏险恶环境，另辟蹊径，采用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抒发了对根据地军民和谐生活的赞美之情呢？这就是茅盾在经历了十多年的动荡不安的生活后，对延安军民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和追求使然。
有人说，与二三十年代的那些抒情散文相比，《风景谈》及其姐妹篇《白杨礼赞》，是茅盾抒情散文创作以及全部文学创作的新起点。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从一九四〇年五月抵达延安，到同年十月离开延安，这五个月的新生活的经历，使茅盾有机会亲眼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人民、新的精神面貌，亲身感受到这种新的和谐生活，尤其是使他清楚地认识到决定这一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正是他十多年来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所苦苦追求的，因此，他不能不满怀激情地去讴歌它、赞美它。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成了蒋介石政府的通缉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开始了长时间漂泊动荡的不安生活。先是蛰居上海景云里，足不出户，整整十个月，对外则说：“雁冰去日本了。”当时他对于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认为“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①。为了维持生活，不得已卖文为生。这期间茅盾主要创作长篇小说《蚀》三部曲，抒情散文虽然只写了一篇《严霜下的梦》，却也表述了他对革命遭遇的悲痛而激愤的感情。文章采用象征的手法，凭借现实的折光——几个怪诞的梦构成象征形象，含蓄地抒发了作者对革命高潮的留恋，对反革命政变的鞭挞，对“左”倾盲动的唾弃，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与向往。
第二年七月初，他亡命日本，陷入了苦闷、彷徨、焦灼、愤怒的境地，继续运用象征手法写作抒情散文。《雾》《虹》《卖豆腐的哨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的基调固然过于低沉，但我们仍然能够听到作者渴望光明和战斗的心声，看到作者并没有因革命落入低潮而沉沦。
一九三〇年四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担任领导工作。这期间抒情散文的象征性描写与前期相比，表现出既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又能充分展示前景，一扫苦闷、消极的基调，代之以信心十足的追求和开朗乐观的情怀。代表作有《雷雨前》《黄昏》《沙滩上的脚迹》等。
及至“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茅盾“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离开上海，像一叶失去重心的小舟，浮荡颠簸，浪迹于长沙、汉口和香港。后应杜重远之请，茅盾全家离开香港前往新疆，去新疆学院任教。本想在新疆过个安稳的生活，没想到作为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的茅盾，仍然过着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动荡生活，并且差点葬身异域。这一时期，他几乎没有写抒情散文。
一九四〇年五月，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就像是来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一样。他呼吸着清新的革命气息，目睹了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景象，很快融入到延安的新生活中，并激起了对根据地新生活的热爱。他原想在延安住下去，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因为延安的新生活正是他多年动荡奔波所追求的和谐生活。然而，组织决定让他去重庆国统区开展工作，那里更需要他。延安之行虽然短暂，但在茅盾的人生历程、写作历程中却产生了转折点的作用。这在他后来抒情散文的象征性描写中可以得到验证。如《风景谈》《白杨礼赞》《开荒》《雾中偶记》等。在这里，作者把象征性描写和哲理的思辨熔于一炉，表现出一种乐观向上、充满信心的思想情感。如果说，在这以前茅盾在动荡生活中追求的和谐生活还是比较模糊的，理想化的，那么，此时已是具体明确的，并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取得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如果说，在这以前写的抒情散文还含有悲观、消极的情感，那么此后的抒情散文所抒发的则是一种乐观向上、革命必胜的积极情感。尽管此后的工作生活从重庆到香港，从香港到桂林，从桂林到重庆，从重庆再到香港，辗转反复，动荡不安，尽管他在后来的诗文中常常表现出对北方抗日根据地和谐生活的向往：“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桓桓彼多士，引领向北国。”②但这都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和谐的生活而努力。
风景画中的和谐之美
《风景谈》与《白杨礼赞》虽然同是赞美延安根据地人民精神风貌的，但相比较，《风景谈》则更富于生活的情趣和新生活中所闪出的诗情画意。文章从《塞上风云》影片引起的联想开篇，借助丰富的艺术联想，纵横驰骋，给我们描绘了六幅和谐优美、寓意深邃的风景画。
第一幅画沙漠驼铃，写的是猩猩峡外沙漠的“风景”。作者先从沙漠的荒凉，“茫茫一片”，没有一个“坎儿井”，“纯然一色”，“寂静”等方面，将大自然最单调最平板的一面展现在读者眼前，这是“风景”的背景，是静景。接着采用由静而动、由远而近的笔法，描绘了人类驾驭着“那些昂然高步的骆驼，排成整齐的方阵，安详然而坚定地”行进，“而且大小丁当的谐和的合奏充满了你耳管”的动景。作者在这空旷荒凉、四顾苍茫的画幕上，在用“更多的黑点成为线，成为队”进行配色的同时，特别注意描绘了“领队驼所掌的那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原来单调平板的画面，由于有了这“一杆长方形猩红大旗”，而变得富有生机、充满活力。红色是一种暖色，它能表达出作者内在的坚定和有力的强度，它能让人感受到一种鲜活摇曳的生命力。作者借这一“猩红大旗”含蓄地表达了对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取得最终胜利的热烈、坚定而又严肃的情感，也使画面充满和谐与生机。在贫瘠单调的沙漠背景与安详然而坚定行进的驼队映衬中，在死寂荒漠与“猩红大旗”色彩的调配上，画面虽有边塞诗中的苍茫荒凉，却没有征戍者的幽怨缠绵，相思忧伤，有的是“昂然高步”，“安详然而坚定地”去创造新的社会、新的生活的斗志和信心。
应该说“沙漠驼铃”写的还不是真正的根据地的风景，后面的五幅画才真正写出了富有根据地特色的和谐优美的风景。如第二幅画高原晚归，写的是延安人种田晚归的“风景”。这实际是一幅“剪影”，是一幅蓝天明月下伴着粗朴歌声出现的晚归种田人的“剪影”。这幅“剪影”在高原夜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美丽。你看，在三五明月之夜，“在蓝的天，黑的山，银色的月光的背景上”，“远看山顶的谷子丛密挺立，宛如人头上的怒发”，可谓丰收在望。这时候，晚归的种田人掮着犁，赶着牛，后面还跟着小孩，哼着粗朴的短歌，姗姗而归。这可说是一幅优美的田园风俗画。这样的田园生活不仅是一般隐士所向往的，也是一般老百姓所追求的。然而，在这里，作者的命意绝不同于“田园诗人”的感受，而在于赞美那些创造新生活的人，用自己的勤奋在秃顶的山上，造起层层梯田，种上“颀长而整齐”高秆植物，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一种和睦新生活的精神风貌，从而表达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创造和谐生活的向往之情。
第三幅画延河夕照，写的是鲁艺学院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归来的“风景”。对这一景色的描绘，作者十分讲究色彩的搭配。我们看，画面的主色调与前一幅画相比显得更为明亮，夕阳将“它的余辉幻成了满天的彩霞”，给整幅画面涂上了一层暖色，烘染出诗一般美的意境。在满天彩霞映照之下的是“干坼的黄土”，“雪白”的河水泡沫，还有那“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明丽而又温馨的情调。显然，作者并非只是为写自然而描绘自然之美，而是为突出人类的活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你看，人们劳动归来的“爽朗的笑声，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人们把沾着黄土的脚伸在水里，任它冲刷，或者掬起水来，洗一把脸”。大自然是优美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给人以美妙的幻想。从这明丽、温馨的画幕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还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我们从“生产”归来者兴奋的谈话中可以听到，“至少有七八种不同的方言。忽然间，他们又用同一的音调，唱起雄壮的歌曲来了。”我们从另一群人的劳动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将金黄的小米饭，翠绿的油菜，准备齐全”，以此来慰劳“生产”归来的人们。在这里，人们虽然来自四面八方，虽然各有一技之长，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相处的，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创造一个新社会，开创一种新生活——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生活而努力。这当然也是作者所向往和追求，并为之不懈努力的。
对第二、三幅画的处理，作者是从根据地人民以自己的劳动改造自然，创造新生活这一角度着手描绘，而第四、五幅画则是以根据地青年努力学习，为创造美好未来的精神面貌为中心展开描绘。石洞雨景，写的是雨天石洞中一对男女促膝而坐，认真学习的“风景”。如果说，前一幅画是从大处着眼来描绘鲁艺学院师生劳动归来的欢乐和谐场面的，那么这里的石洞雨景则是从小处落笔来描画根据地青年在雨天的石洞中互帮互学、和睦相处的生活图景。一对青年男女被雨赶到了石洞，他们促膝而坐，“现在是摊开着一本札记簿，头凑在一处，一同在看”。利用大自然恩赐的石洞，在躲雨间隙，争分夺秒地学习，这不仅反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重要，更表现出根据地青年不同于一般城市青年的崇高精神境界。原本这“沉闷的雨天，寂寞的荒山，原始的石洞”的暗淡背景，也因两个“生命旺盛的人”，“清楚明白生活意义的人”而顿生光辉。桃林茶社，则是写人们在桃林茶社休息的“风景”。与前一幅画相比，前者写雨中静景，画面幽静，后者写林中谈话，画面热闹；前者写“点”，后者写“面”。两幅画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根据地青年和谐融洽的学习与休息。
如果说，在《白杨礼赞》中，作者还只是托物寄意，以白杨的形象来象征革命的人民，在这里，则以浓墨重彩，从正面勾勒出神采奕奕的抗日战士形象。第六幅画北国朝霞，写沐浴着北国朝霞的抗日战士的雄姿。作者是这样来描写战士形象的：“朝霞笼住了左面的山，我看见山峰上的小号兵了。霞光射住他，只觉得他的额角异常发亮。”“离他不远有一位荷枪的战士，面向东方，严肃地站在那里，犹如雕像一般。”在粉红色的霞光中，显现出严肃和刚毅。“晨风吹着喇叭的红绸子，只这是动的，战士枪尖的刺刀闪着寒光，在粉红的霞色中，只这是刚性的。”对小号兵和哨兵形象的描绘，作者不仅注意动静搭配，更注重色彩的调配。画面以五月北国朝霞满天的清晨为背景，粉色的霞光与喇叭的金黄色、绸子的大红色、军装的土黄色及刺刀的寒光交融在一起；朦胧的与鲜艳的，冷色的与暖色的，柔性的与刚性的色彩的相互融合，构成了表现抗日战士严肃、坚决、勇敢和高度警觉形象的画面，从而表达了作者对抗日战士保卫新社会、新生活的坚决、勇敢、高度警觉的赞美之情，对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和谐生活的热爱向往之情。
风景画之间的和谐统一
茅盾的作品，往往是以深厚丰满见长的。同样，他的散文表现的虽然是某个生活断面，某种生活景象，但却是取精用宏，他会调动整个的生活积累，来充实它，使之更加集中完满。《风景谈》从表面看，只是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六幅风格各异的风景画，但仔细品味却可以发现它们相互之间并不是孤立的、散乱的，而是和谐统一的。
首先，每一幅画面的内容是紧密相连的。
因为文章的题目是“风景谈”，所以作者描写的每一幅画都落笔于绘景，无论是写沙漠还是写溪流，写朝霞还是写夕照，写晴天还是写雨景，都是不离文章谈的主要内容——风景。然而作者表面上写自然风景，但其意并不“在于山水之间”，而在于突出主宰风景的人，风景中的人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看似随意写下的一鳞半爪的生活景象，却莫不是经过作者精心选择，闪出光泽的艺术表现。从沙漠中驾驭驼队的人，到黄土高原上勤劳耕作晚归的人；从具有“惯拿调色板的”，“拉着提琴的弓子伴奏着《生产曲》的”，“经常不离木刻刀的”，“洋洋洒洒下笔如有神的”，“调珠弄粉的”手的人，到手持喇叭的号兵，荷枪实弹、枪尖刺刀闪着寒光的哨兵；从雨天躲在石洞里学习的人，到天晴在桃林茶社休息的人。原本荒凉死寂的沙漠，因为有了人的活动，而顿生活力；原本沉闷，静穆的石洞、桃林，因为有了人的活动，而顿放光彩；原本色彩明亮的朝霞和晚霞，因为有了“弥满着生命力的人”的活动，而变得更加美妙无比。可见，六幅风景画描写的着眼点虽然不同，但相互之间在对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相互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人类伟大的赞美这一内容上，却是和谐统一的。
其次，每幅风景画结尾的议论是和谐一致的。
有人因为《风景谈》的六幅画是用叙述的笔调记叙的，因而就把它当作叙事散文来进行分析；有人则因为每一幅画的结尾都有几句议论的句子，因而就把它当作议论散文进行分析，这种做法显然有失偏颇。因为《风景谈》是一篇熔叙述、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的文情并茂的优美散文，任何单从某一表现手法进行的分析，都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更何况在对风景画内容描述之后，引出几句议论，这不仅是对前面描述内容的深化，更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点睛之笔。如第五幅画描绘的是人们在桃林茶社休息的情景。原本贫乏、简陋的桃林却因人的活动而变得丰富热闹起来。在结尾处作者这样说道：“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增添了景色。”这是作者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种真正的、毫不做作的、富有美感的议论。前面的描叙与后面的议论的有机结合，是显得那样的和谐一致。
并且，每一幅画结尾的议论相互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的。如第一幅画结尾“自然是伟大的，然而人类更伟大”的议论，确定了作者赞美的主基调，第二、三幅画结尾的议论则是对前者“人类”内涵的进一步充实和丰富。如果说前者的人类还是比较笼统的、泛指的，那么在这里已经明确起来，它是特指那“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它们才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第四、五幅画结尾的议论重在说明，人类既是“风景”的构成者，更是“风景”的主宰。是人类创造了第二自然。由于“人类的高贵精神的辐射填补了自然界的贫乏”，才使“风景”增添了奇妙的景色。这与前面“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活动”相比，无疑使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在最后一幅画的结尾，作者将对人类伟大的赞美具体物化到两名抗日战士的具体形象上。“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而为他们两个”，这才是“真的风景，是伟大中之最伟大者”的议论，较之前面的议论，就显得更为深刻了。这些议论乍看起来似乎差不多，都写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但仔细玩味，就可感受到其议论的含义是逐步深化、和谐一致的。
再次，每一幅风景画的结构布局也是和谐统一的。
与《白杨礼赞》相比，在结构布局上，《风景谈》似乎不如前者那么谨严凝练，完好集中，然而却以跌宕多姿，挥洒自如见长。在这里，作者充分发挥了散文写作艺术自由活泼、无拘无束的特点，向读者展示了多种“风景”的片断：时而沙漠风光，时而高原夜色；时而晨光普照，时而晚霞满天；时而剪影似的写意的“大场面”，时而精工的“小镜头”。但又绝非事无巨细，物无轻重，撒得开，收得拢，看似散散落落，实则错落有致。③作者不仅对那掌着一杆猩红大旗的驼队，对那荷锄晚归的种田人，对那亲密无间的文艺工作者，对那石洞中促膝而坐的年轻男女，对那围坐在桃林茶社的生机勃发的青年，对那如雕像一般挺立在山巅的高度警觉的战士倾注了深情厚谊，而且对根据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新生活表达了无限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六幅“风景画”的写法大致相同，先写自然景观，次写人的活动，最后通过议论揭示“画”旨。文章在结构布局上层层深入，步步推进，按照作者对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识逐一深化的顺序，把六幅风景画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之显得既舒展自如，又谨严有序，表现出整体和谐统一，完满无缺，真正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
作者简介：陈桂良（１９５６－），浙江兰溪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
①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版，第１－第２页。
②陈桂良：《茅盾写作艺术论》，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版，第２２８－第２２９页。
③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研究资料》（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１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