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鲁褒在其《钱神论》中对钱币的表述，阐释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以来，大众与钱币的关系。钱币是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频繁摸到、想到的物件之一，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频繁，才使人们忽略了钱币对自己影响的潜移默化，及其暗含的艺术价值。
其实，中国古钱币发展以来所采用的材质之多、数量之大、币形之丰富都已堪称世界之最，而古钱币上的书法更被考古学家誉为“微型字碑”。这些书法风格或古朴遒劲，或粗犷豪放，都传达着书法名家的个性特征，甚至透露出了不同时代所流行的美学信息。探寻中国古钱币上的书法艺术，对我们追本溯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小篆——化繁为简，圆起圆收
中国最早的金属货币出现在商周时期，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钱币上已经出现简单文字，形体采用的是古朴苍劲的大篆。此时的钱币是方孔圆形的形状，传达出了人们天地方圆的宇宙观念。
所谓大篆，是一种先秦文体，根据《汉书·艺文志》《说文解字》等书籍记载，大篆即“籀文”。在西周时期，周宣王曾命史官编写《史籀篇》，是教儿童读书写字的文章。这种文体讲究装饰意味，特点是字画复杂，线条精细，审美理念趋向华丽[1]。而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实行“书同文”政策后，钱币上的文字出现了第一次统一而大型的修改，开始采用标准字体。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文字，过程中‘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由此可知，小篆是从古字大篆中演化而来的，经历了省减、改造的过程，是李斯奉秦始皇之命制作。
相传秦朝所铸造的这种统一钱币上的“半两”二字为李斯所创，布局严谨，钱文凸起，相较过去的字体少了复杂雍容、华丽修饰之气，而多了些许刚健端庄。传说尚值得考证，但能看到的是，此后的小篆确实清新古雅得多。首先是线条粗细相等，笔势绵长而颇具张力，字体结构又透露着秩序和谐的美感[2]。
這种字体风格与当时的文化背景不无联系。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局面动荡，秦统一六国以后设立了一系列诸如兴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等决策，在文化方面亟需从以往包括秦国在内的七国之中抽丝剥茧，创造出形体统一、顺应新政权的崭新字体，小篆便应运而生。
到了西汉时期，王莽进行了四次货币改革。先是罢用汉初的五铢钱、契刀、错刀；然后因为大钱太重，小钱使用不便而推行了五种材质、二十八个面值的币种[3]，随着政策不断变化，铸币的技术也进一步提高，解决了精密性的问题。而这时，铸币开始采用悬针篆字体。这种字体的特点在于竖笔的下端出现了锋芒，犹如悬挂着的针尖一般，是以南朝宋王愔在《文字志》中形容：“悬针，小篆体也，字必垂画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
悬针篆突出表现在第二次币改的大布黄千和第四次币改的货布当中，而这种钱文字体的变化并非空穴来风。新莽时期的四次币制改革从总体上改变了以往钱币风格丰满笃实的特点，加上铸工更为精湛，货币的宽度愈发精致细微，只有书体纤细、出锋挺拔的悬针篆能够铸在其上。这其实也是钱文上的书体从应用走向艺术的一种尝试。
到了南北朝时期，古币钱文上的字体又出现了多样化，最出彩的有韭叶篆，字如其名，这种篆体笔画曲折，起笔尖，住笔锋。而北周钱币中采用的“玉箸”篆体，则端庄均匀，形体如筋，被视为六朝钱币之冠，对后世钱币影响颇深。
李斯的字在秦代是一流的。他还有一套书法理论，他在谈到用笔的方法时说：写字，用笔要急速回转，折画要快，像苍鹰俯冲盘旋一样。收笔好比游鱼得水，运笔就像景山行云，笔画的轻重、舒卷，自然一体，大方美观。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翔灵动之势。书法造诣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的人皆难入其境，成为后世临摹学书之佳。
二.隶书——轻重顿挫，方便快捷
相传从篆书到隶书的变革，是秦代程邈所为。隶书打破了篆书在形体上屈曲回环的结构，被蔡邕称为“删古立隶文”，也成为了新的古币钱文。由此可知，两种书法的过渡并非只是形体结构的变化这么简单，还牵涉到许多文化的原因。
其实，篆书演变为隶书是古今文字的转折点。小篆来源于大篆，虽然简化了许多，但其本质仍是以象形线条作为标示。而进入到隶书阶段，它打破了象形字体的基本结构，开创出文字笔画的格局，进一步加强了文字的符号性。
就书法本身而言，篆书的书写横竖同宽，隶书却增添了许多轻重顿挫的笔锋转折，在书写时加强了提按的动作，笔画也有了粗细的变化，增加了美感。
而隶书首次出现在古币上，还是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有史书《旧唐书·食杂志》明确记载：“开元通宝之文，欧阳询制词，其字含八分及隶书”。即当时所铸的“开元通宝”钱，币形仍是方孔圆钱，钱文是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字体结构劲健含蓄，字形古朴美观，给人一种稳重典雅的感觉。
如果进一步对篆书和隶书的转变进行释读，可以发现，隶书从诞生到被铸造在古币上经历了百年时间。这段时间以来，或许钱币以外的人间俗世已经兴起了隶书之风，甚至有取代篆书之势，所以才有了更改古币钱文的做法。
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看确实如此，秦篆在后期逐渐式微，原因在于小篆字体无论是字形、体势或是线条都太过于讲究，书写起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4]。这种篆法苛刻、书写不便的问题，使得秦朝官方在写昭文之时也采用了流畅的字体，更不用说普通民间。因此简化后的隶书，其符号性更契合时代需要，解决了书写上的问题。
而社会风气的变化，也推动了古币上钱文的改变。秦国地处西陲，长期与西戎等民族为邻，从秦襄公开始便征战不断，养成了秦民尚武的性格和豪迈的斗志。这从《诗经·秦风》中就能看出端倪。例如《无衣》诗曰：“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种特性使得上级在推动“书同文”政策时，也贯彻一种庄重正式的文体。而到隶书盛行之时，中原已太平多年，春秋六国那种拔剑弩张的氛围不复存在，生活习惯和文化选择自然随性许多。
因此古币上钱文的变化，不过是时也势也。
三.草书——飘逸如活，极具观赏
唐朝开放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代，达到了古币创作发展的巅峰。例如在币形上，既流行过小平折的钱币，也流通过大钱。除此之外，宋代的钱文大小、钱文内容、钱文位置、钱身厚薄等都有不同，并且每换一次年号就铸造一次新币，因此宋代的币版特别丰富。
草书形成于西汉时期，有狂草、章草等类型，特点在于笔画勾连，注重情感的宣泄和表现性，能传达出书写者的状态和情趣。这种字体的观赏性极高，但相应的实用性则弱了一些，所以在古币上比较少见，而“淳化元宝”“至道元宝”则是其中的精品。两者是宋太宗在“淳化”“至道”年间所造，又亲自题写了钱文，开创了“御书钱”的先河，而宋真宗、宋徽宗等也有多种这样的御书钱。
除了御书钱，宋代还流行一种“对钱”。所谓对钱，即同一种年号名称的两枚钱，它们的大小、材质、薄厚、穿孔等细节完全一样，只是上面的钱文采用的书法不同，有隶书与篆书对、行书与篆书对等，形式多样。“淳化元宝”和“至道元宝”就是宋太宗用草书、行书和楷书三种字体写成[5]。这种古币的出现与宋代的对称审美不无关系。
宋代古幣上的钱文还对过去的字体进行了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宋徽宗赵佶。他继位甚早，成为皇帝以后仍喜爱书法绘画。他自创了一种“玉划银勾”瘦金体。据《书史会录》记载：“宋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逑，初学薛稷，变起法度，自号瘦金书”。这种字体也被铸造在了古币之上，宋徽宗就亲自写过“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
此外，北宋还有一种九叠篆的“皇宋通宝”钱。九叠篆原本是用于印章镌刻，在宋元时期也用在了钱文上。“九叠”并非确数，视笔画的繁简程度可以有五叠、六叠，甚至九叠、十叠。“皇宋通宝”钱是唯一一例将九叠篆用于钱文的古币。
在钱币史上，两宋将钱文和书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使得两宋的钱文精美、版式丰富达到了历史之最。两宋的钱文文体也并非只有草书，还开创了草书用于钱文书写的先河，成就了精品。所以清代古钱币学家翁树培说：“北宋钱字体不同，而模范特精、笔画飞动、飘逸如活……然也因其书法，实各臻其妙，是以作范者能传之”[6]。
而古币钱文的书法艺术在宋代能够发展大观，与其厚实的文化土壤不无关系。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宋朝的经济文化各方面并未与唐朝产生断裂，甚至在其基础上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和腾飞，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先是“坊制”突破、集镇兴起，随后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完成，产生了大批书画名士和文学大家。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有益于不同币版的古币推行。
四.行书、楷书——字迹工稳，实用性强
行书似乎没有硬性的标准，它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中间的一种文体，作为书写效率较低的楷书和难以识别的草书之间的过渡。这种字体大约产生于西汉末期，在东晋时就已经作为钱文出现在古币上，称“太元货泉”，这或许是行书最早应用在古币上的范例。
但最著名的以行书作为钱文的古币，应该还是宋哲宗元祐年间所制的“元祐通宝”。这种钱文采用了行书和篆书，相传是名士苏轼所写。字体苍劲豪放，撇中有飘逸之悠，折处又有缚肋之锋，一种与苏轼那洞明世事却旷达超脱的处世态度极为相似的气魄跃于字里行间。
虽然后人亦有猜测，苏东坡曾因文字谤君的罪名被捕，出狱之后又被贬职，绝无机会书写古币上的钱文，也有人推算出他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能书写钱文，正是因为后来被捕被贬，才导致该币版被停铸销毁[7]。过去的种种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我们仍能透过这枚难得的孤品推测出宋代的书画名士，乃至皇帝为古币书写钱文是常事，行书也在这一时期成为应用较多的古币钱字。
相较于过去的钱文，楷书是最容易辨认、实用性最强的一种文体。它由隶书转化而来，省却了其中的一些笔势，横平竖直，符号性强而又简洁易懂。楷书流行于魏晋乃至唐代，魏太傅钟繇被称为开派宗师。
最早使用楷书作为钱文是在唐高宗乾封元年间所铸的“乾封泉宝”，也是唐代第一枚年号钱。虽然其被使用的时间不长，但铸造工艺十分精美，字体清秀，气均力匀，起笔轻盈，收笔沉着，极有舒展大气之味。而楷书钱文流行起来仍是在宋代的宋徽宗时期，皇帝赵佶自创的“大观通宝”，字体秀丽，运笔挺拔，单是钱上“大”字的一捺就充满飘逸之感。彼时的古币已经极具观赏性，大小适中、字迹清晰，字体和钱币形状已经富有美感。后来宋徽宗还写过“崇宁通宝”和“宣和通宝”，字迹上又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综合来看，宋代是各种风格的古币大发展时期，无论是篆书、隶书、草书、行书还是楷书的钱文都得到了极致的运用，并且版式之多、数量之大、推行之广已超过了数百种。这与两宋时期政治经济繁荣发展的状况是相应的，也离不开朝廷涌现的多位大书法家献技，这种重视和推广也为纸币的出现创造了基础条件。
但宋代一过，古币之后的钱文发展却愈发显得后劲不足起来。元代仍用楷书铸造过钱币，是朱元璋时期的“大中通宝”，文体尚端庄。这是因为元末社会动乱，经济体被破坏，纸币无法流通，各地才又恢复了使用铜币。
而明清时期的铜币就更偏向于楷书钱字，如“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但当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钱币政策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例如钱币上出现了满文或满汉合璧的形式，而书法也不再是书法大家展示才华的媒体，变成了统治的工具，并且铸钱管理更为严苛，引入了机器制造，更加一体化、标准化。虽然也不乏精品，清代“咸丰重宝”就是画家戴醇士所书，还有背面满文、正面“光绪重宝”四个字的铜钱，暗花精致、铜质细腻，但总体而言，铸钱方法由机器铸造取代手工铸造的转变，也意味着圆形方孔钱的结束[8]。
钱币上的书法不说承载了悠悠书法史上的艺术兴衰，却也能见微知著。它与时代内核紧密相连，总体上是由繁入简、由观赏性向实用性过渡的过程。如此看来，钱币虽小巧，放在手里不过几十毫米，却讲述了不同时代当下的文化风貌、民间喜好和艺术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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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峰.钱币文字书法史的另一种视角——两宋御书钱币文字管窥[J].中国书法，2018（0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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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泽.中国古币书法研究[D].山西師范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