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塑造了初步繁荣昌盛且与国际社会双向认同的、负责任的良好形象，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主权国家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不仅激发出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创造了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模式，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产党执政国家走本国特色发展道路提供了榜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效应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其产生并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不是出于中国政府输出“发展模式”的主观故意，中国发展模式构成“意识形态威胁”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意识形态威胁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307－7030(2008)01－0005－05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特色充分显现并为世界所关注的30年。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塑造了初步繁荣昌盛且与国际社会双向认同和负责任的良好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世界相当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赞许，但也有少数人对此提出怀疑和责难，有人甚至由此发明出“中国威胁论”的又一形态一“中国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威胁”。因此，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主权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从而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主权国家发展道路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与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开创建设新时期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独特地位，并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飞跃和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创新，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激发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规划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毋庸置疑，这些基本原则从整体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其实际应用却需要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及其领导集体摒弃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们与当代中国实际有机结合于一体，探索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而使社会主义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共产党人对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为起点的。首先，面对物质匮乏和社会动荡的窘迫，中国人民在长时间的思考中发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发达并不专属资本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产关系革命并不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金桥，社会主义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并使其成果为全体劳动者所共享，从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束缚。其次，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成功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以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发展，树立起政治进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新形象，从而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划时代的新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具备民主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现成条文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的条件，而是必须首先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关于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然后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并不只是个别结论细枝末节的突破，而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基本框架的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发展，由此，才有可能实现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飞跃。这一飞跃的世界意义在于挽救了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空前危局，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和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振兴创造了重大历史契机。正如哈萨克斯坦社会党主席叶尔蒂斯耶夫所说的，中国用最壮观的经济奇迹“拯救了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威望”，挽救了要失事的社会主义大船。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模式。在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人们曾长期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因此，在上世纪对立的两大阵营中，不论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一边是清一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一边是千篇一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大胆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而解决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确立社会制度基本特征的思想束缚，开始了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又遵循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这种新模式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将其成功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从而使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结合了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新模式最显著的思想成果，首先是弄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性质及其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其次是摆正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相互联系、借鉴和协作的关系，使之在“交流与合作”中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最显著的物质成果是，中国人民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跨越，从而大大改变了世界贫困人口的比重，以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推动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共产党执政国家走本国特色发展道路提供了榜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其本质规定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成果。如果我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容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抽象，其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1)坚持本国实际与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的统一，以改革为动力，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闭关锁国向对外开放的转变；(2)坚持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社会生产的根本目的，为巩固本国发展道路提供强大的经济和社会保障；(3)坚持制度改革与社会稳定的统一，以发展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以稳定作为改革与发展的前提；(4)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以政治体制改革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发
展，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5)坚持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始终把主权、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使国家在综合国力增强基础上立于不败之地等等。以上这些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尽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共产党执政国家来说，除了以上经验之外，还有一条十分根本的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改革具体制度的统一，既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和体制，又保证改革不改变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从而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和振兴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2006年英国《生存》季刊撰文指出，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光辉榜样，为发展中国家开具了一个成功“良方”，“影响着许多国家的道路”。文章举例说，俄罗斯总统似乎正在仿效中国的道路；中国模式风行南亚；朝鲜谨慎地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开放；非洲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消灭贫困；中东国家领导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老挝和越南正在成为“中国模式”的积极学习者。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影响着社会制度相同和不同的一些国家，闪耀着科学、智慧和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光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效应是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引领中国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时，必然对国际社会产生着不同理解的示范和影响作用，这种作用或者使人振奋，或者使人沮丧，其表现形式却是“吸引着商人、使节、学者和教徒纷纷前来寻求财富、权力、教诲和灵感”，表明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在此，精神的无形因素对一国的物质的有形因素起到了力量扩张的作用，张扬和传播着国家行为的外在效果，因而形成了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
1．道路与模式的不同示范效应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任何事物都有左中右、上中下的普遍规律来衡量，在众多的千差万别的国家经济模式中，其经济与社会效益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个中原因既有主观上的因素，也有客观上的因素，还有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与环节上的因素。在此，不同模式的效益差异也表现出客观存在的“多样性”。如：20世纪8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推动下，拉美国家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经济改革运动。在这场改革运动中的代表性国家智利、墨西哥和阿根廷，借鉴同样的“华盛顿模式”所取得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的。通常认为前两个国家是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相对成功的代表，而阿根廷则遭遇了“失败”。究其原因，是智利、墨西哥在借鉴外来模式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修正，将“新自由主义政策”中认为合理的部分与本国国情进行结合。诸如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从完全“不设防”到后来设置了“预警门槛”；对石油和矿业的主控权和私有化有所保留等等。而阿根廷则是彻底按照自由主义的教科书大刀阔斧地开放市场，并把企业和事业单位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有人把这种做法形容为基本“把整个国家都卖了”，从而使国家失去了对经济命脉和整个社会应有的管理和控制，最终在“无政府主义”泛滥时酿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危机。总之，面对同样的外来借鉴模式，智利、墨西哥与阿根廷形成了不同的自有模式，且不管其形成原因如何，最终的不同结果完全是上述“天然物性”和“自主选择”形成的，自有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和示范效应的差异可见一斑。其经验与教训从不同角度为他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成功者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反之提供警示与参考。
2．成功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软实力，包括传统文化和主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吸引力等内容。社会发展道路与经济模式的效应，是一国经济社会建设能力与政府决策水平的综合体现，是硬实力提升的机制性保障，因此构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约瑟夫·奈在软实力的定义中所说，是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强制来实现所期望的目标一样，发展道路模式的成功者不仅推动本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效发展，而且又能发挥“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为他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完善提供示范。上世纪80年代末，以民主政府加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模式”在西方国家的推动下，很是兴隆了一段时间。但是，在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造成社会经济大倒退、拉丁美洲成为世界经济重灾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雪上加霜三大失败后，该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一路下滑。而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经济模式逐步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出现了英国《生存》季刊文中所叙述的一幕。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还会发现，所谓“华盛顿模式”影响力的衰退是在西方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发生的，而“中国模式”吸引力的扩大是在不经意中发生的，这恰好说明软实力作为一种全世界共享的公共财产，其内在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无法抗拒的，社会发展道路与模式作为一种国家的软实力，其示范效应是不以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威胁”是一种主观臆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市场经济模式的初步成功是立足于本国国情基础上，正确对待和借鉴域外高效发展模式的结果，其示范效应的产生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不是出于中国政府输出“模式”的主观故意。因此，中国发展模式构成“意识形态威胁”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不存在对外输出和形成威胁的主观故意。如前所述，对于“中国模式”而言，其示范效应来源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现实国情条件下的科学结合，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自然优势——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以及对经济主体的利益激励作用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资源的强大动员能力以及较高的社会化组织程度实现了有机统一，由此才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既能充分汲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经验，又能保持经济主权的相对独立状态，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以年均高于9％的罕见速度持续增长。以上这些经验对于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也是“中国模式”这一具有文化价值特征的概念流行于国际社会的原因。当然，这种“吸引力”或者“示范效应”仅仅是中国30年高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实体这一事实的一种客观影像，不存在任何的主观故意。首先，中国模式目前仍处于不断创新、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对其的认识、思考和总结更处于初始阶段，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和启示性有待进一步检验。选择适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关乎主权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我国几代领导人都在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进行着积极有益的探索，他们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的同时，也留下了需要认真总结的经验和尚待思考的问题。渐进式改革开放造就的中国发展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社
会经济成就，但这种成功还只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我们同时也付出了环境污染、发展不平衡等严重代价，中国政府还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模式的可持续性还需要经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进行等问题的检验。面对这种情况，不事张扬的中国人不可能把自己都认为尚不完全成熟的东西轻易示人。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条强调适应本国国情的新型发展道路，国际社会的关注既在于客观的示范效应，更由于中国政府不强加于人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在对“华盛顿模式”的推介与挫折的逆向思维中产生的。排除内容上的不同，“华盛顿模式”与“中国模式”走向国际社会的方法与道路，一个是经人推介的自主行为，一个是完全无意识的自觉行为。联想到两者的不同境遇，自然会使人质疑推介人在此所起到的作用与效果。同时，正如雷默所指出的，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发展路径。这或许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即中国模式自身的榜样作用对外界释放出无穷的吸引力，这里没有强制、没有威逼，有的只是可借鉴的发展理念和高速经济增长勾画出的美好前景。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和”文化的滋润下生根、发芽、成长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形成对中国道路的文化规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处理事务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更是普遍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和”文化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是始终把“和平”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这不仅铸造了源远流长的东方和平主义，其精神的发扬光大和现代运用也为今日和谐世界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指导。这包括“和”文化的思想理念和文化品格具有成为构造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性基础；所体现的主流道德规范具有成为世界共同行为规范的道德价值；以和平为目的、又以和平为主要方式的道德和价值观已经成为解决国际冲突的价值基础；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道路等等。总之，胡锦涛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最现实的作用就是规范着中国道路与模式的发展方向。
2．对道路与模式的示范效应应怀有平和与理性的心态。对于一种道路和模式而言，其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看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适应并促进的就是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而不论其性质如何。而且，成功的发展模式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说明其必然包含着一定的具有“普适性”及推广价值的有益要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效发展道路与模式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而且应该面向世界提供其可供借鉴的经验。 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单一状态的持续发展，如果这样，那么这种单一状态所产生的自我孤立和封闭就会成为其发展的桎梏。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是丰富多彩和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它的整体组合也并不是各种不同性质文明的简单堆砌，而是在相互竞争的抗衡、相互吸纳的交融中共同作用其车轮前进的。这个作用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是“元素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的结果”，每一种社会文明“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美国模式、欧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只要是适合本国国情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都因为作为人类的公共财富而具有被别人借鉴的积极意义。因此说，从某种思想的偏见出发，指责一种道路和模式“无自由”、“被XX党控制”、存在着“意识形态威胁”等说法，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痕迹。当然，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威胁”的撰文者未必承认这一点，也许他们从西方价值观出发十分真诚地担心“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未来前途的“危害”，而这种现象正像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顿批评的那样：政治意识形态在人民之间造成了深刻的敌意和不信任情绪。在他们的眼中，世界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另一方面是以西方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他们难以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东西，难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也不可能“换位思考”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这样，他们也就必然贬低与自己不同或者有差异的东西，在把自己看成是善良正直、爱好和平的布道者的同时，把别人看成是怀有野心、穷兵黩武者。显然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思维模式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因此，首先要抛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真正从国家的发展大局出发，将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模式作为人类社会的公共财富，大胆采取“拿来主义”，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以达到发展自身的目的。其次要解决好“自主”与“师从”的关系。“自主”就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发展模式选择的基础是本国的国情，实现发展的前提是国家主权的安全与秩序的稳定。在这个前提下，“自主”选择借鉴模式，“自主”对其进行适合国情的取舍，“自主”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与创新。在“师从”问题上要做到不“草木皆兵”，对不同性质的发展模式不视若畏虎，不由于“意识形态”性质不同而拒绝学习其优长；同时也要对各种形式的以“渗透和控制”为目的的发展模式推介给予高度的警惕，毕竟模式选择是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进行自主选择的过程，此过程应不以任何高效模式所有国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要警惕将包括社会性质、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观念等模式要素“打包”推行的做法，模式本身的示范效应绝不应成为推行强权的工具。
(责任编辑 鈜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