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大陆高校院系大洗牌。在暴风骤雨般的短短数月内，苏联模式取代了欧美综合模式，专业教育取代了通才教育，工科学校取代了综合大学，高校行政化取代了教授治学。
如今，那场中国高等教育的方向性转折，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但仍影响至今。
阔燕京，俊清华，穷北大，老师大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学新校长上任。校役们排着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令人惊讶的是，与前任截然不同，这位新任竟然郑重脱帽向校役们鞠躬回礼。
这位新校长便是开中国近代大学风气先河的蔡元培。
在此之前，北京大学在人们眼中不过还是“官僚养习所”，乌烟瘴气得一塌糊涂。没人谈论知识，没人为真理而研究学问，学生带着仆人，老师保守懈怠，甚至不乏有人惯常出入当时的八大胡同。
蔡元培的到任，无异于当年北京城的一桩新事。在就任演讲中，针对学生，他讲：“应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针对教授，又说，“当有学问研究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末了，是讲给政治家们的，“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
一席话，几乎奠基了中国近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而新北大的面貌也在蔡元培的带领下一点点打磨出来。
在德国留过学的蔡元培，给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注入的是德国大学的教育模式。德国的体制是国家办大学为主，德皇帝威廉明确承认，“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蔡元培执掌下的北京大学，则是思想自由、兼容包并。
只是中学毕业的梁漱溟仅凭一篇论文便被蔡元培看中，聘为哲学系讲师教授印度哲学;留学欧洲归来的李四光、王世杰、丁燮林陆续进入北大;留着一条小辫子的辜鸿铭并未被辞退，继续聘为英文教授;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翻译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瑮任理科学长。各路人才济济，保守派、改革派、激进派在课堂上可一争高下。
中国近代大学还有另一个学习榜样——美国模式，追求的是通才教育思想。通才教育，认为大学培养的是人，而非器，强调自由精神、人格独立。1931年，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他的就职演讲听起来朴素却卓有见识，他认为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大学教育“重心所寄，应在通不在专”。这和美国大学的先驱者佛兰斯纳于1930年前后所倡导的大学理念基本一致。
以私立为主体格局的美国大学，其独立地位和学术自由比德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怎么办学，完全不受政府干预。学术独立、教授治学，这种流淌在欧美高校血液中的精神自然也带入到民国高校中。
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主张以党治国，为了便于控制大学，在各地推行“党化教育”和“大学区制”。“党化教育”，即鼓吹对“党国”、“领袖”尽忠;“大学区制”，则规定全国各地按教育、经济、交通等状况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大学一所，由校长来负责大学区内一切学术和教育行政事务。
此后，国民党停办了。一些学校，并在保留下来的学校中建立“党务指导委员会”。但这些举措落实起来却并不容易。
中国共产党在民国时期作为社会组织的一方，是主张教授治校的。当时除了教育家们对“党化教育”采取抵制态度，同时还有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组织的存在，能够形成多方制衡，使得师生们没有丧失理性和独立自主性，依然还能做出属于自己的清醒判断。学生们奋起反对，采取请愿、游行、示威等行动，开展护校和启封运动。国民政府曾派罗家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但罗家伦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拿着国民党发的教育基金的国立大学校长们对这套也并不买单，竺可桢被国民党政府任命当浙大校长时，他提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
民国的教育家们要的是“教授治校”。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便是将这一条奉行到底。“吾从众”，是梅贻琦的治校信条。这位不喜讲话的寡言校长，不独揽大权，而是让教授评议会负责校务决策。大学者陈寅恪曾说：“假如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之初，也贡献良多，提供了高校模式不说，更为国人自办的大学培育了师资。“中国人自己开始办的大学，首先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大学老师哪里来？实际上大量的是教会学校培养了很多的学生，然后到这些学校里当老师。”学者雷颐说。
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再加上学术自由，难怪在上个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形成高等教育发展最快的十年。
“老北京的说法，民国时期京城四大校，叫做‘阔燕京，俊清华，穷北大，老师大’。就是北大都是平民主义嘛，好多人穿蓝衫，像五四运动中给人的感觉;燕京大学的，西服革履，出门都是黄包车，可阔气了;师大读书的是老气横秋的人;清华是俊秀之才，帅气小伙子多。”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康健说。
格局多元，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并存，每个学校自成风格，各有体系。不过40年，民国一些高校即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浙江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向苏联一边倒及两个样板
美国教育学家卡扎米亚斯曾说：“所有社会，在民族危机和重大事变时期之后，都有过重大教育改组的尝试。”
起先是改良。1949年1月10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正式接管清华大学，校务由“军代表”管理、经费由“军管会”提供，进行了一些课程变更，废除了“国民党党义”等课程，增添了马列主义课程，同年的6月1日，设置了一个“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来接管所有北平高校。
其他地方的高校接管概莫如此。这正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对高校接管的政策——“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即“在开始时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其余则一概仍旧。教员中只去掉极少数分子，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接下来，便是小试牛刀。
“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这是1949年，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的提法。
怎么改？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确定了“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的高校改造方针，因为没有什么办学经验，便“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同年年底，小范围内的调整开始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校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
苏联专家开始在各个基础建设领域大行其道。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仅在教育领域，中国的高等院校就聘请了800多名苏联教育专家。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领域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院系调整只不过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而已。
苏联教育专家阿尔辛杰夫，作为当时教育部的总顾问，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按照苏联的经验，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生、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在他看来，高校专业化，显然是中国彼时面临的任务。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改革的“样板”：一个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中国人民大学的建立则在于，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
这种改制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如工农业发展状况有一定的吻合性，短期内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脱裤子、割尾巴、教授洗澡
“每个人都得‘洗澡’，叫做‘人人过关’。……职位高的，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一般教授，只要洗个‘小盆澡’，在本系冼。”
杨绛在其作品《洗澡》中写的这段话，活脱脱勾勒出1951年冬季的那场清华大学的教师思想改造。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欧美教育思想，在各类教育会议不断在强调着教育部的权威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开始了。
“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点，就是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教育观，就是教育与政治分离的看法。……结果怎样呢？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1951年明的《人民日报》给思想改造一个这样的缘由。
“洗澡”即思想改造的形象说法，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提出，“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
学生也无需上课，全然去听教授们的检讨就好。多数教授是在系或院的小会上做检讨，对于会上“洗澡”没过关的重点人物，则要在全校大会上再做检讨。小会限教师范围，每班级只有一两名学生旁听;至于大会则全校师生任何人均可参加。
一些教授声泪俱下一场便也过了关。而另一些，则在“洗澡”中被泼热水。
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留美归来的潘光旦反对苏联的教育模式，而他所研究的社会学，又是与历史唯物论格格不入，自然成了被批判的重点。他在社会系和全院大会上作了三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被说成是外圆内滑顽固的“铁心皮球”。
每次检试做过截肢的潘光旦总是单腿独立。在检讨中，潘光旦全然不知变通，不全盘痛批自己哪能过关！后来潘光旦第四次在全校大会上检讨，才勉强通过。
为此市委还先后布置清华党委宣传部编印了《批判潘光旦先生的反动思想》和《欢迎潘光旦先生开始的进步》两期专刊，在校内外散发。
独立之思想、学术之自由，在教授“洗澡”的过程中，渐渐也随之被洗掉。
教会大学的一曲挽歌
“那时候每个教授都是一座山。如果山头都没有了，当然一马平川，好跑路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康健如是形容伴随着“洗澡’’而来的大规模院系调整。
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
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的一切资源归国家所有。
“具体到当时中国，就是按照条条和块块来配置。条条就是部委，国务院主要部委都设立本专业的高等院校，比如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邮电学院;块块就是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省一般都没立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财经学院，而文理兼备的综合大学以及音乐、美术等专门学院则每个大区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这样，民国时期留下的大学，约3/4都被‘动了手术’，打散重新配置。”丁东说。
私立大学被改为公立，再根据苏联模式设立院系结构。而教会大学，均被解散，院系撤并到其他院校中。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大学体制和教育思想，则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成为批判对象，教会大学更是首当其冲。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出文件，发布不允许外国人在国内办学校的方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身为教会大学翘楚的燕京大学，更是重灾区。
1952年，燕京大学在摇摇欲坠中终归香消玉碎。
“当时很单纯，领导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没有什么想法，总觉得领导的决定是正确的。院系调整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工作组，当时是由市委学校工作部派来的，在学校里面成立了大学工作委员会。当时开会的频率还挺高，差不多几天就开一次。”作为燕京大学院系调整的见证人，谢道渊在《消失的燕京》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
燕京大学33岁的生命就此终结。彼时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被调到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而北大则迁至原燕大校址“燕园”。
其他教会大学在此期间也不复存在，如圣约翰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交大、同济、华师大，原址则建立为华东政法学院。
院系调整，终成了教会大学的一曲挽歌，那些金光闪闪的鼎鼎大名都成了传说，同时走到终点的还有它们一贯秉承的“博雅教育”。
被大卸八块的清华
院系调整的核心便是拆和分，国立大学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
出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文科被极大削弱。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
费孝通曾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
大洗牌后，诸多名校几乎在这场横扫中折戟沉沙，分拆之中很多学科基本上被剥光。
以当年的清华大学为例，其优势学科几乎被剃了光头。“清华大学科学家调出与调进的比例是52：1！这也叫调整？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学者沈登苗在《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一文中写到。
资中筠和杨继绳是清华大学的前后校友。但杨继绳对资中筠说，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资中筠正逢院系调整那年毕业，而杨继绳1960年才入学。
在清华读书期间，所接受的人文教育只有三门课，马克思主义、中共党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叫三门政治课。
杨继绳根本没听说过陈寅恪的名字，只听到过闻一多和朱自清。闻一多和朱自清是毛选四卷里一篇文章里讲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朱自清不吃美国的救济粮”。
世界名著更是看不见。“当时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罗征启，他听说有本书叫《基督山伯爵》，便去图书馆里找，图书馆管理员告诉他，这书不能看，封存起来了。他说那我自己找行不行。找了半天，找了一身灰，找出来了。他说看了以后根本放不下手，还有这么好的书。他还是宣传部长，我们就更不知道这本书了。”杨继绳说。
“我们知识面很窄。毕业后，我很多同学就在一汽、二汽，就在汽车的一个零件上干了一辈子。还不如工人呢，工人知识面还广点。”杨继绳说。
彼时的清华大学，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又红又专。红是听话，专是出活。
杨继绳的儿子也是清华的，“我老骂我儿子‘清华综合症’。只顾眼前，没有全盘考虑的。我儿子说，你也是。就是人文精神缺乏，全部成了工具主义。”
大学的阵痛
原本的综合性大学，一旦被肢解，便什么都没了。“动了结构，本身性质内涵就改变了。”康健说。
院系调整后，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专业化调整到底有无裨益于当时的经济建设？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教育学者杨东平说。
不仅综合性大学折戟沉沙，教授治校的传统就此中断，取而代之的是高校行政化。
1953年，高等教育部成立，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至1955年4月，全国性专业统一教学计划还基本照搬苏联，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高校行政化也日益成为困扰中国高等教育的痼疾。雷颐在《大学洗牌60年——回眸1952年院系大调整》中提到：“这次调整最终使大学成了整体性全能社会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
除了破坏了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外，还对学科平等造成了一种隐形的破坏。
“1950年代学苏联有一个倾向永远没改过来，就是理科工科是强势。”康健说。而这种过于功利化的教育目标，最终成为制约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
苏联模式的失败某种程度上与其高教模式不无关连。而盲目、机械地照搬当年的苏联高教模式，也让当下的大陆高校问题重重。在纪念1952年大陆院系调整60周年之际，推进大陆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不得不总结经验和教训，对苏联高教模式进行认真地反思和扬弃。
编辑 晓波 美编 黄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