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参政会为政治舞台，积极构建多党合作格局，开展民主政治活动，联合各党派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参政会在中国政党史、抗战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参政会；多党合作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5）05-0068-05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定期召集国民参政会”的议案。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同年迁至重庆，1946年迁至南京。截止1948年3月，国民参政会共计召开4届13次会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国民参政会经历了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民族革命战争，因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而淹没在了中国人民走向独立、民主的时代洪流中[1]。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参政会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构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提供了舞台。其发展历程在中国政党史、抗战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为中国共产党构建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提供了政治舞台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特殊政治现象，是国共两党基于民族矛盾尖锐携手合作的结果[2]，是国共关系和多党合作的“晴雨表”。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舞台开展了颇具成效的多党合作实践，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一）开展多党合作的重要平台
辛亥革命后，为实行多党制，中国曾出现300多个团体和政党。它们效法西方多党制的种种尝试无一例外地被扼杀在襁褓中。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开始逐步探索多党合作的实现路径。为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抗战，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抗日民主。在这一民意推动下，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3]，在武汉成立象征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国民参政会。根据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参政会的宗旨是“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参政员在各界代表人士，蒙古、西藏代表人士，海外华侨代表人士，“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代表人士等四方面人士中产生[3]37，由国民党中央决定、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虽然是由国民党主导的民意机关，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实行民主参政议政的权力机关，但是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多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从组成看，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建立的第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政治团体、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的、广泛的民主机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有议员总数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名，占总数的 44.5%；共产党员7名，占3.5%；中国青年党（以下简称“青年党”）员7名，占3.5%；中国国家社会党（以下简称“国社党”）员6名，占3%；中国社会党（以下简称“社会党”）员1名，占0.5%；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党员1名，占0.5%；无党派人士89名，占44.5%[4]。此外，国民党临时大会通过的宣言和《抗战救国纲领》对国民党之外的其他党派、政治团体和公民的民主权利作出了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党派参与抗战的积极性。
（二）团结各党派的重要平台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强烈主张实行国内民主政治。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明确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5]。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等十大纲领，把加强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机构作为推进抗日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38年，在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国共产党正式提交《中共中央对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该文件提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民意机关的形式，或为扩大的国防参议会，或为其他形式均无不可，最主要的在于此机关要真能包括抗日党派、各军队、各有威信的群众团体代表，即包括真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公意的人才。”[6]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国民参政会应运而生。共产党参政员通过在国民参政会的活动能够及时有力、面对面地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团体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主制度，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国民参政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扩大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与各党派和无党派团体团结合作、增进了解的重要窗口，充分发挥了团结全国军民、坚持全民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的积极作用。
（三）给予其他党派帮助的重要平台
虽然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共产党所大力倡议的“民主机构”有很大差距，“但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7]。基于以上认识，中国共产党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积极帮助其他党派。周恩来等始终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国民参政会推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各种途径广交朋友，对各抗日党派和政治团体做了大量工作，商讨和决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逐步获得了广大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南方局注重维护和照顾各民主党派的利益诉求，推动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支持他们成立政党的愿望，如支持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联合性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帮助谭平山、王昆仑等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支持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和组织等。除此之外，从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个人生活冷暖安危到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政治利益，中国共产党均给予悉心照顾，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衷心依赖，使他们聚集在共产党周围，成为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合作的亲密战友，为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趟开了路子[3]58。
二、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政治活动提供了政治舞台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是抗战爆发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国内不同党派及舆论界对国民参政会给予了高度评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完成民主政治过程中的一大进步”[8]。中国共产党利用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机会，领导和推进了多党合作的民主政治活动，使中国在抗战时期出现了民主的一线曙光。
（一）团结各民主党派提出民权议案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想要实现救国目标就必须与民主党派密切联合、共同推进政治民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出现严重倒退。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对内政治控制加强”“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的言论行动严格控制”“竭力压迫抗日救亡运动，扼杀民主自由”等政策，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面临严重危机。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团结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予以法律上的保障。这一提案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的极力拥护。该提案虽最终被通过，但已被删得面目全非。董必武因此愤然退会。这一结果揭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高压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起到了很好的警醒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因此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这为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参政会与其他党派在民主斗争中开展合作奠定了基础[9]。
（二）领导各民主党派推进第一次宪政运动
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闭幕时，蒋介石公然表示只有抗战结束后才结束训政、预备宪政。1939年9月9日，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共产党参政员与其他党派参政员加紧联络沟通，就“真正实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等问题进行了提前商讨和研究[10]。会议一开始，共产党、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参政员相继提出实行政治民主、改革现行政府等6项提案，表达国民党外各抗日党派对实行民主政治的一致要求和强烈愿望。对此，国民党顽固派推出内容不满百字的提案，笼统提出“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等主张。会议在七案合并讨论时，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致呼吁“结束党治、开始宪政”，使会议辩论达到尖锐的高峰，最终形成《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参政会内进步势力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随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发起组织宪政座谈会，民主党派参政员韩幽桐、黄炎培等25人参加讨论“宪政与抗战建国”的问题。12月，中共中央成立国民宪政促进会，以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宪政运动的开展。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一场全国性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在大后方、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掀起，形成了第一次全国宪政运动的高潮。在这一运动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开展民主政治实践的努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对独裁、要求民主政治的主张，自觉地团结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周围。
（三）领导各民主党派推进第二次宪政运动
第一次宪政运动因国民党的虚与委蛇，未能成功。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竭力强化独裁统治，引起广大民众不满。在这种情势下，沉寂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在1943年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声称“促进民治，实施宪政，本为国民政府多年一贯的主张”“现在十一中全会对于提早完成宪政已有具体决议”“政府自当依此方针，悉力以赴。”[11]会后，国民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指定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陈启天、傅斯年和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为会员，其中董必武被指定为常务委员，搞得煞有介事[9]33。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此事一直被搁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民主政治运动生机勃勃、令人向往。为适应新形势，支持广大人民的正义要求，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领导各民主党派开展了新一轮的民主政治运动。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取得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的前提下，将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制成提案”，准备正式提交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讨论[12]。虽然国民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百般阻挠，但是《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关于改组国民政府的报告。报告中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民党内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支持和响应，极大地支持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结束不久，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成立联合政权，实为今日解决国事，挽救危亡所必须。”[13]随后，重庆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在迁川大厦礼堂集会，董必武到会发表讲话，强烈要求改组政府。1945年1月15日，民盟发表宣言，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权等10项纲领性主张，明确对共产党的主张做出回应，形成了第二次宪政运动的高潮[3]181。中国共产党对宪政运动的引领和带动，使各党派进一步向共产党靠拢，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准备了力量。
三、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国民党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提供了政治舞台
抗战期间，国民党念念不忘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国民参政会虽是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掀起反共浪潮的重要阵地，但也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国民党展开斗争的重要平台。
（一）与汪精卫集团的妥协投降活动作斗争
抗战爆发后，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势力在国民参政会散布妥协投降的“和谈”论调，为其卖国行为制造舆论。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人士与之展开了坚决斗争。在一届一次会议上，汪精卫抛出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案，共产党参政员识破其欲取代孔做行政院长、破坏抗战的企图，通过联络各民主党派共同抵制，最终平息了风波。随后，共产党参政员提出《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提案》，得到包括参政会各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在内的70多人联署，有效粉碎了汪的阴谋。在一届二次会议上，共产党参政员提出《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支持华侨参政员陈嘉庚“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概以汉奸国贼论”提案，有效震慑了妥协投降派。之后，国民党宣布开除汪精卫等人的党籍。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要求下，一届三次会议开成了声讨汪精卫叛国、推进民主政治、加强各抗日党派和全民族团结的大会，对遏制国民党对敌妥协、坚定抗战决心、提振抗战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届四次、五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电》《声讨汪逆兆铭南京伪组织电》等提案。共产党充分利用国民参政会，联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声讨汪精卫集团“精神屈服暴日”“自毁革命人格”[14]，引导参政会向推动抗日党派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的趋势发展。
（二）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作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标志着其对内政策向积极反共转变。皖南事变正是国民党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提出解决时局的“十二条”主张，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团结抗战的决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逐渐对国民党失望，向共产党靠拢。在二届一次会议前，周恩来在重庆玉皇观向沈钧儒、邹韬奋等人说明了中共将以不出席参政会的方式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抗战大局的暴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支持。随后，董必武、邓颖超等共产党参政员均拒绝了国民党的参会邀请。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各党派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彻底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次斗争是国共两党力量的一次大检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一次成功实践，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国共力量发生了变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开始集体“向左转”。
（三）与国民党的反共诬蔑活动作斗争
1943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宣传活动。9月6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反共决议案，指责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诬称中共问题是“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18日，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召开。国民党蓄意利用此次参政会继续反共，国民党参政员何应钦在会上大肆攻击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破坏抗日”“割据地盘，破坏统一”“滥发钞票，破坏金融”等。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以向何应钦提出质询的形式上演了“舌战何应钦”的精彩一幕，使他无言以对。会后，董必武继续向其他各党派参政员和社会各界谴责国民党在会上的恶劣行为，解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态度，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再次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反对一党国大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与各民主力量紧密合作、步调一致，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和凝聚力。这一时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已在事实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日后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积累了基本经验、奠定了情感基础、开创了全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周勇.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各党派关系研究：1938—— 1948[J].重庆社会科学，2005（9）：5-23.
[2] 杨立志.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关系论析[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1.
[3] 中共中央统战部，重庆市委统战部.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36.
[4] 郭海涛.论国民参政会的历史地位[J].华章，2007（3）：31.
[5] 周恩来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6.
[6]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492.
[7] 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425.
[8] 参政员张君劢、罗隆基、梁实秋发表谈话[N].新华日报，1938-07-03.
[9] 杨五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与斗争[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26.
[10] 邹韬奋.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亲历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428.
[11]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大会纪录[M].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1944：292.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05.
[13]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重庆国民政府[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5：277.
[14] 孟广涵.国民参政会记实：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580.
责任编辑：孙德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