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和港澳爱国同胞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抗战时期，中共十分重视对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直接领导长江局、南方局、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机构，在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开展了扩大抗日宣传、联系爱国侨领、号召华人华侨捐款、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战、抢占文化阵地、搜集情报信息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海外统战工作。
[关键词]抗战时期；周恩来；中共；海外统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12-0016-04
广大海外爱国华侨和港澳爱国同胞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抗战时期，周恩来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直接领导长江局、南方局、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八路军广州办事处等机构，在海外统战工作的前沿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周恩来既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在局部抗战开始以后，周恩来对于统一战线的思考日趋成熟，逐步形成系统的思想。1936年5月15日，在致张伯苓的信中，他提出：“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及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1]这一表述，可以说是对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生动诠释。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重要报告，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统一战线思想。首先，他分析了“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与形式”，他认为，统一战线的性质，既是“民族的”，又是“民主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统一战线的特点，包括“全民族抗日的”、“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长期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等等；至于统一战线的形式，则“始终没有成为合法的有形式的组织与合作，而只在许多默认上、习惯上、个人关系上及不得已的情况下存在”。其次，他认为，因为阶级、国民党、军队、各党派、国际关系、中共等因素处在不断的变化中，统一战线自然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这个变化，如果运用得好，团结将更加巩固，抗战将更加进步，反之则会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最后，他还重点探讨了国民党与统一战线、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关系，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方法、守则、工作等诸多问题。[2]1945年4月30日，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作长篇发言，重点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从历史进程出发，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阶段，党在统一战线实践方面的正、反经验进行了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以上一些对党的统一战线的理论思考外，作为党内以实践著称的领导人，周恩来在抗战时期还提出不少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表述。这些表述，大都是他在与国民党方面、国内各党派、海内外知名人士、国际友好人士交往过程中提出来的，它们有可能是零碎的、口语化的表述，但是，却极具见解和感染力。周恩来关于党的统一战线的这些理论思考和具体表述，不仅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而且为中共包括海外统战在内的各项统战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
周恩来认识到，要向全球华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光凭国内报刊作用很有限，因此，有必要将宣传的阵地扩展到海外，直接在华人华侨的身边营造舆论氛围。当时，中共中央在海外办了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救国时报》，对于这份报纸的成长，周恩来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和支持，希望它能承担起在广大华侨中宣扬中共抗日思想和实践的重要责任。他还非常重视香港在海外（尤其是南洋）抗日宣传中的地位，曾派著名报人胡愈之亲赴香港、南洋等地参与领导针对华侨的宣传工作，并且指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创办《华侨通讯》和《华商报》。此外，他领导的南方局在香港直接成立了一个“国际新闻社”，主要业务就是向国外和华侨报刊供稿，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递出去，他还指示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要他全力支持、帮助南洋华侨进步社团创办报刊、出版社等文化机构。当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向他提出，希望中共派一个人去帮他办《南洋商报》，他立刻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扩大党在侨胞中的影响，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很快就派胡愈之去承担这项工作。[3]
在领导针对海外华侨宣传工作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撰写发表文章，利用我们党掌握的舆论平台，参与舆论宣传一线斗争。比如，1938年11月2日，他和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根据地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4]又如，1939年3月，他与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发表《第八路军致华侨社团的公开信》，向广大华侨介绍了八路军的抗战事迹，敬希“诸公领袖同侨胞”，“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民，予以有效之援助，我八路军健儿，誓与日寇不共戴天”。[5]
事实证明，周恩来领导的海外统战宣传工作效果明显，广大的华人华侨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抗日力量存在的事实。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南洋侨胞看到“我们的小册子”后，都很同情中共，而深恶重庆当局无理，纷纷给新四军以捐款和支援，而银行业巨子陈光甫在香港召集华侨商业界领袖商讨在国内投资问题时，恰“皖南事变”消息传至，“大家均以为政府要干内战，抗战局面危殆，谈不到投资，皆辞幸而退”。美洲洪门领袖司徒美堂、阮本万等人更是分别致电蒋介石与毛泽东，申明：“大意谓获睹朱、彭、叶、项复何佳电，既知军事当局确曾下令新四军移防，国军二十万五道封锁陕甘宁边区，深感祖国内战危机。若不幸战争局面分崩离析，则不特英勇将士头颅空掷，全国同胞惨遭劫运，而且海外侨胞之捐输牺牲亦属枉费。”[6]
根据国民政府1940年6月统计，当时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华侨达到800多万，已成为海外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力量。[7]海外华侨对国内抗战进行援助，一般都不是单打独斗，他们往往会通过各地成立的进步社团，组织各项支援抗战的活动，将国内急需的人、财、物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出面成立这些社团并主持工作的人，主要都是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华侨领袖。在周恩来看来，爱国侨领是党在海外应当尽力团结的人士，因此，与他们的交往，自然是党的海外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抗战时期，海外著名的侨领主要有陈嘉庚、胡文虎、司徒美堂等人，经过各种途径，凭借着真诚的态度和独特的个人魅力，周恩来与这些侨领都有了紧密联系，并与其中一些人建立起终身情谊。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之中当之无愧的领袖，曾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和“民族光辉”。[8]通过《南洋商报》记者张楚琨，周恩来结识了陈嘉庚，对他领导南洋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事迹很敬佩。周恩来认为：以陈嘉庚为会长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陈嘉庚先生是爱国华侨领袖”，“这一点应该肯定”。不久，他主动派胡愈之到南洋去，嘱咐他做好对陈嘉庚的统战工作。[9]经过张楚琨和胡愈之两人的中间沟通，陈嘉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见和抗战实践有了基本的印象，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1940年三四月间，陈嘉庚到访重庆，南方局专门举行茶会欢迎他。5月，陈嘉庚受邀到延安参访，见到毛泽东、朱德等人。7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陈嘉庚，与他就中共抗战政策、南洋华人华侨支持抗战等问题进行深入交谈。因为与中共接触太多，陈嘉庚的行为和思想被国民党内反共的人士所忌惮，他们开始在新加坡华侨中发起对陈嘉庚的攻击和排斥。1941年2月，廖承志接连向周恩来发出两封电报，反映这一情况，并建议“由毛、朱名义致电彼”，以示鼓励。[10]在周恩来指示下，廖承志迅速在华侨报纸上组织文章支持陈嘉庚，并公布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对陈嘉庚的电文，以此来消除对陈嘉庚的负面影响，恢复他的声誉。经此一事以后，陈嘉庚的政治立场越来越转向中共，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坚定。
胡文虎是南洋报业、药业大亨，抗战中，他不仅领导旗下的《星岛日报》大力宣扬抗日救亡，而且捐巨资支援国内抗战，在海外华侨中极具盛名。从七七事变到1939年4月，在短短不足两年的时间里，海外华侨捐款达1亿元以上，胡文虎捐资和购买公债高达300万元，是华侨中最多的。周恩来对《星岛日报》这块抗日宣传阵地十分关心，除了积极指示党的通讯社为其供稿以外，还为其题写了“民族呼声”的创刊题词。1941年2月，胡文虎到达重庆，得知这一消息，《新华日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刊发《华侨巨子胡文虎抵渝》的专题报道。胡文虎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指示南方局，派专人负责联系胡文虎，并为他送去御寒的大衣，不久，他还专程与叶剑英一起，到胡下榻的地方拜访他。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在美洲华侨中的声望很高。1941年12月，司徒美堂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归国观光，到达香港的时候，正好碰上港九沦陷，为营救司徒美堂，周恩来亲自部署，要在港的廖承志务必做好相关工作。1942年3月9日，司徒美堂抵达重庆，当日，《新华日报》便报道了他抵渝的消息，紧接着，董必武、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先后上门拜访了他。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司徒美堂当面对中共把他从日本占领区营救出来的义举表示感谢，并承诺，一定会把国内抗战的真实情况告诉给海外的华侨，让他们知道，“谁在真正抗日”。
抗战时期，周恩来负责具体指挥着党在国统区与海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我们党在国统区的公开机构仅有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因此，这些办事处，以及部分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社会团体，成为其在国统区和海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机构，而周恩来，就是通过领导这些机构来推动海外华人华侨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的。
（一）动员和组织群众，号召海外华人华侨为抗战捐款。在周恩来和廖承志的领导下，广州、香港的抗日群众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海外侨胞开始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不断为之捐款、捐物。其中，广州的献金运动获得港澳同胞、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获得了献金额超百万的成绩。[11]在香港，“献金的奖状中，朱德的像成为四大领袖之一，为香港华侨所欢迎，毛、朱的像片在许多学校中公开的悬挂着，党的刊物为抗战分子与左翼分子大大翻印的宝贝”。[12]为调动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积极性，周恩来甚至亲自给海外的爱国华侨致函。1938年9月21日，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对他们支援八路军抗战表示感谢。[13]1939年1月，他与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给南洋富商潘子明联名致函，向他介绍了八路军浴血抗战的情况，诉说了前方将士急需药物、棉衣、防毒防疫设施的现状，衷心希望他能迅速动员当地“全体侨胞予以有效之援助”。[14]除了指示、领导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开展相关工作以外，周恩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也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通过她们在海外华人华侨中开展了大量工作。早在1937年10月，他就致电潘汉年，要他尽快协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去香港，以便进一步开展海外统战工作。宋庆龄到港后，周恩来曾请国际人士将八路军前线将士缺医少药的详细报告带给宋庆龄，并指示廖承志与她联系，尽快商量成立一个面向海外华侨的“国际性救援机构”。[15]经过周密筹划，“保卫中国同盟”就在香港正式成立，它的成立，对于中共在海外的抗战宣传和筹款活动，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二）动员、介绍华人华侨中的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战。党在海外统战工作的另外一个日常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宣传，动员、号召海外的热血爱国青年积极行动起来，运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回到祖国亲自参与抗战前线的斗争。对这项工作，周恩来非常重视，他不仅指示八路军广州办事处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在与海外侨领和知名人士的交往中主动提到这件事，诚恳地请他们予以支持。在给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人的信中，他专门谈及了抗大与陕公在华侨中招生的问题，“盼望先生等广为解释，鼓励彼方青年，前来学习抗战知识，则幸甚矣”。[16]在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领导下，在广州、香港等地动员、介绍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工作成效明显。据统计，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组织各种形式的回国服务团近30个，分赴东江、珠江、中区、西江、琼崖、南路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和战地服务工作。[17]从海外归来的爱国青年，经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周密的安排，历经层层风险，最终到达抗日根据地，若有华侨青年经过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只要条件成熟，周恩来一般都会抽时间接见他们，为他们加油鼓劲。1939年3月13日，港英当局突然搜查八路军办事处办公地点，拘捕了几名工作人员和申请赴延安的华侨青年，得知消息以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向英国驻华大使馆交涉，最终迫使港英当局将人释放。[18]
（三）领导香港抗战文化工作，争取知名文化人士。在内地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沦陷以后，大批文化人撤退到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中国抗战宣传的战时文化都会。对于香港的这一特殊性，周恩来一直予以高度重视。他曾不止一次指示廖承志等人，要做好在港文化人士的统战工作，最大程度地团结这一部分力量，以占领香港文化阵地。在他和廖承志的领导下，我们党在香港先后成立了统战文化委员会、包括各界文化人士在内的总座谈会，南方局也批准成立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时，与文化界进步人士合办了《华商报》。[19]很快，聚集香港的文化界人士被有效组织起来，在这里开辟出一个不见战火硝烟的“第二战场”。[20]1941年12月8日，香港沦陷在即，周恩来一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在港文化人士撤退的电令，立刻便致电廖承志，就如何部署这项工作作出非常具体的指示。12月20日，他再次致电，询问“朋友是否已撤出”。[21]在文化人撤退内地的过程中，他还指示各地有关负责人做好掩护和接待工作，确保这一紧急、重大的营救行动顺利完成。[22]
（四）搜集海外华人华侨抗日活动的信息，及时向海外传递国内抗战的信息。通过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周恩来和南方局掌握了大量海外华人华侨抗日活动信息和有关港英政府、国际社会的情报，这些信息和情报，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比如，1942年6月21日，周恩来把搜集到的有关香港文化运动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使中共中央详细了解了进步文化人士在香港及海外的活动历程及文化界的派别分布和思想状况，并依此调整了文化统战工作。[23]又如，1940年9月，廖承志将搜集到的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在华侨中加紧反共宣传活动的信息汇报给周恩来，很快，中共中央便调整了相关政策。[24]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1940年3月11日的指示：“对反共顽固派危害新四军残废人员，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事，须用口头书面到处宣传表示抗议，并设法将此等消息及抗议材料，在香港及南洋各中外报纸杂志上发表。”[25]周恩来多次强调，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及时把中国共产党抗战及政策调整的最新信息传递出去，在宣扬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同时指导海外进步社团组织的工作。1940年12月，他派人将半年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有关材料汇集成册，密寄西安和桂林，并托德籍友好人士王安娜经外国朋友带往香港散发。[26]1941年1月中旬，皖南事变发生后，他组织力量准备了详细的揭露材料，让人设法到香港、南洋、美国等地发表。[27]1941年7月19日，就中央社发表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一事，他致电前线司令部整理相关事件的详细材料，并转廖承志在南洋诸报发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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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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