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各政党的政治取向,而民主党派从产生之日起,就注定成为专制独裁的对立物。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民主党派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之结成风雨同舟、战斗与共的关系。解放战争后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和中共的帮助教育下,民主党派毅然抛弃欧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实现了历史性转折。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建国的庄严使命。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多党合作的建国之路。
关 键 词 多党合作 新中国 创建 合作动因
作者 林祥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福州:350001)
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民主人士说,新中国绝不是中国共产党一个党建立的。它是中国多种进步力量、多方优秀人物共同奋斗的结果。值此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本文试图阐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创建新中国的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以彰显中国现代史上这一辉煌篇章。
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
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各政党的政治取向。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阶级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即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阶级的人数都只占少数,农民和其他中间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占人口的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不可能形成全国统一的强大的政治力量, 不可能担负起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他们要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就必然要向工农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寻求支持和合作。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毕竟只占中国人口的小部分,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本阶级的力量推翻三座大山。 为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也必须争取团结一切拥护革命的中间阶级、阶层及其政党以结成强大的政治联盟,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寻求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形成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各民主党派最根本的政治主张是反帝、爱国、争取民主,这同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基本一致,这种政治主张的一致性成为多党合作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国民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顽固推行独裁和内战的政策,这是一条把中国引向黑暗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则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把中国引向光明。
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同中共紧密团结,同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坚决地斗争,通过了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五项决议。随后,又同中共一道坚决反对和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由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共产党采取团结合作的立场,蒋介石国民党更加孤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但是,此时民主党派的政治理想尚属于旧民主主义。他们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既不同于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中间路线”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也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不容。面对日益崛起的民主党派,特别是羽翼渐丰的民盟,蒋介石国民党决定不留余地地加以镇压。国民党反动当局对民主党派的残酷镇压,宣告了“中间路线”的破产。在严峻的斗争事实面前,民主党派中大多数人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重建党部并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对“中间路线”进行了公开批判。中国共产党对“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者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使民主党派抛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坚定了革命的信念。“中间路线”破产后,民主党派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站在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边,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从此肩负起与共产党合作建国的历史使命。
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探索的建国路径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革命胜利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一直在探索的重大课题。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理论。这一理论提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一个既区别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政权。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理论的主要观点集中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和刘少奇论民主政权的文章。
毛泽东阐明,“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1]刘少奇则论证了“中国在革命中及革命后要建立,也不能不建立革命各阶级的联合专政”,“参加政权的只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的分子”[2]。
毛泽东强调“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3]这样,中共领导层就科学地规划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政权体制和政党体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在抗战之前就积极引导中间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开辟了政权上多党合作的道路。这一历史过程经历了几个转变阶段。(1)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1935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纠正了“ 左”倾关门主义,适时将党在瑞金时建立的工农共和国改名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指出人民共和国的政府“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2)从人民共和国到“三三制”政权。为了把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成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和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的政权,以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指示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三三制”是政权上多党合作的成功实践,为日后建立全国性多党合作政权积累了宝贵的经验。(3)从“ 三三制”到人民民主专政。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1944年,中共中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有国共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尽管蒋介石拒绝了这一政治主张,但获得各民主党派的支持拥护。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迅即发表声明、宣言,表示热烈拥护,宣布彻底抛弃旧民主主义路线,接受共产党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在中共领导下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终于成为历史发展的结果。
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是民主党派强烈追求民主政治的历史成果
争取民主反对专制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向国民党展开进攻的有力武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更是高举反独裁争民主旗帜,领导和组织各民主党派掀起两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宪政运动。通过这两次宪政运动,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各民主党派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且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识,为日后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宪政运动,即是争取制定宪法、实现民主政治的运动。出于阶级属性,民主党派自产生之日,就是作为专制独裁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宪政是民主党派的政治理想。1939年11月,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在重庆成立。其政治纲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立即实施宪政”。1939年10月在中共的倡导和支持下,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等率先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各大城市宪政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群众运动”,强调“把立刻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等民主自由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4]。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以国民参政会为阵地,激烈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指出民主政治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 1944年9月,经与民盟商议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郑重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把第二次宪政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使蒋介石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陷入孤立和被动的地步。蒋介石后来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承认,自中共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主张后,“社会反共心理渐趋瓦解,政府也渐陷孤立地位”。
中国共产党一面推动宪政运动,一面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推行民主政治。“三三制”是一种广泛的民主制度,它使各阶级、各阶层、各党各派各界的言论意见和利益诉求都有表达的权利和机会,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在民主政治下抗日根据地的欣欣向荣与一党专政下国统区的破败凋零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给予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以深刻的印象。
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5]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郑重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主张,强调“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是最重要的自由”,“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6]
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通过“窑洞对”,向天下昭示了中国共产党把民主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根本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国家和实行民主政治上的突出建树,以及民主建国、民主治国的理念成为吸引、凝聚民主党派的巨大向心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无军事实力且一直遭受蒋介石国民党压制打击的民主党派,理所当然地把中共视为实现宪政的希望所在。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合作建国的号召得到民主党派的积极回应,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民主党派指出,中共的号召契合他们一贯的政治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民主建国“不是某一党一派的道路,而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道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达到民主联合政府之实现,也不是一党一派的要求,而是一切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党派、团体和各阶层人士的共同要求”[7]。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建国问题上如此一致,从而开启了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的历史新篇章。
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这是民主党派长期追求民主政治的历史成果。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对民主政治的共同追求,是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的深刻动因。
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的辉煌篇章
1.多党合作推进人民解放战争,摧毁旧中国国家机器
当现实证明“和平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时,民主党派便纷纷转变斗争方式,发挥自身的优势,配合中国共产党开展军事斗争,为推进人民解放战争摧毁旧中国国家机器作出重要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 从1948 年初起, 民革、农工民主党、民盟、民进在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区建立了数十支独立的武装队伍,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各民主党派还组织成员搜集大量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中共地下党和人民解放军。更重要的是各民主党派都协助中共对国民党军队展开策反工作。1948 年秋, 人民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 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96 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二万余人起义,把济南西线阵地完整地交给解放军,打开了解放军进入市区的大门, 使解放军迅速夺取了济南战役的胜利, 从而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策动吴化文起义的工作, 是农工民主党领导人章伯钧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中间经过李济深、冯玉祥等人配合, 最后在陈毅司令员的具体指挥下获得成功。淮海战役开始的第二天,国民党59 军就在前线发动起义。这是李济深策反59 军副军长孟绍濂的结果。
1949 年5 月,国民党40 军在民主促进会和民革的策动下于河南新乡起义。经民革和农工民主党的策动, 国民党第19 兵团司令张轸于1949 年5 月率部2 万余人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起义, 武汉三镇随之解放。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第51 军军长刘昌义在1948 年加入民革,在民革组织的推动下,于1949年5 月20 日毅然率部35000 人临阵起义,大大加速了解放大上海战役的胜利。1949 年8 月,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通电起义,宣布“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 这是民革、民盟、农工民主党配合中共做了大量策反工作的成果。
早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初, 朱德总司令就把国民党军队的倒戈、解放区军民的抵抗和蒋管区人民的民主运动称为鼎足而立的大潮流。他指出,这三个潮流的汇合必然会直接造成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失败。据1950 年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的《解放军四年综合战绩》统计,从1946 年7 月到1950 年6 月的4 年中,共争取国民党军84 万余人起义, 29 万余人接受和平改编,两项合计113 万余人,占人民解放军歼敌总人数的1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各民主党派参与策动的国民党军的大倒戈, 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2.多党合作筹建人民政协,缔造新中国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形势下, 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号召“ 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 五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在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是中国政治的必经之途。从5月8日起,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并在机关刊物上开辟专栏,就新政协召开诸问题发表意见提出主张。一时间,在香港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政协运动。在新政协运动中,各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明确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在中国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代表发扬与中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战斗精神, 从海外,从香港,从上海及其他地方,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创建新政协, 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前往解放区的征程。从1948年秋到1949年3月, 通过北南两线,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帮助下,有6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排除种种障碍,冲破重重艰险,安全抵达华北和东北解放区。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以极其热情而又严肃的态度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中共中央委托,高岗、李富春在哈尔滨与沈钧儒、谭平册、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李德全等各主要民主党派人士经反复的协商,于1948年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1)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第五项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计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2)筹备会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各方面的代表人士,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集新政协的正式会议;筹备会的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由筹备会正式通过。(3)一般的决议,经过多数通过,全体负责施行。(4)基本的决议虽经多数通过,少数单位有不同意见仍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5)新政协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这样一个民主的协议表明:一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二是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将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大会,因为协议的条条款款充分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发表国是的民主权利;三是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是多党联合政府,因为协议条条款款杜绝了独裁政治出现的可能性。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在北平举行。经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三个多月的共同努力,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胜利完成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历史使命。
参加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军队代表、区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共计662人。在全部的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44%,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30%,这两项之和约为74%,占了代表的大多数。这个数字充分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多党合作创建新中国的深远意义
各民主党派不仅参加了新政权的筹备、组建和正式成立,并且直接参加了新政权的管理。在中央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中,党外人士有三人,即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主席张澜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宋庆龄。中央人民政府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人。在政务院四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有2人,政务院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人。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有14人,约占正职总数的三分之一,此外,还有一大批党外人士担任部、会、院、署、行的副职。另有相当数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地方人民政权领导职务。如高崇民、程潜、张难先、张治中、龙云、刘文辉、傅作义、董其武、邓宝珊、吴晗等分别担任大行政区主席、副主席,省市政府主席、副主席、副市长等职务。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筹划新中国大政方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深刻阐明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继续同民主党派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8]具有临时大宪章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显而易见,新中国政权的构成特点与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共同纲领》的规定,表明新政权是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表明新中国形成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
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积极的政治效果。它扩大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的社会基础,特别是获得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因而显示了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民主性和权威性。它增进了国际社会对新中国的理解和承认,提高了新中国的政治声誉。
中共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号召,动员各民主党派与之合作建国,中共也以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庄严承诺,与各民主党派共享政权。但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新中国的政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被取消,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党外人士改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均由中共人士担任;人民政协被定位为统一战线组织、党派合作机关,成为议事咨询机构而非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政协的决议、决定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直至毛泽东去世前的1975年第四届人大这段时间中,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所占的比例、所起的作用都趋向于减少减弱。历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正部级负责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数目和比例是:第一届(1954年)副委员长8人,占61%,正部级负责人14人,占33%;第二届(1959年)副委员长8人,占50%,正部级负责人6人,占15%;第三届(1965年)副委员长8人,占44%,正部级负责人6人,占12.5%;第四届(1975年)副委员长5人,占23%,正部级负责人无。尽管如此,以政权合作为标志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依然存在。
然而,多党合作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由于“左倾”错误,民主党派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首当其冲,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被打成右派分子,中国民主同盟的右派分子比例高达20%,被人戏称为中国右派同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民主党派更是备受摧残,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被迫害致死,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和地方组织被造反派、红卫兵勒令解散,人民政协的全国和地方各级机关也被迫停止办公。多党合作关系受到严重损坏。尽管如此,民主党派始终没有改变跟共产党走的根本路线。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党派关系上的错误,开创了多党合作新局面。邓小平把毛泽东开创的多党合作关系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至此,1949年10月形成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终于以政治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它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再也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因素而受到影响和损坏。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权中的团结合作更上一层楼。2007年,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2人分别担任国务院科技部、卫生部部长职务。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18.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长6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9人。目前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2万人。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担任领导职务副职19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9人;全国401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62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我国多党合作政治格局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多党合作前景更加广阔。
新中国60年的历史证明,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和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有利于抵制西方多党制思潮的侵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它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实行民主监督,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有利于协调和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维护安定团结,巩固人民政权;它有利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中国的多党合作置于奔腾向前的世界潮流中,使之在构建政治文明中不断发挥作用。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影响,且民主与法制曾遭到过严重破坏的发展中国家,其复杂的历史与国情,显示了现代化道路的艰难与漫长。所以,为了建设一个高度民主、繁荣昌盛的现代化中国,我们只有始终坚持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636-637.
[2]刘少奇选集(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71—172.
[3][5] [6]毛泽东选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963、767、971.
[4]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篇(下).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327.
[7]沈志远. 展开新政协运动. 光明日报(新1卷第8期),1948.6.16.
[8]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326-1327.
编辑 秦维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