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三农”问题，并成为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重大社会问题，大概肇始于上个世纪初叶。“洋务运动”之后，外国人通过《马关条约》获得在中国大办工厂、广开商埠的权力，各地区尤其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新型工商业城市，城市文化开始在中国兴起。但另一方面，广大农村却出现衰败之象——
教育方面：1905年科举废除，农村私塾迅速减少，农家子弟纷纷考入洋学堂，流入城市；乡村治理方面：迁延几千年的乡村治理结构被打破，一直以来的实际治理主体——作为农村精英和领袖的乡绅们——开始大批迁居城里，农村治安和公益系统开始瓦解；与此同时，随近代实业而兴起的商业高利贷加重了农业成本。在外国纺织品的挤压之下，棉桑等传统农副业遭遇毁灭性打击，小农大批破产。
至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已是民生凋敝，满目疮痍。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开始了执著的“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从教农民识字开始，希望逐步地通过开启民智、发展民生、巩固民权方式，以改变中国乡土社会“愚”、“穷”、“弱”、“私”的顽疾。他们的经验被当时的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被更多的地方所接受。但是，随着“乡建运动”的发展，他们开始认识到，乡土社会痼疾难以解决，其由来更大程度上是专制体制所造成，在很多方面，“乡建运动”逐渐地走向了以乡村自治、地方自治、推动宪政落实为体现的社会重建道路上去。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声势之大，甚至使“乡村建设派”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政坛上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是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的“三党三派”之一。其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以晏阳初为例——1943年，晏阳初与爱因斯坦一起被美国一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评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致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99岁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但是，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其后改天换地的历史大浪，几乎彻底击碎了“乡建运动”知识分子的甜梦和努力。陶行知死得早，虽然毛泽东在1946年秋赴重庆谈判时见了陶行知第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教育部长是要请您出任的哟”，这样的荣耀陶先生没赶上，但在死了不多年之后，就被批《武训传》扯了进去，因为这位一生乞讨办学的“义丐”，是陶行知终生的榜样并曾对其大力宣扬；晏阳初漂泊海外，在印度、菲律宾的乡村继续推广曾在中国行之有效的“乡建运动”，改革开放后他被获准回旧地观光，已经老了的晏阳初通过高音喇叭冲着当年驻地村子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不能成声；梁漱溟没有走，在“保留一个反面典型”的最高指示下，继续当了政协委员，“文革”中首都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老头子居然仍旧梗着脖子声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其“死不悔改”之状如此。去世之后，不进八宝山，也不回老家，按其遗愿，归葬于他当年的实验县山东邹平的山里头。
近代第一次“乡村危机”百年后，“合作化、公社化”的变革，使经过“土改”而获得短暂解放的中国乡村生产力，又遭受了一次打击，强制性的工农业“剪刀差”逐渐增大以至极限，农村经济重新“一穷二白”。改革开放后，实行“大包干”，废除人民公社，农村“土地经济”似乎开始“一包就灵”。其后，“乡镇企业”的出现以及城市经济的逐渐活跃，使工人、农民之外，产生了部分兼具两者特征的“民工”，这既是“专有名词”也是“身份属性”，他们迅速成为“打工仔”，形成“民工潮”。但是，正如农民工的“城市边缘人”身份一样，改革二十余年来，农民、农村在快速转轨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彻底地“边缘化”。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农民利益屡遭侵占，农村公共品供给缺位，农村各种固有矛盾开始激化。“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弱”，虽然在村级自治、税费改革、延长承包等等政治经济对策不断推行的“政策利好”下，但“三农”问题仍然日益严峻。时光流转了近一个世纪后，乡村建设的历史课题再次摆到了人们面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虽然无论是选择“坐言”还是“起行”，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显然在乡建运动沉寂后的几十年的乡村变革中，传统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基本是缺位的，除了近几年我们才看到的以温铁军“翟城试验”为代表的“零星”实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与晏、梁、陶时代在所多见的“洋博士下乡”不同，亲力躬行、以实践为本的参与式“治学”方法，似乎慢慢地不再是学者甚至农村问题学者的“主流”。对这些传统的乡建派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实践，我们的新派学者提起来往往就只是斥之一句“乌托邦”。那么怎样的参与时代、参与变革的方式才不是“乌托邦”呢?我们关心农村的知识分子找到了另外的入世之途了吗?
毋庸讳言，温铁军现下所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条件，甚至还不如晏阳初他们那时的充足，可他还是穿起大裤衩子跑到乡下，实打实干地践行起他心目中新的“乡村建设”之路。这是分外难得的，但是，结果会怎样，不好说。第一是他的实验才刚开始；第二是虽然时代变了，但他的实验仍然会有着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实践上的风险和不可逾越的客观限制；第三，不少的人认为，也有学者跟我讨论说，他的实验即便将来看起来成功了，在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也不会具有复制、推广的余地，那就没有多少价值。我跟这位同志说，即便确乎没有推广的价值，就来做一个“标本的价值”好不好呢?不是所有的事都会成为标本的，正如不是所有的理论都能被人记住和遵行。能成为一个“标本”，让人看到这个事也可以这样做，不也很好吗?能放开手去真正做一件事，对一个不掌握公权力、不拥有多少公共资源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也足够了吗?
在本专题里，我们想把这两代、四人所处的中国农村变革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比较一下，也想比较相隔近一个世纪的乡村建设者、乡村实验的倡导者，他们有些什么样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这种比较，可能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加理性地开展乡村建设，推进农村变革。比较之外，另一个方面的想法则是，学术和实践中的不同之处，本身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老实说，我想更需我们留意的是两代乡建学者的共同点，或曰薪火相传的那些东西——他们都认识到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他们都坚持一个知识分子的平民立场，他们都主张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在行为上，他们希望改变比较传统的——从教科书式专家到奏折式“策士”的知识分子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他们更愿意通过亲力躬行而影响大众，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成为真正的“入世”的“公共知识分子”。
解决农村问题，我们仍在起步阶段。因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的问题。虽然时代不同了，使我们不可能再去照抄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但是，在这个涛涌云飞的壮丽年代，面对新乡村建设这个久违了的宏阔课题，使我们不能不回想前贤。这既是我们设计本期专题的初衷，更愿意以此与关心中国乡村建设的读者诸君共勉。
责任编辑／宗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