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帝王之术。分析天下大事而决定事秦。起初为吕不韦舍人，后秦王拜李斯为客卿。后又因郑国事件，秦王乃下《逐客令》，李斯也是在所逐范围之内，因此，李斯作《谏逐客令》，后秦王撤销《逐客令》，恢复李斯官职，并授以廷尉之职，其后秦王多用李斯计谋。歼灭六国之后，实施“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政策。在文字上的措施便是“书同文字”，当时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一方面作为“书同文字”之后的标准规范字体；另一方面则也作为蒙学教材使用。
对于小篆的名称，则是据许慎《说文解字》而来，在秦代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尚不曾见到“小篆”的名称，由此可以理解小篆是汉代文字学兴起之后的称呼。至于为何称为小篆，大致以“书同文字”为分水岭，是前后文字的一种相对而言。自西周末年至秦，据记载是以籀文为标准，或称之为大篆，至秦李斯等若干人一起在籀文大篆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理、规范以及改造，以区别于先前所使用的文字，后人命其名为小篆。李斯是如何改造的？在高明先生《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将其概括为几点，一、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二、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中的位置；三、每字形旁固定，彼此不能代用；四、统一每字的书写笔画数。除此，小篆的形体特征表现在左右对称；形体稍长；内部空间距离相等等特点。而这几点也恰恰是小篆的特点，在现在所保存的《泰山刻石》、汉篆、以及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都可得到体现。
三、 “书同文”的纵横观
关于“书同文”其实是统治者对文字的一种整理规范行为，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及方便各地域沟通交流，它的实施则是在于确立“正字”。虽然在史籍上对于“书同文”没有明确的记载，但若是从“书同文”的行为、目的来看，自上古时期便已经开始。在崇拜英雄主义的上古社会中，往往把一项创造归功于某一个人，对于文字的发明则归功于仓颉，然而，苟子早就对此问题作出解释“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殊不知文字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约定俗成的过程。以此推论，仓颉应该是对文字的整理、规范做出过重大贡献。到了西周末年周宣王的史官籀作字书《史籀篇》十五篇，作为当时的蒙学教材，同时也是规范文字的一种行为。甚至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中对“书同文”有过阐述：“子日：敢作礼乐焉，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虽然对此历史上有不同的诠释，但是整体可以看出对“书同文”的一种思想观念。对“书同文”做的比较彻底的则是秦始皇。春秋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状大大不利于秦王朝的统治，随之“罢黜不与秦文合者”，而进行对文字的统一。“书同文”得以顺利执行，一方面来自于秦王朝雷厉风行的实施和严酷刑法；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当时人们对统一的渴望。“书同文字”其植根于自春秋战国以来，秦国一直延续着“正体”的文字发展脉络，同时也是整个社会大势所趋的结果。秦代对文字的统一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论是对政治、文化还是文字本身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小篆却并非为李斯所创造。
四、巡游遗存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宣扬自己的功德，同时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统治，开始全国巡游，并于多地留下了石刻文字和他的足迹。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二十八年（前21 9）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并立石于其上，是为《峄山刻石》。目前原石已不存在，现在所看到的《峄山刻石》据传为徐铉摹勒，郑文宝重刻于西安；同年遂上泰山封禅，并立石，是为《泰山刻石》，原石于乾隆年间受火厄，目前尚有部分拓片留存，至今有二世诏书九字存于泰山岱庙之中；又徙于琅琊台下，并立石为《琅琊刻石》；传世仅存北面补刻的残文十三行拓本。始皇二十九年（前218）东游博浪沙，后登之罘，并立石为《之罘刻石》，现仅见久已失真的《汝帖》本十三字；同时又刻石于东观。始皇三十二年（前215）于碣石，使燕人卢生求仙人而刻石于碣石。《东观刻石》与《碣石刻石》均未流传。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出游，左丞相李斯随从，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刻石于此，《会稽刻石》原石久佚，后又翻刻数本。同年七月，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时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废太子扶苏，立少子胡亥，是为二世皇帝。二世皇帝继位之后，又依始皇帝路线巡游，并于一些刻石之后刻二世诏书，以颂其德。
从目前所存留的部分小篆作品可以看出秦朝时期的文字书写风格。在当时，李斯参与了文字以及巡游的过程，作为皇帝的随从且又擅长书写，所以据传，部分刻石皆为李斯书丹是有其依据。但从前所存留的实物来看，有一部分为翻刻，如《峄山刻石》、《之罘刻石》以及《会稽刻石》，与《泰山刻石》以及《琅琊刻石》的风格迥然不同，从这几种实物、拓片的流传来看，似乎《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更能代表秦朝的篆书。以上这些刻石基本上都是秦代“书同文”之后所使用“正体”（整理、规范之后的文字）。但从目前所遗存下的实物中可以发现，除“正体”之外，尚有其他文字的书写存在，或存在的形式不同，如秦权诏铭、砖瓦、简牍文字。或字体的形体不同，或用途不同。如在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记载的“秦书八体”。或许可以将这些字称之为“俗写”。
五、秦书八体
对于许慎《说文解字·序》中所记载的“秦书八体”的研究，就目前来说还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我们只能依据出土文物和古文献的记载进行论述说明。据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讲“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日大篆，二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虫书，五日摹印，六日署书，七日殳书，八日隶书。”假如按照许慎的说法，在秦代这几种书体已经开始使用，那么他们与“书同文”之后的小篆是什么关系，以及他们的用途何在？这是我们需要说明的。第一、大篆或称之为籀文，为区别于小篆而命名，籀文是西周宣王时期史官籀所书《史籀篇》十五篇使用的文字，目的在于对文字的整理和作为蒙学教材。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坐落于周原地带，故其受西周文字影响比较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周文字，此观点在王国维先生《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中有详细论述，目前多依此观点。但从目前学术界来说，不论是东周时期的秦国还是其他几个国家，秦代“书同文”之后，有了小篆，后世学者多将先秦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大篆，而以秦篆形体为基础的字体称之为小篆；第二、小篆，《汉书·艺文志》中称之为秦篆，为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所施行的标准正体，以《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字书为代表。研究小篆多依据于秦代刻石和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录小篆9353个，《说文解字》在内容、形体上虽然也有出入，但是对研究篆书不失为良好的桥梁；第三、刻符主要用于铸刻或书写信符所用的字体，目前所发现的秦刻符有三件，《杜虎符》《新郭虎符》据考证是制作于秦代统一六国以前，《阳陵虎符》作于秦代，风格基本一致，所使用的字体为篆书；第四、虫书，这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书体，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多用此种文字，但是从目前所发现的实物中，尚未有秦代虫书的发现，对此许慎将虫书归为“秦书八体”是否能够成立？但是到了汉代确实有此类文字出现，另外到了新莽时，将其更名为“新莽六书”中的鸟虫书；第五、摹印，这种文字主要用于玺印之上，一般是在原有文字（篆书）的基础之上加以对文字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个过程被称之为印化。在印化的过程中，为了使印文在玺印中的布局得到合理的搭配，起到美观的作用，不惜破坏原来文字的形体。从现在所发现的实物来说，秦代前后的作品区分并不明显，字形与构字原理与小篆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渊源。至王莽时将其更名为缪篆；第六、署书，是根据用途而命其名，一般来说署书的作用有二，一是为书函题签，二是官署匾牌题字。第一种也就是现在说的题书签头，第二种讲的是题匾额时所使用的书体；第七、殳书，殳是古代礼仪所用兵器的一种，因此，这一种书体主要用于兵器之上。第八、隶书，隶书的命名起源于汉代，相传为程邈所创。对于隶书，以前我们常常认为盛行于汉代，从出土文物来看，隶书的起源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秦代统一文字之后，小篆作为标准书体应用，而隶书则可理解为俗体。因为隶书对篆书起到辅佐的作用，故又称之为佐书。至于隶书的起源、形成以及地位，我们将在以后进行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对于秦代文字的写照，首先是整个社会文化所趋，其次是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对于秦代“书同文”，则是在秦代政治需求下对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另外，作为小篆可以理解为秦代所使用的正体，除此之外，又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书体，可以被理解为俗体，他们或是因为载体不同，或是用途不同。但不论如何，小篆作为古文字阶段的最后一种，对它的研究我们应给予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