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享誉国际的美国五星上将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被杜鲁门总统派往中国，和平调处战后的中国内战。最初，他以客观、公允的姿态，奔走于交战中的国共双方，从而得到中共的好评，被毛泽东誉为“和平使者”。可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与矛盾，马歇尔也是无能为力，常胜将军终有了“败走麦城”的记录。
你一定要帮助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马歇尔16岁时，考入弗吉尼亚军校，自此开始其终生的军人生涯。军校毕业后，他往纽约接受授职考试被录取。1902年2月，他被授予陆军少尉军衔。不久，便被派往美军驻菲律宾的军事基地。1924年，他被派往中国天津，任美军第十五步兵团代理团长、副团长。此时，史迪威也在此服役，成为他所信任的部属，两人关系融洽。后来，他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便力荐史迪威担任中缅印战区参谋长。三年的中国之旅，使他对中国有了了解，并因此而结下难解之缘。
回国后，他先后担任本宁堡兵校副校长、穆尔特里堡陆军师师长、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师师长。1936年8月，他正式享有准将军衔，并出人意料地擢升为陆军部副部长、副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时，他担任陆军参谋长，被授予少将军衔。罗斯福总统尤为器重他，放手让他主持联合参谋总部的工作。1943年秋，同盟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会议，一致推选马歇尔为盟军最高司令，负责指挥欧洲登陆战役。
1944年12月，他升任五星上将，登上了美国军界的最高阶。他的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使他载誉一身，蜚声世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再也不是孤立的军事行动，而是走向与美、英、苏结盟，组成统一的反法西斯战线的新时期。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最高统帅，马歇尔向罗斯福推荐史迪威将军赴华，履行美国政府的军事使命，史迪威被任命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等职。可是，史迪威憎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日的态度，主张公正地分配援华物质，包括援助积极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史迪威自然成为不受国民党欢迎的人。
于是，他又向罗斯福推荐赫尔利为总统特使，负责协调处理中国战区的问题。赫尔利与史迪威相反，扶蒋反共，压抑共产党和民主力量，遭到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反对，最终也灰溜溜地离开中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对华政策，其要点是：
“1、通过谈判停止敌对行动；2、美国不干涉中国人的内争；3、召开有中国各主要政治因素参加的国民大会，使国家能在使所有政治团体都能在国民政府中得到公正而有效的代表的条件下实现统一；4、允诺提供援助以保证和平、团结和经济重建。”
这时，马歇尔刚刚辞去陆军参谋长，本打算功成身退，和夫人回到多多纳庄园去莳花种菜，消受闲逸的清福。可是，中国的局势太揪杜鲁门的心了，苏美两国在履行波茨坦公告，制止中国内战等问题时，有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美国想走在苏联的前面，消除国共两党的军事对抗，以保障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为此，美国政府才派出史迪威和赫尔利，没料到他们一个遭蒋介石暗算，一个惹共产党讨嫌，都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杜鲁门深思熟虑，决定任命马歇尔为美国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停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他认为马歇尔不仅是个优秀的军人，而且是位杰出的外交家，是一定能够不负使命的。
马歇尔确实不同于史迪威和赫尔利，他精于斡旋，娴于词令，能在纷繁多变的情况下，处乱不惊，运筹自如。正因为此，罗斯福、丘吉尔乃至斯大林都欣赏他。二战时期，他多次化解了纠缠不清的矛盾，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也在他的斡旋下，化干戈为玉帛。马歇尔一直关注着中国问题，他从史迪威和赫尔利的结局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主张采取灵活和弹性的政策，对待国共之间的问题。
马歇尔就要前往中国了，好友、海军上将斯塔克特意前来送行，并给他带来一枝四叶苜蓿，这是一种开着紫色蝶形花的草本植物，寓意美好幸福，斯塔克祝愿他使华履任，吉星高照，凯旋而归。1945年12月20日，马歇尔乘飞机来到中国上海，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等前来迎接，魏德迈已经被国共调停折腾的精疲力尽。所以，当马歇尔下榻中国饭店后，魏德迈便坦言相告：“国民党和共产党决不会合到一起来。将军，您肩负着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来到中国！”马歇尔是满怀信心而来，想不到听到的却是如此丧气的话，心中极为恼火，他用近乎咆哮的声音，对魏德迈说：“中将，这是一定行得通的，我要去做！而且，你一定要帮助我去完成这项使命！”
毛泽东称他为和平使者
马歇尔抵达南京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前来拜访。周恩来代表中共表明对时局的态度，他说，中国不能再有内战。我们主张由政治协商会议草拟宪法，然后由改组了的政府筹备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使中国走入宪政的国家。并且说，美国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一）华盛顿时代的民族独立精神；（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摆脱贫困的自由、反对侵略的自由）的精神；（三）美国的农业改革和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诚意和谦逊的态度，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和鼓舞。
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的消息传出后，重庆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便分别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致呼吁和平，要求停止武装冲突，接纳各党派所提民主要求。周恩来、董必武代表毛泽东复信，对这种和平、民主的愿望表示感佩，并说明中共已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和平协商解决一切争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马歇尔促使国共谈判再次恢复。12月27日，他主持国共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成立一个由美方和国共双方组成的谈判小组，具体商讨解决国共之间的问题。这个三人小组，又叫“马歇尔委员会”，小组主席为马歇尔，成员有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陈诚、徐永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虽然，国共双方的谈判免不了争争吵吵，但是，由于马歇尔采取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所以，一直都是有序而又正常地进行。三人小组通过国共双方的最高决策层，准备于次年1月10日，宣布国共双方无条件停战。可是，蒋介石却以接收主权为名，执意要抢占已在中共手中的多伦和赤峰，谈判顿时陷入僵局。马歇尔立即找蒋介石面谈，经过他的努力劝说，蒋介石同意“发布停战令而不提赤峰和多伦”，停战协定将如期签暑。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
政协会议后，周恩来再次和马歇尔会谈，向他转达毛泽东的谢意，感谢他为促进停止内战所做的努力，认为他的态度和方法是公正的，希望他再促使东北停战，表示中共愿意在这个基础上和美国合作。周恩来还对马歇尔说，我们在理论上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目前不打算将它付诸实现，所以要学习美国的民主和科学，要使中国能进行农业改革、工业化、使企业自由、发展个性，从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当马歇尔询问，传闻说毛泽东先生想去莫斯科访问时，周恩来立即回答：“毛泽东同志也曾听到过这一传闻，他说，即使我要去国外休假，我宁愿去美国，因为在那里我可以学到许多对中国有用的东西。”
在延安，毛泽东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对马歇尔调停后的中国局势，表示满意，他说：
“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三人小组由太原飞抵延安。当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走出机舱时，延安机场集聚的万人欢迎队伍，顿时沸腾起来，人们挥舞彩旗，高呼着欢迎的口号，此情此景，马歇尔看后尤为高兴和振奋。毛泽东走上前，紧紧地握着马歇尔的手说：“欢迎马歇尔将军来延安！”马歇尔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一套布质制服，乌黑飘逸的散发，戴着一顶灰旧的解放帽，看起来秀气随和。他读过有关毛泽东的很多资料，一直将毛泽东当作传奇英雄。他突然想到了蒋介石，这是一个倨傲、固执、自私的人，他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好印象，认为他缺乏合作精神。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任美国国务卿时，总是不那么心甘情愿地给蒋介石提供援助，以致有人批评他说：“将军，是您帮助共产党打败了蒋介石。”
晚上，毛泽东为马歇尔等举行欢迎宴会，毛泽东致欢迎辞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军事三人小组的马歇尔将军、张治中部长、周恩来同志，向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全体同仁致敬！祝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将军及美国人民健康！现在我提议为和平使者马歇尔将军，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伟大成就，干杯！”接着，又在中共中央礼堂举办欢迎歌咏晚会，朱德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马歇尔将军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停战，起草了军队整编的计划，从而迈出了走向和平民主的第一步。
马歇尔对延安之行十分满意，特别对毛泽东所称之“和平使者”尤为高兴。他在致答谢辞时说：“我这次有机会到延安，会见和认识中共的各位领袖，深感荣幸。对你们的诚恳和友谊招待，特表衷心的感谢！”
马歇尔就要离开延安了，他还真有点依依惜别。他在延安不仅认识了毛泽东，而且还认识了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林伯渠等人，中共诸公开诚布公的谈话，认真、务实的态度，使他一改往日的政治成见，认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蒋介石要剿灭他们所领导的军队，并非如其所吹嘘的那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是难以逆料、毫无胜算的赌博。登机前，他再次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答道：“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
他伤感地对司徒雷登说这里的硝烟太浓
“和平使者”的辛劳奔波，似乎有了回报和成果，华北、中原各地的冲突逐渐缓和、平息。然而，东北问题却是另一番情景，国民党一直以“接收”主权的名义，觊觎东北解放区，跃跃欲试向东北解放区武装进攻，东北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马歇尔为此忧心忡忡，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说：“对我来说，这是很清楚的：过去几个月在中国取得的成就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日控制恶化的东北形势。”
当苏军按照协议，开始从东北城市和铁路撤军时，国民党军便乘隙进驻沈阳，接着又攻占抚顺、辽阳、铁岭、鞍山、营口等地。蒋介石还命令精锐部队，向中长路上的重镇四平发起进攻。这期间，马歇尔正在美国述职，四平街的隆隆炮声，使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极为震惊，不得不提前返回中国。马歇尔当面批评蒋介石单方面破坏停战，蒋介石对此极为不满，认为马歇尔有“畏共心理”，不该对共产党采取“怀柔与妥协之方针”。
苏军从东北全部撤出后，国民党军便占领四平，接着又占领长春。蒋介石野心勃勃，欲乘势进攻哈尔滨，以将整个东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时，周恩来多次与马歇尔会谈，提醒马歇尔：国民党以接收东北主权的名义，占领大城市和交通线，以恢复交通的名义，占领华北铁路。如果中共不同意，就把中共除外，召开“国大”，通过“宪法”，表示中国已实现民主，以便取得外国援助，肃清中共。周恩来强调：“蒋若全面打来，我必全面抵抗。”
东北的形势已是千钧一发，马歇尔立即向杜鲁门报告，在杜鲁门的支持下，马歇尔一再向蒋介石施加压力，于是，6月6日，蒋介石不得不放弃进攻哈尔滨，发布第二次停战令。马歇尔反对蒋介石进攻哈尔滨，除却肩负调停使命外，其中还另有奥秘。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列多夫斯基，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在其于近年完成的专著《斯大林与中国》中，是这样分析的：“总之，斯大林确有理由将他的军队派回满州，尤其是如果蒋介石决定将他的军队开往北满的话，因为苏联的经济、政治和防御利益在那里最为集中。马歇尔了解这个情势，认识到苏军介入满州，美国政府将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要么给蒋介石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从而冒美苏军事上正面相撞的风险，要么容忍苏军亲临满州，使美国本身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马歇尔不同于其他美国将军，他是军界的一个大人物，又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政治活动家，老练而毫无冒险倾向。他认为冒太大的风险去向斯大林挑战是不明智的。”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不仅没有严格遵守停战令，反而提出许多苛刻的条件，企图压迫共产党屈服，在压服无效的情况下，便悍然撕下和谈的面罩，挑起全面内战。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7月12日，国民党军50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7月11日和15日，中国民主同盟骨干分子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李、闻血案震惊了华盛顿，杜鲁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措词严峻”、“甚至唐突”的信，指出：“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
马歇尔有此“上谕”，更是穷追不舍，非要从蒋介石处讨个说法。7月2日，蒋介石悄然登上庐山，以躲避马歇尔锋芒皆露的追诘。7月18日，马歇尔飞庐山，当面质问李、闻被暗杀案，令蒋介石极为难堪。自此日起至9月10日，马歇尔不辞辛劳，飞来飞去，八上庐山，都是向蒋介石进言停战，蒋介石则采用惯用伎俩，哄、吓、诈、骗，将马歇尔折腾的吃力不讨好，里外难做人。8月2日，国民党军用飞机轰炸延安，第二天，周恩来即与马歇尔会谈，向其通报：“（一）昨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这是空前严重事件；（二）徐州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三）蒋现在同意改组政府是欲以政治谈判拖长内战时间，如不立即停战，全面内战无可避免，而政治谈判亦无结果。”当日午后，马歇尔三飞庐山，向蒋介石转达周恩来的三条意见，蒋介石照例哼哈着。可是，当马歇尔提出国民政府压抑出版和言论自由，其做法与德国相同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气冲冲地与马歇尔冲撞了起来。8月15日，马歇尔应蒋介石之邀，第四次飞庐山，蒋介石为上次的不欢而散表示歉意，但是，两人所谈依然是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马歇尔再次心灰意懒地下了山。马歇尔已经失去信心，他在与司徒雷登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问题似无解决可能。
马歇尔回顾使华以来的工作日程，刚开始似乎有个好的开端，可是，越到后来便越困难，甚至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是位极负责任心的军人，凡事都是竭尽全力去做，纵然已是山穷水尽，也总是希望出现柳暗花明的奇迹。8月29日，他第六次飞庐山，9月6日，他第七次飞庐山，9月10日，他第八次飞庐山，短短的十三天，他上山下山，穷追不舍，苦口婆心，摇唇鼓舌，努力说服蒋介石同意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以调停日益紧张的国共武装冲突。在他的一再敦促下，五人小组终于成立了，他尤为高兴，以为僵持的和谈局面，会峰回路转，出现新的转机。
可是，10月11日，蒋介石却调集重兵攻占张家口，和谈已进入崩溃的边缘，内战的阴霾笼罩在中华大地。周恩来向马歇尔庄重宣布：张家口被占，国民党宣布召开“国大”，说明全面破裂的局面已定。马歇尔疲惫了、失望了，他对司徒雷登伤感地说：“我真想退出调停处，回到家乡去享受清新的空气，这里的硝烟太浓，我受不了。”
周恩来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擅自召开国民大会，坚持一党专政，政协会议所作的协议全都成为泡影，和谈的大门被国民党严严实实地封堵。周恩来专此走访马歇尔，他说，由于“国大”的召开，国民党已经关上了谈判的大门。我及中共代表团将不得不返回延安。董必武留在南京，中共在南京、北平、重庆均留一些工作人员。周恩来指出，蒋介石想用武力解决一切，我们决不会屈服。中国的人心向背是决定一切的。
马歇尔也自感歉疚，再也不想挽留周恩来了，他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回延安提供飞机，将尽义务保护以上各地中共人员之安全，负责送他们返回解放区。
“去年一月政协会，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这是黄炎培所作的一首绝句，写于1947年元旦，是马歇尔此时落寞心情的绝妙写照。马歇尔检讨调停失败的原因，认为是国共双方的“极端派”破坏所致，其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中共意见向来集中统一，无所谓什么“极端派”；国民党虽派系繁多，然而，蒋介石向奉“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凡事都是他说了算。蒋介石一心要“消灭共匪”，无意和平，只是迫于大势，不得不周旋敷衍。后来，美国出于远东的战略意图，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蒋介石更是有恃无恐，破坏和平。所以，马歇尔的“极端派”之说，纯系维护自己的脸面，而推诿于人的遁词。
马歇尔就要离开中国了，他在向蒋介石告别时，还坦言忠告：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可是，蒋介石怎能听进如此诤言，他得意地对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十个月内，便可消灭共产党。况且，蒋介石一直对马歇尔心存戒备，因为，马歇尔是他的冤家史迪威的好友，当年，他和史迪威抵牾时，马歇尔就曾是史迪威的支持者。这种先入为主的成见，总是使他与马歇尔格格不入，难以融洽，这在蒋介石日记中比比可见：
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2月28日日记
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然余深知俄国扶助中共赤化中国之一贯政策，决不能因余之赴约而有所转移，且徒增马歇尔之疑忌，……决不能以马歇尔个人一时之好恶而变更我基本国策。5月31日日记
美国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军火事，竟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停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于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8月30日日记
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全面停战，以实现全国和平，组织联合政府，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中共相信马歇尔能秉公断事，帮助中国走上和平建国的道路。毛泽东充分肯定马歇尔调停之初的公允，称他为“和平使者”。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的信任感，所以，当东北问题已成胶着状态，美国飞机且前往轰炸时，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强调要维护好与马歇尔的关系：“为争取时局好转之可能，东北美机轰炸事除由报纸发表外，请叶向罗伯逊提出抗议，周暂时不用抗议形式。因马歇尔初来，周应和他维持过去那样的良好关系，以期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看马歇尔在这些问题上所取态度如何，再考虑我们是否应取强硬态度。”
同日，毛泽东在另一封致周恩来电报中再次重申，要维护好与马歇尔的个人关系：“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周恩来在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将美国政府派往中国的三位使者史迪威、赫尔利和马歇尔作了对比。他说，史迪威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赫尔利则“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马歇尔“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位美国五星上将的中国使命是尴尬而又难堪的，在他奔走各地，努力调停之际，美国飞机军舰源源不断地将国民党军队运往内战前线，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已有五十七个师。这样背景下的调停，若能实现全面和平，岂非是痴人说梦。所以，就严格意义上说，这并非是马歇尔个人败绩，而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费惟恺所著《剑桥中华民国史》，是这样分析马歇尔的使华败局：“马歇尔作为敌对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调解人的立场，从一开始就由于他的国家对国民党政府连续不断的战略性支持而受到损害。”
“所以，美国的调停努力实际上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图介入中国内战纯属无益之举来说，除了向不久后被任命为国务卿的马歇尔提供了直接经验以外，并没有达到什么目的。尽管美国没有办法劝诱国民党应允它的随便哪一项要求，但它为了自己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弃对与中共作斗争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