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台湾人民抗日民族革命运动已经摆脱长期以来孤军作战的状态，不再只是台湾一地人民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台湾基本上已经纳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下，不少思想进步的台湾青年学生，试图通过不同的路线，参加共产党的新四军或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克服各种困难，进入抗日根据地——延安。
（一）从建国大学到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吕芳魁
1937年9月，伪满洲国政府为了培育满洲国官员而设立的“建国大学”，在筹备了四五年后正式招生。东北长春的“建国大学”也成为台湾学生进入祖国大陆，进而寻找参加抗战组织的一条重要通道。
建国大学学制六年，前期三年，不分科；后期三年，分文教、政治、经济三科。第一届招收150名新生，其中包括：日本学生75人，汉族（包括满族）学生50人，蒙古族7人，白俄学生5人，朝鲜学生10人，以及台湾学生3人。
建国大学前后一共办了九届，共有三十几名台湾学生就读。由于他们大多志在抗战，所以，学成毕业的只有3人。
吕芳魁，1922年生于台北板桥一个小商人家庭。1935年4月考入台北二中（第14届）。1940年3月毕业后，考进“建国大学”第三期。
就读建国大学期间，吕芳魁参加了进步学生地下组织“读书研究会”，通过组织活动和阅读《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许多进步书籍，更加坚定了为解放祖国而奋斗的决心。
1942年春，吕芳魁与几个进步同学离校出走，投奔关内抗日革命根据地，后因事机败露逃到山海关，被学校抓了回去。
1943年冬，吕芳魁和许多“建大”同学被日军强征入伍，分发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受训；结业后，任炮兵少尉，驻军日本和歌山县。
1945年5月，吕芳魁与驻军日本四国岛的“建大”同学游祯德秘约，逃离日本军队，经大阪、九州岛，由下关轮渡上海，辗转来到北京。当时北京仍在日本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历经艰难，找到了思想进步的台湾同乡——北大医学院和理学院教授林耀堂和苏子衡先生，经他们热心引荐，与北京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
1945年6月，吕芳魁将吕姓改为母亲李姓，将芳魁改为子秀（妻名秀子），取得一张“良民证”，然后突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到达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参加八路军。
抗战胜利后，李子秀积极做着到平津和南方去的准备，争取尽早返回故乡，为振兴台湾而斗争。然而，1946年2月13日，身为晋察冀军区张家口市炮兵团教导队的教官，李子秀在带领学员做反坦克地雷压力承受实验时，冒险检查和排除故障，因反坦克地雷突然爆炸，不幸牺牲。①
（二）想开日本飞机到解放区的李中志
李中志，本名李金财，1916年生于台北和尚洲（今芦洲乡）一个穷人家庭。从小好学的李金财，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和尚洲公学校；然而，在报考台北二中时，却不幸落榜。于是，他到台北太平町补习中文；后来，学了一口流利的英文，并曾跟美籍英文老师到火烧岛探险。
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秘密成立，随即在岛内展开各式各样的组织活动。这段时期，年纪才十三四岁的李金财，也参加了同乡老台共廖瑞发和李妈喜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学习革命思想。
其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统治下，民族意识强烈的李金财，只能在白色恐怖笼罩台湾全岛的社会气氛下，自己一个人苦苦地寻找一条抗日的路。最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他选择了先到日本苦学，再伺机回到祖国大陆寻找抗日组织的路。
1934年前后，李金财认识了刚刚毕业于成渊夜间补习学校的同乡青年李水清。当时，李水清一边在总督府做杂役，一边计划前往东京半工半读大学专门部。两人经常一起读书，准备考试。
1938年元月，李水清考上“建国大学”，随即决定放弃原先到东京半工半读大学专门部的计划。4月，李水清前往东京，与其他同学集合，前往东北就学。李金财临时决定，放弃李水清之前为他联系，已经取得的工读机会，与李水清一同前往东京。到了东京以后，随即在李水清的帮忙下，住进东京国际学生会馆。因为没有大学专门部检定的资格，不能直接报考大学，只好进入东京府立第6中学夜间部苦学。
与此同时，李金财为了表明自己立志为中国抗战而活之意，改名为李中志。
随着太平洋战争战线拉长，日本的兵力明显不足。从1944年9月1日开始，日本也针对台湾籍民实施征兵制。②
面对这种客观局势，李中志暗想，此时此刻参军也许就是自己到祖国大陆寻找抗日之路的一种方法吧！于是，在大学毕业一年后的一天晚上，一直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并且极力劝阻身边朋友应召入伍的李中志，突然对弟弟和妹妹宣布说：“明天，我就要参军了……”
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一己之力，李中志原本想去参加日本空军，然后找机会把飞机开到中国解放区去。然而，由于年龄已经超过，空军不收，只好改投陆军。他希望能在战场上策反那些士兵们把枪口调过来，刺刀向日本军国主义的胸口刺去。
然而，一直到日本投降，李中志都没有机会被派到中国战场，他的计划也就没有实施的机会。最后，他以陆军少尉的军阶退伍。
1946年，李中志回到台湾。通过廖瑞发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1947年“二·二八 事件”爆发后，地下党为了进一步把散漫的群众组织起来，通过廖瑞发，指派具有军事经验的李中志，负责筹划台北地区的人民武装行动。1949年9月，李中志被捕，1950年牺牲。③
（三）寻找新四军的林如堉
林如堉，1924年生于板桥一个士绅家庭。1937年，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海山小学校，顺利考进台北二中（第16届）。
此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大力开展“皇民化运动”的年代。1938年5月，台湾当局公布二中学长林水旺等人筹组“中国急进青年党”的思汉反日事件，给林如堉等二中学生上了反日爱国的一课。因此，林如堉和雷灿南、李苍降等热血的同学，在日本帝国“皇民化运动”高压的时代，找到了一条抗日救国的路——毕业后，渡海回大陆，投入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
1942年3月，台北二中毕业后，林如堉在父亲的要求下，前往东京，报考第一高等学校。考试期间，他罹患流行性感冒，身体状况不好，因而落榜。他并没有马上回台湾，仍然留在东京，并且进入早稻田大学预科。
1943年，林如堉考取以培养在中国工作的干部为目标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他离开东京，经由长崎，4月底抵达上海，进入东亚同文书院第44期经济科就读。当林如堉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时，他不免怀疑：林如堉的一高落榜是故意的。因为这样，他才有理由违背父亲的安排，可以前往大陆，寻找参加抗战的路。
1943年9月23日，台湾总督府发表台湾人实施征兵制度的办法；10月25日，又开始临时征召学生兵，同时取消文科大学生缓征的资格。林如堉清楚地看到，如果继续留在学校，早晚也要被征调去当日本兵的，于是决心投靠新四军。林如堉离开了上海，自己一个人，先是坐船到舟山群岛，然后再转往温州、永嘉，但他始终未找到进入新四军的门路。
1945年春天，林如堉终于在福州找到抗日组织，参加了国民政府所属的海军，并且一度准备配合盟军登陆台湾的计划，乘坐帆船回台湾，投入实际的战斗。
大战结束后，林如堉跟随所属海军部队，从福州回到高雄。后来，他辞去海军翻译官的工作，回到台北，前往桃园角板山，做山地行政工作。
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林如堉辞去角板山的工作，到泰北中学当史地老师，并再度投入台湾的社会改造运动。暑假结束后，他与台北二中的同学李苍降、二中学弟陈炳基，以及台大毕业生李熏山和李登辉等人，组织“新民主同志会”，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
1948年10月下旬，“新民主同志会”被特务渗透，林如堉在板桥家里被捕。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没有在台湾实施戡乱戒严体制，所以，他被处三年半的徒刑，侥幸躲过一死。
1950年11月29日，林如堉还是因为牵连所谓“台北监狱内乱案”，遭到枪决。④
（四）在豫鄂边区参加新四军的朱天顺
朱天顺，1919年生于基隆，父亲是黄包车夫，家庭贫穷。他在基隆台阳矿业股份公司就业七年，由于不满日本殖民者压迫台湾人的政策而萌生抗日意识。
1939年12月，朱天顺从台湾来到武汉。1940年10月，他与中共豫鄂边区应城县委取得联系，在日占区做秘密工作。
1941年10月，因为交通员在汉口被捕，人在上海的朱天顺，于11月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随后他离开苏北，经过敌占区，从湖北省石灰窑（今黄石市）渡江，于1942年1月14日进入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跟随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一段时间后，又通过中共鄂东地委转到鄂中地委；同年2月，跋涉几百里路，到达豫鄂边区党委机关所在地，改名郑淡青，负责编写敌占区和敌伪军情况的数据。这段期间，因为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书籍，懂得了造成社会不公的原因，激发了他为消除旧社会的不公平制度而奋斗的决心。
1942年9月，朱天顺被分配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部对敌部担任敌工干事，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他做了两年多对日军宣传，审查、教育被俘日军，收集敌情，以及照管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等工作。⑤
（五）到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林栋
林栋，生于台南县。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饱尝了被奴役殖民的痛苦。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便热切盼望日本战败，台湾重返祖国。同时，他痛感到中华民族必须团结，一致抗日，振兴中华，才能雪国耻、救民族。
1943年，名古屋大学毕业时，林栋拒绝了老师及朋友们要他在日本就业定居的挽留，在毕业典礼的当天下午，毅然启程，回到苦难的祖国。
林栋首先落脚山西太原，一面教书维生，一面寻找联系朋友向导，准备奔赴抗日根据地。一年后，他终于冲破日军封锁，到达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参加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⑥
（六）在大别山区打游击的邱刚明
邱刚明，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即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区的抗日游击战。⑦
（七）晋察冀军区的医生林思平
林思平，原名卢道龙，1917年生于嘉义大林。1935年考入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
大三那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卢道龙参加了东京一个由共产国际建立的秘密组织——马列主义哲学小组，开始接受革命道理，并展开反战宣传工作。1941年，大学毕业，他一面在医院进修，一面继续参与反战活动，因而被日警列入黑名单。林思平一直在寻找到祖国大陆直接参加抗战的机会。
1943年，日籍导师在挽留不住的情况下，让卢道龙冒名顶替，安排他以“增援日本医疗技术人员”的名义，经朝鲜奔向祖国大陆。卢道龙于是带着妻子林芳枝，及其动员的几个台籍知识分子——白凤洋、黄仁和、杨泰山和杨丁铭，一起来到山西太原。卢道龙先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并以医生身份秘密支持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一些奇缺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掩护地下党干部。
1944年8月，因为父亲病逝，卢道龙回台奔丧。奔丧期间，他又向许多怀有抗日爱国思想的台湾青年宣传大陆所见所闻，动员他们奔赴大陆参加抗战。
后来，卢道龙遭到日本特务的怀疑，在敌占区太原铁路医院实在呆不下去了，通过共产党地下交通员的安排，冒险越过日军封锁线，来到北平。
1945年春天，卢道龙与妻子互相换姓，改名思平（思念和平），由地下党交通员带领，从北平到达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解放区张家口市。由组织安排，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当医生，救死扶伤。同年夏天，在一些被俘日军编入八路军后，他又发挥日语专长，向这些日军战俘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妻子林芳枝也被分配到日本妇女家庭组，做起宣传工作……⑧
（八）寻找东北抗日民主联军的几名客家青年
1943年，在东京苦学的范子唐（九州岛大学毕业）、严盛满（日本大学夜间部）、刘燕鉴（东京医学院）和刘燕瑟（日本大学附属第二商业学校）等客家进步青年，为了寻求抗日救国之路，聚在一起，研读讨论了孙中山先生的《救国论》。
1944年，刘燕瑟考入东京中央大学后，与日本大学夜间部毕业的严盛满讨论了具体的抗日方案，决定与在“满洲首府新京”（今长春市）的“大正火灾保险株式会社新京支店”工作的同乡苏鸿洞（日本大学毕业）取得联系，并安排刘燕瑟于同年8月前往同一公司任会计。同年冬季，刘燕瑟又安排严盛满、刘燕鉴和其他几名台胞从东京到新京就职，于是就在新京展开抗日活动。
1945年1月，刘燕瑟结识了在新京图书馆工作的任家鼎等东北进步青年，与这些台湾进步青年和东北进步青年组织“中华进步学会”，共同进行抗日活动。同年7月，刘燕瑟和苏鸿洞带领严盛满单位的两名台湾进步青年离开新京，去寻找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任家鼎等人也组织一部分参加“中华进步学会”的东北进步青年，从另一条路去寻找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严盛满等人则留在新京，等待消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他们就陆续回到长春。与此同时，刘燕瑟和任家鼎认识了一名从苏联红军来的中国战士，挂起“中华进步学会”的牌子，创办春华中学，为新中国输送革命干部。⑨
（九）八路军女战士杨美华
杨美华，1924年生于高雄市，父亲是土木建筑技师，母亲是助产师。1941年春天，高雄州立高等女子学校毕业后，前往东京日本女子牙科医学院读书。在京期间，结识了许多思想进步的台湾同学，秘密阅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郭沫若的《北伐旅次》、倍倍尔的《妇女论》以及小说《女兵》等禁书，经常一起讨论“台湾向何处去”以及人生的价值等问题。
后来，杨美华通过阅读东京帝大教授矢内原忠雄所著《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一书，对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台湾的历史和现实，有了更加透彻的了解。此外，她还听过矢内原忠雄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演讲。矢内原忠雄在右翼分子的捣乱下，不顾个人安危，说出真话的勇敢表现，不禁让她自我反省：“我是一个中国人，难道就不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做一番奋斗吗？”
1945年2月，杨美华放弃还差半年就毕业的学位，以应聘日本人办的华北轻金属公司技术人员的名义，离开东京，启程回国。她想：“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于是，她从九州岛门司港搭船到朝鲜釜山港，然后改乘火车，经山海关，于一个星期后终于平安到达沦陷区山东张店，在设在附近的华北轻金属公司南定铝厂医务室工作。
由于南定铝厂周围都是八路军的游击区，铝厂民工中也有许多八路军，不久，她便和他们取得了联系。6月的某一天，八路军的一位地下工作人员秘密进入铝厂，和她见了面，表示欢迎她参加抗日工作，并将在时机成熟时安排她到解放区去。
8月15日晚上，杨美华通过冲绳美国之音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不久，她就接到八路军的通知，要她尽快离开铝厂。第二天，铝厂枪声不断，她打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模样，在八路军交通员的掩护下，前往解放区。
到了解放区，杨美华便穿上了军装，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胶济路沿线继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战斗。她先是分配到渤海军区三分区野战医院工作，不久，又因为前线需要日语翻译，被调到敌工科。⑩
（十）其他
除了上述几位台湾青年学生之外，早在卢沟桥事变之前便回到祖国大陆，然后在延安、八路军或新四军参加抗战的，至少还包括以下几位在台湾出生的青年学生——
杨诚：1916年12月生于台南市一个小商人家庭。1917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谋生。14岁从印度尼西亚回祖国大陆，进中学和大学。就读北大法商学院俄语本科时，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担任北平总联络员。1937年10月奔赴延安，从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11
沈扶：1913年生于台北市淡水河畔一条小街。为了不受日人的奴化教育，于1930年6月举家离台，归返祖国。1937年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市，三天后，沈扶搭乘英轮到香港，决定设法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延安参加抗战。1938年7月，通过哥哥的朋友介绍，前往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办理手续，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于7月底抵达延安，随即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第二期美术系学习。1939年起，调到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对日工作部门管教日本战俘，并研究和翻译对日资料。12
董克：生于台南市一个商人家庭。1930年夏到厦门双十中学，再到集美学校学习。其后离开处于白色恐怖的厦门，前往菲律宾马尼拉亲戚开的商店工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侨领王雨亭先生指导下，展开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的一个深夜，他与其他六位华侨青年，在王雨亭的安排下，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然后搭火车直达西安，再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向导，领着他们向延安进发。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锻炼后，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报名参加在敌后建立“抗大”第一分校的队伍。毕业后，在冀鲁豫地区先后从事宣传鼓动与农村“土改”工作。13
文英：本名陈定澜，1924年生于台中县梧栖港。1934年秋天，随父亲及家人到北平。1943年夏，就读北京市立第三中学高中部期间，参加了由北师大男、女附中，男三中，河北高中等校进步学生组织的“海燕社”。1944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5年1月4日，前往解放区，历经艰难，抵达中共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阜平县，投入抗战工作。14
翁阿冬：台北人，烈士翁泽生之妹。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只身经新加坡、香港，投奔抗日圣地延安，参加抗日队伍。为避免连累台湾亲友，接受陈云建议，改名冯志坚。她在得知翁泽生牺牲的消息后，立誓“把血泪变成锐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继续翁泽生“未完的事业”，并用一生实现了这份誓言。15
据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实现台湾光复，先后归返大陆，参加祖国抗日行列，与大陆同胞并肩作战的台湾爱国志士，有5万人之众。16
日本投降后，有些人留在大陆，继续参加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有些“自称革命家”的人，则跟随国民党回到台湾，各自也分到一官半职，成为台湾人民眼里的“半山”…… 17
同样地，前述这些在日据末期就地战斗，或者寻找祖国三千里，前往“重庆”或“延安”，参加抗战的台湾青年们，有一部分人前往解放区，继续战斗，更多的人则回到台湾，投入战后台湾的重建工作。
注释：
1 刘志增《为国何怜儿女情，甘将碧血荐轩辕——记李子秀的英雄事迹》，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575—580页。高存信、陈靖《满怀亡国恨忠心献祖国——悼念台湾籍八路军烈士李子秀同志》，《台声杂志》（北京）。《台北二中同学录》（台北市：1993），第29页。
2 前引黄昭堂《台湾总督府》，第186页。
3 张砚（李中志妹妹）口述证言（上海：1993年6月16日）。
4 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北市：时报出版公司，1991），第203—234页。
5 朱天顺《回忆我在新四军参加抗战的经历》，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360—369页。朱天顺《台湾百脱殖民统治应当感谢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对日抗战台湾人没有缺席》（厦门：1996），第20—24页。朱天顺口述证言，厦门，1994。
6 林栋《奔赴太行，抗日报国》，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 537—540页。
7 周化、魏大业《台湾大事记要》（北京：时事出版社，1982年），转引丘晨波《抗战期间台湾同胞在大陆的抗日斗争》，原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0期（1987年），第56页。
8 林天民《回忆我的父亲林思平》，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541—547页。
9 刘理（刘燕瑟）《台湾几位留日学生回祖国参加抗战的经过》，收录于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第581—583页。
10 杨美华《一个女战士的回忆》，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528—536页。
11 杨晓东《我的父亲杨诚》，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337—340页。
12 沈扶《从台北到延安》，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341—345页。
13 董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346—352页。董克口述证言，天津，1994。
14 文英《奔向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594—599页。
15 林江（翁黎光）《回忆父亲翁泽生烈士》，《台声杂志》（北京）。林江《怀念我的父亲——一位保持了民族气节的中国人》，《台声杂志》（北京）。林江《怀念父亲翁泽生》，前引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50年纪实》，第169—185页。林江口述证言，厦门，1993年6月22日。
16 陈在正《台胞对抗战及台湾光复的贡献》，前引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对日抗战台湾人没有缺席》，第37页。
17 前引苏新《愤怒的台湾》，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