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属于防御型现代化，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育低下，现代化启动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推行，政府作用在于动员、组织、执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面临着国内、国际的严峻局势，清政府被迫启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从对文化的导向作用、对管理体制的变革、对“商战”思想及民间资本和工商阶层的整合利用方面分析，清政府没有充分发挥早期现代化启动要素的动力作用，清政府的作用没有达到历史允许的可能高度，有时还阻碍着现代化的启动，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与顿挫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早期现代化;要素;动力;阻力;政府作用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133-03
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启动于内忧外患之际，由于接连遭致外力打击而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属于“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不同于“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性因素的自发孕育过程，中国早期现代化最初的目的在于应对挑战，御侮图强，具有明显的防御性特征，故又称防御型现代化。长期的闭关自守导致当时政府缺乏世界性视野，没有明确的现代化长远规划与阶段性目标，而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政府作用至关重要，作为自上而下推进的现代化，需要政府居于主导地位，承担起动员、组织、执行的历史使命，正确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窘境，协调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充分发掘传统资源的潜力，整合利用各种现代化要素的动力作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从而迈入现代化国家行列。从政府作用的视角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可以给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历史的启示。
一、政府、政府作用与现代化启动
（一）政府的含义
政府是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统治和管理工具，政府早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后就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了。这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政府”，而反映实体政府的“概念政府”则出现较晚。在中国，“王朝”、“朝廷”等是反映实体政府的术语;国外有“宫廷”、“内阁”、“行政”等。在西方历史中，公元前4世纪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使用了“政府权力”等概念，威廉斯、洛克、卢梭、密尔等先后对政府的含义进行过阐述，一般说来，广义的政府是指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包括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狭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的行政机关，有时指行政机关的核心部分，即内阁。本文指广义的政府。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与“国家”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交替或等同使用，虽然从学理上说，国家的含义比政府的含义更广泛，但相对于社会来说，政府与国家似乎具有同等意义，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因而本文对于国家与政府不作区分。
（二）政府作用与现代化启动
政府作用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在前现代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过程与生活方式简单，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有限，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政府社会管理的范围与方式也随之有了显著的变化与发展。
现代化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活动，现代化初期的社会动员、政治系统的稳定与开放、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都需要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来妥善管理。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的作用有经典论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701由此可见政府作用的重要影响。
政府作用在不同类型的现代化国家，在同一现代化国家的不同时期与阶段，发挥着强度与范围不同的作用。
1.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主要由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启动，政府作用在于保障早期现代化所需要的国内外环境。
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如英国、法国、美国），工商资本家、新贵族、技术人员、自由民等民间力量主导着现代化的启动，政府作用主要在于政策扶持、保障现代化所需的国内外环境，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在其现代化之初的海外殖民扩张与商业革命中，政府通过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如在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政府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扶植国内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垄断等措施对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进行政治及经济上的保护;大力支持本国商人与别国争夺贸易航道与贸易权、通过对外贸易公司在海外谋取商业利益等，保障现代化的启动。
2.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启动是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政府作用在于动员、组织与执行
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缺乏西方早发国家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科学革命等一系列现代性得以滋生的有利条件，也没有它们通过海外殖民与贸易积累的巨额财富作为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在后发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滞后，封建性的生产关系制掣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阻碍着现代化的启动。又由于后发国家市民社会发育低下，缺乏自发的民间组织与力量推进现代化的启动，所以只能由政府主导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组织起中央与地方的现代化力量，制定与执行现代化的目标与方案，化解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冲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的思想文化资源、有限的物质资源等现代化要素，推进现代化进程。
阿尔蒙德将国家看作一个政治体系，他认为：“从第一个实行现代化的国家——英国来看，革新创举大多来自社会和经济，政治体系起了一种推动作用，在欧洲大陆西部第二批发展的国家（譬如法国和德国）中，政治体系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后来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如苏联和日本，政治的作用往往占了主导地位。”[2]419
二、中国早期防御型现代化启动的要素分析：动力抑或阻力
（一）文化要素
传统儒家文化具有阻碍与推动现代化的双重效应，清政府在变革官学制度、借鉴西学方面缺乏主动性，没有充分发挥其动力作用，阻碍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
在现代化研究中，“文化”因其包含的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从而间接影响着现代化启动，然而其对实践的具体影响又受制于多种因素，如社会结构、教育结构、社会个体的选择偏好等，政府可以通过系列措施发挥强大的导向作用，改革相关机构，引导社会个体的选择偏好等，对本土文化进行取舍，对外来文化进行借鉴，从而抑制其阻碍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弘扬其促进现代化的动力功能。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居于正统主导地位，作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社会等级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历朝统治者的眷恋与强化，特别是宋代以后历朝政府重德性轻智性，使之成为秩序文化。儒家文化根植于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以“三纲五常”为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仁政、德治，提倡经世济国，历代统治者尊崇儒学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的专制统治，因其倡导的“君为臣刚、父为子刚、夫为妻刚”的等级秩序利于稳定家国一体的封建政治社会结构，同时这种臣服型文化造就了国人的依附性人格与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作为农业文明的产物，儒家文化一度被诸多学者认为是现代化的阻力，与现代化要求的个人自由、平等竞争、民主制度、法治环境等有明显的冲突。然而，同属儒学文化圈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又令学者们重新认识到儒学对现代化的历史功用，在“儒家资本主义模式”（或东亚现代化模式）的成功中，虽然西方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儒家文化功不可没。
辩证地分析儒家文化，可以发现除了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容外，它还具有与现代化相契合的重要方面。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可以激发民众的团结协作精神，增强现代化之初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从而有利于广泛的社会动员;自强不息精神与变易精神也可成为现代化的动力，促使民众利用后发优势，追赶现代化的先行者。《周易·系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系辞上》：“化而裁之谓之变。”“变而通之以尽利。”《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功业存于变。”这些流传千古的名言激励着历代改革家们积极进取，变革社会。
文化要素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或阻力作用，主要在于政府的导向作用。
纵观当时政府在早期现代化启动时的作用，没有怀疑传统儒学的有效性与主导地位，没有变革传统的皇权支持的官学制度，而是固守着其僵化的内容，竭力维护纲常名教，且在宣传西学、动员民众学习西学，建立新学制方面踌躇犹疑，步伐迟缓，阻碍着国人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例如虽然在1859年郭嵩焘就奏请设立通译学堂，1861年冯桂芳也强调学习语言的重要性，但这些建议直到1862年才付诸实施，这一年由总理衙门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3]160，但最初的目的仅在于培养翻译人员，李鸿章曾建议在考试中开设西学新科，但清政府没有采纳，恭亲王奕■上奏折建议应鼓励有名望的士大夫到同文馆学习新开西学科目，受到倭仁等保守派的攻击，清政府并没有大力支持与明确号召，总理衙门被迫放弃该计划，直到1887年，西学才被正式列入科举考试，而1905年才废除传统的科举制度。当时政府在对儒学的限制与取舍、对西学的输入与借鉴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权威性导向作用，不仅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也延缓了传统文化自身的现代化进程。
（二）管理要素
传统封建官僚管理体制（官营手工业管理体制）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机制与原则相冲突，导致效率与效益低下，限制了现代化机器的动力作用。
客观地来看，在管理方面，中国有着优秀的遗产，如现代化专家罗兹曼所说，中国有基于科层制之上的宏观与微观管理能力，有运用技术有效扩大生产的组织能力，还有着多样的文化价值作为支撑，然而，到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启动之时，由于政治系统的衰败，政府中守旧派基于自身阶层利益，借口“祖宗之法不可变”进行的反对与阻挠，以致改革派不能对当朝的管理体制进行广泛的变革，从而难以适应机器化大生产的要求，导致现代化机器不能有效发挥动力作用。
最初启动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即经济现代化，始于发展军用工业，继而民用工业及交通运输业。清政府是中国工业化的推动者，但并没有一个长远的、明晰的产业发展规划，没有设置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及制定管理规则，由地方督抚主办，造成了企业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由于延续旧式官僚制度与管理体制，即官营手工业管理制度（在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史上曾经发挥过进步作用），与现代化机器大生产的机制与原则相冲突，造成生产混乱，不能形成规模效应，生产潜力也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效率与效益低下且腐败盛行。缘于历代朝廷为防民变管制军械制造，所以军用企业都是官办性质，民用企业以官督商办为主，所谓官督商办，其实商股只负责盈亏，不敢过问其他，官府掌管决策权、检察权、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权等，“由官总其大纲”，所以与官办无异。例如江南制造局，管理者是以督办为首的一群官吏，对军器生产技术一窍不通，且任人唯亲，贪污成风，洋人操纵技术大权，与官僚勾结，对工人专制管理，有些洋匠借此招摇撞骗。江南制造局是早期洋务派的两大军工企业之一（另一为福州船政局），拥有较好的机械技术力量，但因为是官办，所以不能进行商品性生产，不能发挥生产力的应有水平。福州船政局的弊病也在于官办的企业体制，只能依赖清政府财政拨款，而不能依靠市场通过扩大再生产盈利;官僚人数过多，中饱私囊，洋人薪水过高，一度陷入财政危机。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在远东首屈一指，但负责管理的官僚不懂新技术，独断专行，忽视新兴商人力量，终至生产陷于停顿。
先进的生产力需要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其发展，即使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清政府也没有进行体制变革，而是沿袭旧体制、旧管理，试图把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纳入到封建生产关系之内，结果制掣了工业化的进程。
总之，清政府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然而缺乏主动性，没有变革封建性的生产关系以促进新式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建立起适应机器化大生产的整套管理体制，从而没有充分发挥现代化机器的动力作用。
（三）思想要素
“商战”思想与民间资本和工商阶层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动力资源，当时政府沿袭重农轻商的传统而没能及时、充分地进行整合，发挥其动力作用，因而阻碍了早期现代化启动。
因为对洋务派致力于军事工业及在经营管理中的官僚体制与垄断政策不满，一些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如马建忠、陈炽、郑观应提出了发展商业以实现民富国强的重商主义思想，特别是郑观应的“商战”思想尤为系统。19世纪70年代末，他在《盛世危言》中提出“商战”优于“兵战”，强调应把商业作为对付西人的首要武器，他认为西方把商业作为武器导致中国的贸易逆差，其危害比割地赔款更甚，所以政府应抛弃“崇本抑末”的传统观念与政策，大力保护与发展商务，因为“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4]2在郑观应看来，应当把商业看作首务，改变商务是末务的传统观念，因为商是中心，振兴商务才可自强，可是“商战”思想并没有得到当朝政府的重视。
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在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出现了新产品需求市场，国内市场也不断扩大，新的资本阶层买办也出现了，非常有利于政府利用这些资源发展工商业。
然而由于官督商办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民间私人资本阶层不敢投资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而政府对民办企业采取限制政策，使其投资和经营活动举步维艰，所以没能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对于现代化的动力作用。
直到1903年，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政府在“库储一空如洗”的困境中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奖励发展工商业的措施，宣布成立商部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商律，上谕宣称：“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5]27-28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动员、组织作用下，“重商言利”逐步取代了“崇本抑末”的传统价值观念，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度出现了高峰。
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出现的工商阶层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伴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他们的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要求有序的政治参与，表达本阶层的政治主张，变革传统政治体制，然而传统封建的政治系统无法整合、容纳现代化的新生力量，最终只能成为现代化的阻力。
三、结论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面临着诸多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强大中央政府，担负起现代化启动的历史重任，在变革的思想与态度方面积极主动，树立广阔的世界性视野，充分发掘自身潜在的优势，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的古老国家，政府更应当主动地应对挑战，进行广泛的现代化动员，变革传统的管理体制，整合有利的社会资源，担当起历史赋予的倡导者、组织者、执行者的角色，然而，清政府作用的防御性、保守性、有限性成为现代化启动的沉重羁绊，不仅没能充分整合、发挥现代化要素的动力作用，反而制造了诸多的阻力。
总之，清政府被迫启动了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从对文化的导向作用、管理体制的变革、对“商战”思想、民间资本与工商阶层的整合与利用方面分析，与日本政府相比，清政府没有充分发挥早期现代化要素的动力作用，政府自身作用也没有达到历史允许的可能高度，有时还成为现代化的阻力，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迟滞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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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二：第3编第1卷[M].光绪二十四年.
[5]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光绪二十九年三月.
收稿日期：2014-10-20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政府作用视角下的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10XWB02）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云凤（1970-），女，江苏丰县人，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社会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许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