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藏书重镇宝礼堂
上海长乐路靠近襄阳北路的地方，有一栋小巧玲珑的淡黄色洋楼。小洋楼高四层，设计非常讲究——三层和四层各有一个宽大的晒台，三层的晒台上安置着一处微型花园，四层的晒台更大些，可以开小型派对；楼顶的“山墙”上饰有精美的西式雕花，左右对称，十分典雅；二楼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欧式巨柱支撑的敞廊，使室内的光线非常充足、柔和；底层是车库和储藏室。若从院子门口往里看，一棵老枝横斜的大松树正好挡住车库的大门，小楼就像是从绿树中高高探出……与众不同的是，车库两侧还有两道合抱式的露天楼梯，优美的曲线，缓缓上升，为小楼平添了些许妩媚。
这样的小楼在上海并不稀奇，算不上顶级老洋房，门口也没有挂文物保护的牌子。然而，若要论小楼曾经的“含金量”，那可绝对是上海滩顶级的收藏重镇，因为楼里起码收藏了111部宋元古版藏书（105部宋版，6部元版，还不包括捐赠给圣约翰大学的），是上海藏书界私人收藏宋版书之冠。这些珍本秘笈，都是千百年来名家递藏、流传有绪、朱印累累的至善之本，其中的任何一部都足以在拍卖市场上呼风唤雨，何况是数十年间累积的大宗稀世之宝——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宝礼堂，一个很典型的海派藏书楼，一个记录了两代藏书家心迹和身世的地方，一个令美国和日本收藏界无限垂涎的地方。
现在这儿是沪港合资的上海厚诚口腔医院，十几年前是邮电医院的一部分，1969年以前叫宝礼堂。
宝礼堂的第一代主人是潘明训。
潘明训与张元济的宋版书缘
潘明训（名宗周，以字行，1867-1939）广东南海人，是公共租界里的出名人物。他年轻时就到上海学生意，曾在外商洋行里当跑街，凭着人机灵能干，又擅长洋泾浜英语，不久当上了买办，后来当上了工部局的总办。他居沪几十年，一生与洋人打交道，住在洋楼里，但却喜欢收藏中国古书，交中国朋友，也喜欢穿中式服装，藏书则有佞宋癖，一般非宋元古版不屑一顾。而每遇能有“神交”之感的宋版，则重值不吝。以他的眼光和经济实力，经数十年来不懈地搜求，又请张元济先生这样的权威人士为其“掌眼”，终于获藏珍贵的宋版书一百多部，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宋版大家。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商务印书馆老总张元济先生也是宋版书迷，谈起宋版书来动辄千言，曾说：“余喜蓄书，尤嗜宋刻，固重其去古未远，亦爱其制作之精善，每一展玩，心旷神怡……况在书籍为国民知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他曾这样记叙他与潘明训的友谊：“潘君明训与余有同好，闻余言，亦不以为谬。每估人挟书登门求沽，辄就余考其真赝，评其高下。苟为善本，重值勿吝。但非宋刻，则不屑措意。十余年来，旁搜博采，骎骎与北杨南瞿相颉颃……余尝登宝礼之堂，纵观所藏，琳琅满目，如游群玉之府，簿而录之，以诏来者。”①这就说明潘明训收藏的宋版书都是经过他鉴定过的，而且宝礼堂藏书的整体规模他也亲眼目睹过。有张元济这样顶级的版本目录学大师把关，宝礼堂的“身价”便不在话下。
从现存的《张元济日记》中看，他们起码在1918年就有了书缘。张元济在1918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记道：“景佑本《汉书》，徐溶堂经手，潘明训欲购。拟以公债票六千元购买。余不允。”大家都是喜欢宋版书的主，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肯忍痛割爱的。在191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则记载了潘明训在大观楼请他吃晚饭的事情。吃饭是小事，关键是看书。那天潘明训欣喜地带来了他新获得的大名鼎鼎的宋版《鱼玄机集》、《韦苏州集》、《李贺歌诗集》，还有《周礼》。这都是当初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的铭心之品，如今成了潘氏的囊中之物，焉有不请客之理？那天潘氏还向张元济询问了影印旧书的办法。亦可知早在1919年，潘明训就有了刊印孤本，嘉惠士林的想法。②
张元济先生的日记保存至今的并不多，但在1937年的日记残本中，有16处记载了他与潘明训的交往。主要是潘明训请张元济帮助编写自己所藏宋版书的书录，张元济也乐于帮这个忙。潘就分期分批地把书交给张，张完稿后则分期分批地交付给潘。有时张元济还亲自把写好的书录带到工部局财务处，可能那时潘明训正在工部局执掌财权。1939年，也就是潘明训去世的这一年，潘氏的《宝礼堂宋本书录》（四册）终于问世了。全书分经史子集，详细著录了这些宝贝藏书的版本、题跋、避讳、考证心得，甚至连刻工和历代收藏者的印章，都一一著录清楚。
这部凝聚了两位藏书大家友谊和考证心得的书录，共著录宋版书105部，元版6部，共计111部，1086册，书前除了有潘明训自序一篇，还有张元济先生的一篇数千字的长序，对宝礼堂的藏书作了中肯的评价。
宝礼堂楼名的来历
关于潘明训藏书的缘起，潘明训在《宝礼堂宋本书录》的自序中曾作过介绍。他说小时候在广东乡下读私塾，常听大人们谈起几位广东籍大藏书家的藏书轶事，其中印象较深的有筠清馆吴氏、海山仙馆潘氏、粤雅堂伍氏、持静斋丁氏、三十三万卷楼孔氏。对于他们的藏书之盛，十分神往。到上海经商后结识了杨惺吾、王雪(氵徵)、朱彊邨诸先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藏书之富，治学之勤，心里很有触动。有一天，好友甘翰臣手持半部新购的蜀刻《史记集解》来给他看，潘氏顿觉“精美夺目，入手不忍释”，于是慨然起收书之志。
当潘明训决心步入藏书家行列的时候，正是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廿寒云卅卜居上海，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的时候，有朋友介绍与之认识，见面时袁克文就带了两部宋版书，一部是闻名天下的《礼记正义》廿孤本卅，另一部是《公羊经传解诂》，并直言不讳地说是“资斧不给，欲以易钱”。潘明训正在收书的起步阶段，遇有佳版名刻自是不会放手，何况还是从袁家流出之书，于是一口满足了袁二公子的要求，以十万银元买下。
这部《礼记正义》是唐代孔颖达撰写，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由三山黄唐刻印成书的，是一部诠释古代文献《礼记》的著作，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和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共有七十卷，二十四册，海内传为孤本。原先收藏在曲阜孔府中，被视为传家之宝，不知何时流入袁克文手中。袁克文是清末民初四大公子之一，以才子名世，也喜欢藏书，买起古书来也是重值不吝。袁世凯死后，挥霍惯了的袁克文入不敷出，家境日窘，终于落到了变卖古物度日的境地。《礼记正义》书至潘家，适值潘明训长乐路新居落成，于是就把这栋房子命名为宝礼堂。
潘明训不是那种把孤本善本当作一般商品，深锁密藏，囤积居奇，诚心炒作的人，他希望此书能被学术界所重视，所利用，于是请常州藏书家董康（诵芬）帮助募工仿刻，结果印了一百部，变一身为百身，嘉惠士林，得到了学界的赞赏。
袁克文见潘明训为人办事这么爽快，出手大方，就与之常相来往。后来，袁克文手里的珍本秘笈，十之六七都被他送到宝礼堂里来了。
潘明训为增长学识，还结交了一帮知名的藏书家朋友，如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南浔适园主人张石铭、宝米室主人周湘云、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图书馆专家缪荃孙等等，大家都是“玩”珍版秘笈的主，而且都是有钱又有眼光的“书痴”，聚到一起全是为了书。一旦遇到不经见的秘本，若不设法到手，常常会夜不成寐，饮食无味。一旦有了新的收获，又按捺不住欣喜要请客吃饭，请朋友们来鉴赏。于是，他们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今天你一品香，明天我绿杨村，后天他大观楼，人缘加书缘，美味加鉴赏，像是一个上海滩最高层次的藏书俱乐部。
韩文、柳文的合璧之喜
潘明训有一个好朋友叫陈清华，是上海滩另一藏书大家。他是湖南人，字澄中（1894-1978），任中国银行的总稽核。他与沪上其他藏书家不大来往，唯与潘明训极要好，嗜宋元古版的癖好也与之相同。他的镇库之宝是宋版的《荀子》，于是定书斋名曰“荀斋”。
有一天陈清华又来宝礼堂串门，三句寒暄之后，就问起最近有什么好书可以开开眼。潘明训正好新有收获，转身进书房，拿出一部举世闻名的宋版《河东先生集》（即柳宗元文集的祖本，世称柳文）。这部柳文是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刊本，七百年流传下来，已成孤本。在历代所有柳宗元著作的刻本中，海内第一。陈清华接过柳文，抚之感慨万分，因为他手上藏有一部《昌黎先生集》（即韩愈文集的祖本，世称韩文），同样也是南宋廖莹中的世彩堂刊本，同样也成了人间孤本。
感慨一番之后，陈清华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建议，他说：“世人向以韩柳二人并称，韩文、柳文照理也应并置一处为宜。倘若两书分置两处，能无失群之遗憾吗？鄙意此两书各作现大洋两万元，或以柳文归我，或以韩文归你，一律两万元定价，使之得以合璧如初。未知阁下以为有道理吗？”潘明训沉吟良久，深感陈清华言之有理。他心里想得韩文，但因建造新居和历年收购宋元古版，花费甚大，一时现金难以周转，只好忍痛割爱了。他对陈清华说：“我近日手头有些拮据，得了柳文实无力再得韩文。您这个想法甚好，韩文、柳文理应归并一处为宜。你我既属好友，柳文从今就是你的啦！”于是，旷世之宝孤本宋版《河东先生集》遂从宝礼堂撤出，登入陈清华荀斋之楼。潘明训在《宝礼堂宋本书录》的“河东先生集”条目中，记录该书“纸莹墨润，神采奕奕”，当初是“爱不忍释，遂斥巨资留之”。
然而，尽管当时宋版柳文到了陈清华的手里，但是若干年之后，最后的结果也跟宝礼堂的其他宋本一样，成为北京国家图书馆里的宝贝。解放前夕，陈清华一家辗转到了香港，随身带去了几十部珍贵藏书，韩文、柳文也在其中。到了1965年，不知何故陈清华决定出售这批珍藏，不仅是宋元版藏书，还有宋代的名碑拓本，均为世间的绝品。后由文博专家徐森玉先生的儿子徐伯郊出面联系，代表国家收购了陈氏的荀斋旧藏，送去北京，此为后话。
英国军舰护送宝礼堂藏书前往香港
1941年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已成孤岛。眼看日本人的势力一天天增长，租界作为一种特殊的屏障将不复存在，所有中国人的财产都面临毁灭的危险。这时潘明训已经去世，大批珍贵藏书由其小儿子潘世兹先生继藏。
潘世兹先生（1906-1992）早年赴英国留学，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曾任历史政治系主任、教导长、代理校长。由于潘家目标很大，宝礼堂藏书海内闻名，潘世兹深恐家藏国宝落于日寇之手，于是就与英国驻沪一文化机构（亚洲文会）联系，请他们设法帮助，将藏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等天下太平时再取回。
英国人中大有“中国通”在，知道这批藏书的价值，遂联系、安排了一艘军舰，载上国宝，专程护送到香港。上岸后由专车直接送入汇丰银行的保险库中储存。一切都安排得极为谨慎、周密，谁知这一存竟储存了十年之久。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宝礼堂藏书到达香港的消息很快就在外界传开了。这期间美国人和日本人曾多方设法游说潘世兹先生，意欲高价囊括这批珍藏。美国文物收藏家侯士泰是其中最活跃的一个，他携带大量美元到港，不时地穿梭在美国和香港之间，到处探询故家旧族的藏品，随时出高价收购。潘世兹先生始终没有松口，他宁肯每年支付汇丰银行高昂的保险库租金，一直到全国解放。
潘世兹致函郑振铎慷慨捐书
解放前夕，全国高等院校中的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反饥饿、反迫害”成为学运的主流。潘世兹先生任教的圣约翰大学虽是教会办的大学，也爆发了“六·三事件”，爱国学生与校方处于对立状态。潘世兹先生由于自幼受到民主意识的熏陶，又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因此也同情学生们的举动，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充满憧憬。他1950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积极投入了进步活动。
一位194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潘的学生沈鉴治先生在回忆中说：“这一时期，受时局影响，圣约翰的教师不再讳言政治，在面对学生的尖锐提问时，他们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有时这种交流还会在课堂上进行。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他们就是中共党员。政治学系的潘世兹教授（潘教授在平时考试中从不难为学生，他经常很慷慨地给多数惧怕考试的学生打及格分“C”），因为具有政治热情而成为最受同学欢迎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在当时像潘世兹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具有党派背景，只是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之极才发出倾向共产党的声音……”③这应是对当时潘世兹先生政治倾向的真实写照。
1951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建馆初期，潘世兹给时任政务院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主动提出，愿将宝礼堂宋元版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他说：“这些国宝本来就属于国家，我不能为了金钱而出卖祖国文化。这些书献给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同时发挥它们更大的作用。”信中还提到，目前这些书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中，眼下尚无精于此道之人来具体办理此事。郑振铎先生接信后非常高兴，适值国家已经注意到了大批滞留香港的文物，随时都有流到海外的危险，已经拨巨款准备派员赴港抢救、收购。周总理还专门在文物局的报告上批示：“必须购买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得买古玩。”郑振铎连忙找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先生，商量办理此事。
恰巧此时徐森玉先生的儿子徐伯郊由港来京办事，郑振铎就及时地留住了他。徐伯郊先生是香港一家银行的经理，家学渊源，亦喜藏书，且精鉴赏，而且与诸多收藏家均是老朋友，具备担当在港收购文物的能力。于是郑振铎邀请了郭沫若、王冶秋、阳翰笙等知名人士在文化俱乐部与徐伯郊面谈，以国家的名义正式委托徐伯郊在香港代购珍贵文物，并具体办理有关接受潘氏宝礼堂珍贵藏书的一切事宜。④
后来经徐伯郊往返奔走，宝礼堂的珍贵藏书终于安全运抵上海。政务院为此又特批了专列，由上海直运北京，后来入藏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大大丰富了该馆的善本书藏。为了纪念和表彰潘世兹先生的爱国精神，北京图书馆在编印该馆的善本书目时，特将宝礼堂藏书的书名下注上了“潘捐”二字，以示其功绩。
1958年，潘世兹先生又把其父原先刊刻宋版《礼记正义》时用的枣木刻板一千块，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近年来北京中国书店重印《礼记正义》在海内外发行，据说用的仍是这一千块木刻版片。
莫须有的“中国社会党”
令人遗憾的是，潘先生的一番拳拳爱国之心在后来的若干年中，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备受磨难。正如他的学生沈鉴治撰文说的那样：“1949年建国以后，潘世兹由于不改自己直言敢言的秉性，而在随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常常遭打击，经历了难以名状的人格屈辱和苦痛。”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潘世兹先生调到复旦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兼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他的夫人陈永娟老师，此时也调到复旦外文系任教，当讲师。1957年，潘先生被打成右派。十年浩劫时，潘先生更是遭遇了残酷的迫害，竟被投入牢狱达七年之久。
1991年春节期间，笔者为撰写《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曾去潘先生在湖南路的寓所拜访过潘老。那时距离他老人家辞世仅有一年时间。他已身患多种疾病，生活基本上不能自理，整天半卧在躺椅上，生活由一个保姆照料。但他脑子还是十分清楚，身边放着一个两尺来高的小书架，上面摆满了外文书和杂志，说明他还能够阅读的。谈话中，他似乎不太愿意回忆遭受的苦难，情愿保持一种愉快和豁达的心情。他谈到他新翻译的《三字经》在新加坡出版，也谈到美国总统里根收到他的赠书后，给他的回信。直到2000年，著名学者、复旦大学老教授贾植芳先生写下一篇《回忆潘世兹先生》，人们才明白，潘先生在“文革”中遭遇了一场莫须有的“中国社会党”之灾，给他全家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贾植芳先生在《回忆潘世兹先生》一文里说：“‘文革’前夕，有人诬告潘先生和同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历史系的王造时、外文系的孙大雨两位著名教授，组织所谓‘中国社会党’，图谋不轨。‘中国社会党’事件发生后，孙先生交里弄委员会严加管制，在南市区的城隍庙扫地。王造时和潘世兹则被抓进监狱。王先生被抓进去后死在监狱里。潘先生被关了7年，放出来后也被分到印刷厂‘劳动改造’，我们于是又成了难友。当时潘夫人仍在外文系教书，上海公检法机关给家属一纸判决书，判决潘先生‘戴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她不解其意，拿着判决书到处向人询问打听。……他原先住在沪西一栋挺大的花园洋房里，‘文革’被抓的那天早晨，他还未来得及吃早餐，就被冲进来的造反派开了批斗会，并当场宣布逮捕法办，这时，4个警察突然从厨房里冲了出来，立刻给他戴上了手铐。原来这些人在前一夜就埋伏在那里了。房子大，潘先生一家居然不知道家里还藏着陌生人。判刑后，房子就没收了，警备区的政委搬了进去。潘夫人和孩子则被赶进了一栋公共大杂楼的一间房子里，过起了与人合住的生活。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反革命家属’，便被周围的房客看不起，备遭欺辱歧视。潘先生出狱后，他们家里换洗的衣服晒出去，因为有些是外国货，常常被人顺手拿走，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文革’后期，尼克松访华。潘夫人的姐姐在联合国做事，这时两家开始恢复通信。姐姐写信来给妹妹，说你在信上从不提潘先生，是他已经过去了，还是你们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姐姐想回国看一看。这时，潘先生要争中国人的面子，于是去找当时外文系革委会主任龙文佩，说亲戚要从美国来，家里连张椅子都没有，虽然有床可以坐，但按西方人的习惯，让客人坐床是很不礼貌的，于国家影响也不好，希望领导暂时给他们借一间旅馆房间，来招待来宾。这位龙主任说：‘你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这个待遇，你跟亲戚讲清楚你的政治身份，不必隐瞒，就在你家里接待’……”⑤
贾植芳教授的文章不长，只有三四千字。凡是有过“文革”经历的人，读之都不难想象潘先生一家的灾难。潘先生在监狱里的一位青年难友刘文忠，近年来也写了回忆文章，有些细节，简直令人不忍卒读。
为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死而后已
1979年潘先生终于获得了平反。据贾植芳先生文中说，他原在宝山插队的儿子先去了美国读书，随后潘夫人也跟去了，并在那里定居。潘先生退休后也去了，但是过了两年他又一个人回来了。笔者1991年访问潘先生时，他家的确只有一个保姆在照应他，还有一次碰到了前来探望他的侄女。病中的潘世兹先生并没有完全休息，他在历尽劫难之后，仍旧关心国家大事，每天看书读报。他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应当纳入现代教育的规程。为了让全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英译了《三字经》，在新加坡插图出版后，被李光耀总统指定为该国少儿必读书，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儿童品德修养的必读读物。
1984年，扬州广陵书社重新影印宋版《礼记正义》时，潘先生亲自写了一篇跋文，以志纪念。他还买下了多部，分送给世界一些著名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1988年，他的名字被收入《世界名人录》（美国版）。与人谈起当年慷慨捐书的豪举时，他依然感慨万千，充满了一个华夏子孙的赤诚之情。
宝礼堂，始终是他心中的骄傲。
注释：
①《宝礼堂宋本书录·序言》，张元济，1939年潘氏刻本。
②《张元济日记》， 张人凤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③《圣约翰大学的最后岁月（1948-1952）》，沈鉴治英语口述，高俊翻译，《史林》2006年增刊。
④作者1992年5月访问徐伯郊先生于香港英皇道寓所。
⑤《回忆潘世兹先生》，贾植芳，《随笔》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