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张君劢

人物。他提出了以五权宪法之名行英美宪政之实的宪法方案，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设计改造成倾向内阁制的五院制。随后，张又在上海作“中华民国未来宪法问题”系列演讲，并将演讲稿整理成《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出版。

1946年11月，国民党决定召开的制宪国大开幕。会议通过了由张君劢为主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该宪法的主体结构一直延续到蒋介石败退台湾一隅之后。张君劢到达了其宪政追求的“顶峰”，被誉为中华民国“宪法之父”。但是，国民党经北伐战争建立的政权实际上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政权，张君劢企图在其上嫁接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注定只能收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党魁与战犯

张君劢的政治抱负是在中国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为此，他努力移植西方式的以两党或多党并存、各党之在朝在野取决于选举为主旨的“政党政治”。

在建立政党之前，他的政治活动极其丰富。他办过政治大学，并有意把政治大学办成“民主政治的实验所”。可是，数年后，他因涉嫌“进步党”，政治大学被国民党接收；他还主办过《新路杂志》，发表过许多文章，阐述唯心史观，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32年4月，张君劢和张东荪、汤住心、胡石青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在北平成立，并于1934年7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国社党的主张，强调中国应该建立政党政治:“中国今后当采酌英美现制之精神，由各党派之合作，予政府以大权。”张被选为中央总务委员，兼任总秘书，总揽党务，此后也一直是该党的精神领袖，走上了他向往以久的成立政党以教化国民的政治实践之路。该党成立后，以张君劢一贯的政治思想为指导，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大背景下开展政治活动，不仅活了下来，而且逐渐得到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君劢的活动进入新阶段。1937年7月15日，张君劢受邀参加国民党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并成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次年4月，他代表国社党发表《致蒋介石汪精卫信》，表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蒋介石、汪精卫很快便作出反应，发表《复张君劢》，对国社党的态度表示欢迎。从此，国社党得到承认，由秘密转为公开。张君劢也就名正言顺地以知名学者和党魁的双重身份从事政治活动。

1938年年底，他在《再生》上发表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公开信，公然反对毛泽东不久前提出的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既统一、又独立的独立自主原则，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同时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共产党和社会各界的驳斥和批判。但是，随着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加强，张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态度。董必武曾说：“他(张君劢)现在不但不反对我们扩充军队成立边区，他还怕军队的力量不够强大和边区遭受袭击呢！张已认我党为在中国实现民主中一支必要的友军。”在1940年和1944年的两次宪政运动中，他都能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支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所以，1946年他59岁生日时，周恩来亲自给他送了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

1941年3月，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张君劢为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44年开始，他便积极投身于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希望中国“将来的政治，必须以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他力促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并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两党予以接受。

张君劢所设计的各种政治方案，总以失败告终，这使他常常感到“政治上的烦恼”。对此，他曾自嘲说，对于参加政治活动，“我也是没有办法呀，就好像穿了一件湿衣服，现在脱也脱不了，只好这样穿下去。”

1946年10月，蒋介石违反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片面决定召开制定宪法的“国民大会”。中共和民盟坚决反对。但是，张君劢求宪法心切，让民社党（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参加了“国民大会”。这一举措完全断送了他和中国共产党、民盟的友谊，挚友张东荪与他绝交。但此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张君劢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彻底绝望。随着局势日趋明朗，张君劢认为他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理想已如落花流水，遂于1949年3月离开祖国，后赴印度讲学。

就在他离开大陆前夕的1月28日，中国共产党播出了首批43名战犯名单，张君劢名列最后一位。张被定为战犯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民社党与曾琦的青年党出席了1946年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并在1947年春进行了所谓的“政府改组”，与蒋介石签署所谓的三党“共同施政纲领”。

第三势力领导人与现代新儒家

张君劢离国前后已对国民党心灰意冷，婉拒了李宗仁要其出任行政院院长的请求。周恩来曾经派张经武赴印度约见张君劢，邀请他回国。张君劢依然拒绝。他坚定地要做国共之外的第三势力。

1951年前后，从中国大陆撤退到香港的一些既反对中国共产党，又对蒋介石个人独裁深表不满的所谓自由派人士，如原国民党的张发奎、许崇智、顾孟余、童贯贤，以及李微尘等人，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发起成立了一个秘密小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他们既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又反对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自称“第三势力”。

张君劢当时虽远在印度，但他不但参与了同盟的发起工作，而且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负责同盟的领导工作。阐述同盟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观点的最重要文件《中国自由民主同盟宣言》就由他起草。但因为新中国的日益壮大和台湾国民党的封堵，该同盟的活动空间不断缩小，到1955年前后就基本销声匿迹了。

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迁台后内斗不断，又受到国民党实施一党专政的压迫，一盘散沙，毫无作为。为了振兴民社党，张君劢曾经于1962年出面号召党内团结，结果无济于事。

张君劢仍然坚持相信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建立一个立基于民主宪政原则的新中国”。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清理中国的文化遗产，以利于培育适于中国式宪政的国民。因此，离开政治、飘零海外的张君劢，转向了儒学研究，选择了以挖掘中国传统学术来表现他对中国的热爱。

1958年，他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4人联名发表洋洋4万多字的《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又名《中国文化宣言》），宣告了儒学在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诋毁以后“再度活跃于现代中国的思想舞台；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学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时间虽已过去40多年，但是宣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仍在被讨论着，有其现实的价值和意义。有学者甚至认为它是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其方向的最重要的文件。

在新儒学研究中，张君劢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发掘儒家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著作，成果非凡，如《中华民族精神—气节》、《新儒家思想发展之大要》、《儒家伦理学之复兴》等都流传极广、影响甚巨。《新儒家思想史》（上、下册）的出版，更使他成为现代新儒家当仁不让的中坚人物。

张君劢对气节极为看重。他的一生未治产业，没有任何积蓄。在海外飘零的20余年，主要依靠稿费为生，“身上常常一文不名”。生活虽然极为清苦，但他是崇尚气节和尊严的笃行儒者，自1949年离开大陆，张君劢始终拒绝接受国民党台湾当局的任何资助。1961年，台湾教育部门听说他要去德国讲学，便给他汇去一笔数目可观的美元做路费。这笔钱几天后被如数寄回。在清廉自守的学术生涯中，张君劢于1969年在美国旧金山因病辞世。

责任编辑 齐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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