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被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国家安全观，在理论上有大量新观点、新提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丰富的理论根源和深刻的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在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对维护和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对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共同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威胁；新型国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8）02—0005—06
[作者简介]王娟，女，中共烟台市委党校行政管理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与外交关系。
国家安全，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国家安全道路、制定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由这个国家所持的国家安全观决定。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鲜明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深邃，对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应对国内外各种安全挑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及主要特点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提“总体国家安全观”。他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1]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积极探索在新时期如何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新思路，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从未有过的全新的国家安全观，在理论上有大量新观点、新提法。
1.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习近平将国家安全观前面加上“总体”二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提法。“总体”是将影响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因素、各种安全威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综合起来，形成一个高度整合的系统。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套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现了习近平对国家安全的整体思维。从内容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突破了传统安全观中的政治与军事范畴，其内容涉及经济、文化、生态、网络等各个领域，这些安全因素既具有独立性，又相互交织、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从手段上讲，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重视军事手段的同时，高度重视运用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非军事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的总目标。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对待国家安全问题时，不能再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视角或政治视角，也不能只局限于外交或国际视角，必须“全视角”“全方位”地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
2.首次系统提出我国面临的十一种安全威胁。习近平在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提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十一个安全构成要素集中在一起进行系统论述，是前所未有的新提法。习近平根据我国目前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重点提出了这十一种安全要素，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具体的界定，体现了习近平对我国国家安全现状的认知，对未来国家安全发展趋势的预判。
3.首次提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价值。习近平指出，“在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人民安全为宗旨”[2]“坚持国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3]“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4]。将人民安全作为宗旨，将人民安全视为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以往国家安全观中未曾有过的新高度。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法》中，首次在立法宗旨上强调“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在具体条文中，又规定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原则，并专门规定了人民安全的内容。从这些重要论述和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明确，与传统安全观把主权和领土等安全作为核心不同，习近平更强调人民安全的重要性，强调“人的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的核心性和主体性。
4.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习近平针对目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独特的地缘关系，提出中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5]。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提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才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才能保证中国国家安全。习近平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深刻阐明了党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首要中国特色。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主要特点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指引下，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从总体上重新设计的国家安全观，其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并重。当今中国之国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矛盾与隐患重生。习近平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习近平将“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来论述，表明了其从内外两方面對国家安全的全面认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新《国家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安全工作应当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相对于之前的国家安全观和法律法规，这种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并重的提法是全新的，也符合当今形势，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将国家内部安全上升到与外部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国家安全观的重大转变，意味着今后我国国家安全工作重心的重大调整。
2.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理念互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多样且复杂，世界各国的国家安全态势由传统向非传统转化，对非传统安全能力的建设也日益重视。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都是相对的动态变化的概念，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交织，甚至相互转化。新的“非传统”安全是从传统安全中不断分化出来的，但在未来的形势发展中又可能被划归传统安全的范畴。习近平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6]两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我国总体上的国家安全观。
3.强调包容开放与合作共赢。当今世界，国家安全问题不可避免地带有国际政治因素，不再是一个国家自身的问题，而是国际安全的一部分，国家安全观也必然要具有国际安全视野。习近平指出“安全应该是包容的”，主张将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差异性转化为促进地区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动力。包容开放思想的基础是“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首先是承认多样性。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存在各种不同和差别，不同的文化习俗、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是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体现，彼此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交流、求同存异，共同发展，而不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为世界模范，将之强硬地推行给其他国家和民族。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摒弃了以往在国际政治中占主导地位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否定了“非友即敌”、一方利益必定导致另一方受损的“零和”观点，强调在相互包容、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共赢。习近平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7]习近平主张“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呼吁世界各国“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8]，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2013年6月，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2015年9月，习近平再次访美期间，提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同各国一道，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9]。
4.将发展与安全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问题都离不开“安全”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将以前人们习惯性认为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纳入了一个大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大战略来对待。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由生存意义逐渐转变到发展意义上来，从传统意义上的维护国土安全为主转变到现代观念上的维护国家的经济发展、利益安全为主。国家安全的实现程度，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经济社会能否正常、顺利发展，依赖于国家安全的保障。习近平辩证地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10]。只有正确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做到既安全又发展。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构建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结合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总结当前国内外安全形势的总体特点，集中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和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来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和深刻的现实背景。
（一）理论来源
1.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安全思想。中国作为东方文化的发源地，其国家安全理念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有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安全的思想不断的丰富和发展，为维护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我国历史上的安全思想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在许多方面具有共识：一是“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这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政治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强调主权安全、国土安全和国家统一思想的根本体现。二是将军事安全置于国家安全的首要地位。历代统治者认为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安全，总是把军事安全放在第一位。但重视军事安全并不意味着滥用武力，中国自古就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认为军事手段只是最后的手段，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上，“不战而屈人之兵”一直是军事上的最高追求。三是将“居安思危”作为寻求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习近平也曾多次引用“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来阐述中国传统的安全观思想。总体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睦邻友邦，天下大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反映。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安全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是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源头，但在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国家安全理论，其对国家安全的阐述零散地分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對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分析中，这些零散的分析，汇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国家学说”和“世界体系”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根基来源。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战争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防安全思想的基础，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属性。马、恩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是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根绝一切战争”。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国家时，“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结合俄国实际，发动“十月革命”成功地推翻沙俄统治，建立起全世界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政权，并为保卫这一政权倾尽了全部心血。对于国家安全，列宁有着较多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国家学说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一是始终将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建立了一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确保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捍卫了苏维埃政权的正当权益，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国际地位；二是建设完善司法体系，依法维护国家安全；三是积极发展国家经济，夯实国家安全基础；四是建立国际革命力量联盟，构筑国家安全的外部屏障。列宁的国家安全思想对我党的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3.新中国历代核心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作为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基础，在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十分坚定、毫不妥协。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坚决打赢反侵略战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些指导思想和举措为维护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独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建立平等的东西方关系，及至改革开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理念，以改革开放划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求生存；第二阶段，求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其卓越而敏锐的思想，判定整个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的新观念，全力推动中国放下战备包袱大发展。这一轉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中最大的变化，影响深远。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历代领导人均继承这一战略判断。邓小平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以自己的国家利益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1]；二是将发展综合国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三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四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军队，用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指导维护国家安全。
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国家安全威胁因素的转变，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认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国际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实力优势、军事同盟和一致的政治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江泽民的新安全观摆脱了传统的单纯军事安全观的影响，逐渐树立起“综合安全观”的概念，认为安全问题除了以主权概念为核心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之外，还有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等一系列新的安全问题。可以说，这种“综合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一新安全观指导和推动下最成功的建设和谐地区的实践形式。
进入21世纪后，在继承和发展历代领导集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安全的新观点，主张“以民主、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实现共同安全”，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构建“和谐世界”等全新理念。胡锦涛国家安全思想贯穿着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在注重国家主权和军事安全的同时，也强调政治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多样性、信息网络安全、科技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有机统一。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新观念，是江泽民“新安全观”重大理念的延续，进一步凸显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安全思想“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理念特征。
（二）现实背景
1.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当今世界，国际形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稳定的基本态势，但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地区冲突矛盾不断。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增加了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持续对我国进行围堵和遏制。与周边邻国在合作发展中仍存在诸多争端问题。海外利益安全频频遭遇挑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仪实施以来，如何保障中国资金和企业在海外的利益安全，是摆在眼前急迫而重要的问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愈演愈烈。近年来，从北非到中东，以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权为名义的茉莉花革命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继续，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策划挑动和推波助澜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多个国家的原政权一个接一个倒台。这些政治事件，对中国产生了负面效应，香港地区的非法占中就是典型例子。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重，从斯诺登爆出的美国网络非法监控丑闻中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网络监控已经遍布世界。恐怖势力在不断打击之下仍逆势蔓延，并有向中国加剧传播的态势。核威胁仍然是潜在的幽灵。金融危机不定期爆发，粮食问题使数亿人面临饥饿威胁，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恶化在世界范围不断造成危害，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2.国内安全隐患依然严峻。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安全和发展环境复杂多变。政治安全上，西方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始终存在，各类分裂势力不断威胁着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军事安全上，我军与世界强国军事实力差距仍十分明显，军队建设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急需解决。经济安全上，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发展结构、经济体制、经济竞争力差的问题日益突出，经济风险日益增加。科技安全上，我国科技竞争力不强，关键性人才稀缺、流失严重，与国外科技发展仍有极大差距。信息安全上，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遭受的网络攻击呈逐年上升态势，泄密现象严重。生态环境安全上，水土流失严重，环境破坏现象普遍，沙尘暴、雾霾天气频发，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
三、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在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对维护和保障我国的国家安全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价值，对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共同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传统国家安全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创新。这既是我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的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宝库。西方三大主流国家安全理论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学说是为了更好地巩固其统治地位，压迫世界上众多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并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来的理论，其思想观念与西方国家安全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迫，提倡的是人民安全与国际和平，追求的是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这种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
（二）为今后国家安全实践提供了理念指导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体现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战略判断、对未来保障国家安全工作思路的战略前瞻，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思路和指导方针。
1.为新时期国家安全顶层战略设计提供了指导性原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国家安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我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理念展开。维护和促进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全局性、长期性的工作，必须站在国家最高层面上设计和制定国家安全战略。通过顶层设计，进一步明确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使国家安全工作更加稳步、有序地推进。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习近平主持下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这是我国第一次出台的正式的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贯彻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思想的重要举措。该纲要的出台，必将对我国未来的国家安全工作起到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2.为完善和健全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国家安全体制是主权国家为保持自身相对稳定、完整，免于遭受威胁或面临恐惧的状态而形成或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相应制度及运作流程，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为完善和健全科学高效的国家安全体制提供了理论指导。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是我国应对国内外综合安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顶层机制。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要“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12]。“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最重要的国家制度创新举措之一”[13]。“以往的国家安全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部门分割，国安委则打破了这种条块分割、资源重合浪费的弊端，最大限度地整合国家资源，来应对国家安全问题”[14]。
3.对国家安全总体立法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近年来，为了贯彻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总体立法进程不断推进。2014年11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部署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部专门法律，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加强和规范隐蔽战线反间谍斗争的第一部法律，是国家安全总体立法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7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和社会稳定，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重大战略思想制定出台的基础性的、统领国家安全各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国家安全法》的出台，确立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地位和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对维护国家安全各方面工作进行了高度整合，明确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任务和职责，建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制度，提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系列保障措施，规定了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和权利，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上述前提下，2016年1月《反恐怖主义法》、2016年11月《网络安全法》、2017年1月《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相继颁布并实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国家安全立法的总体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推进，必将对在新形势下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三）对维护国际和平关系、创造良好外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总体国家安全观高举合作与发展大旗，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合作与发展，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支持。2015年9月，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我们要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2015年11月，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重要演讲时倡导“亚洲各国人民要践行亚洲安全观”。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强调网络安全是全球性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2017年1月，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针对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局给出了“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零和博弈、绝对安全等旧观念，这充分彰显了“中国智慧”，展示了“中国胸怀”，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全新的国家安全理论，指引着未来国家安全观念的正确走向，正逐渐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并得到多国政治家的赞同，也必将引领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在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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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