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竞争力是各国普遍关心的话题，它集中体现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续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财富创造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的起源。通过对古典经济学以前、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以后及现代国家竞争力理论五个阶段经典文献的回顾，梳理国家竞争力的理论起源及发展脉络，为研究国家竞争力奠定理论基础。不同学派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存在差异，但人才、科技、制度是公认的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有五个转变：竞争思维从单向到多维，竞争战略从经济竞争到发展竞争，竞争机制从“看不见的手”到“两只手”互相配合，竞争模式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竞争路径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
关键词：国家竞争力；经济学；竞争；经济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054-008
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现代概念，但竞争是一个古老且永恒的话题。无论是个体生命，还是人类种群，都是在竞争中诞生和成长。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围绕土地与资源的竞争已进行数千年，形成了今天的世界行政地图。目前，全球自然版图已基本划分完毕，虽然局部地区领土纠纷不断，但整体世界秩序趋于稳定。20世纪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贸易与繁荣削弱了大规模战争爆发的社会基础，国家竞争模式由零和博弈逐步转变为正和博弈。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营造国家竞争优势，提升国家竞争力，是各国普遍关心的话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可持续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对财富创造问题的研究正是经济学的起源。构建国家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要回顾经济学经典文献，对与国家竞争力相关的经典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古典学派以前对国家竞争力的认识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84）在研究国家起源问题时，沿用摩尔根的方法，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1]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竞争的主要形式由人与大自然的竞争逐渐转变为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
（一）从史前到西方世界崛起
在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存威胁。虽然部落或族群之间也会因为个人仇恨和争夺资源而发生一些争斗，但缺乏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人口和物资。这时的人类共同与自然展开竞争。正如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 Stavrianos，1979）所言：“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组织的实质是协作。从根本上来说，家庭和部落都是相互协作的团体，它们共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2]进入农业文明后，人类族群之间的竞争加剧。战争是国家竞争的主要形式。人口和粮食产量是农业文明时代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虽然游牧民族短期内曾战胜过农耕民族，但从长期看，农耕民族的竞争优势更明显，游牧民族最终都被农耕民族征服或同化。16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崛起，货币经济开始取代自然经济，具有统一经济体的民族国家成为主导。各国对财富的追求一方面加剧国家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对财富问题的研究。这时，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提出的原意为家庭管理的“经济学”扩展为研究整个国家或社会财富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诞生之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
（二）重商主义的国家竞争力：获得金银之能力
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国家占有财富的多寡，金银是财富的最佳形式。因此，一国要提高竞争力，就要通过各种方式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银。重商主义推崇贸易顺差，认为国内贸易不能增加国家金银总量，只有通过对外贸易换取外国金银，才能增加国内真实财富。在重商主义者看来，由于不可能所有国家在同一时间的出口都大于进口，因此一国获得财富必然以他国丧失财富为代价。这种零和博弈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为提高国家竞争力，重商主义者主张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主要措施包括：实行关税保护，对制成品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生育，人口众多不仅可以降低工资，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而且可以增加税源和兵源；扩充军备和殖民地扩张等。重商主义在商业快速增长时认识到了货币的重要性，但夸大金银的作用，错误地认为财富产生于流通领域。重商主义的贡献在于强调了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虽然没有认识到贸易是互惠的。它也改变了人们对商业的态度，促进了经济繁荣。
（三）重农主义的国家竞争力：农业生产力
重农主义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重商主义结束时期的法国。它否定了重商主义对财富的错误认识，强调生产而非交换是财富的源泉，但片面地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性的，国家竞争力取决于农业生产力。重农学派认为，虽然工业和贸易是有用的，但只是改变原材料的形态，只有农业生产剩余，提供纯产品。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Francois Quesnay，1767）指出：“只有农业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财富的来源，只有农业才能创立保卫财富所必需的武装力量。”[3]因此，国家是否强大取决于农业。他们将“自然秩序”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反对封建特权和政府管制，倡导自由放任，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古典经济学。但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工业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越发达，贸易越繁荣，重农主义的错误就越明显。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重农主义走向终结。
二、古典经济学的国家竞争力理论
古典学派始于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4]他们对财富这一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信奉经济自由主义，重视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主要从生产或供给角度研究财富问题，认为发达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是国家竞争力强的标志。
（一）对财富的重新认识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与重商主义者一样，古典学派也认为掌握大量财富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但是，重商主义者对财富“概念的混乱引导欧洲的政策走上一条彻头彻尾错误的道路”。[5]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6]古典学派拒绝了重商主义关于财富的错误认识，纠正了重农主义对财富的偏见，明确财富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产品。货币或金银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它们是交易的媒介，而不是真实财富。国家强大不在于占有金银多寡，而在于物质财富生产能力的高低。如果金银不投入生产领域刺激人们发展生产，新财富就不会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