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作为鸠山外交理论基础的“友爱”思想，其中包括他的人本主义、“自立与共生”和区域一体化思想；然后，从“脱美入亚”的角度，通过对鸠山主张“对等”的日美关系、重视与亚洲国家关系和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分析，对他“友爱外交”的特点进行了论述；最后对鸠山“友爱外交”进行了评价，即，指出了它短期视野的局限性和长期视野的合理因素。
关键词友爱外交对等脱美入亚
东亚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3-0018-23
鸠山由纪夫上台以来，表现了与自民党政权不同的外交姿势，特别是他主张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强调重视亚洲对日本外交的重要性以及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引起了美国的不安及亚洲和世界的关注。本文旨在以“友爱外交”为主线，分析、评价鸠山外交的理论基础和他的带有“脱美入亚”倾向的外交政策调整及其“东亚共同体”构想。
一、鸠山“友爱外交”的理论基础
鸠山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家的“友爱论”，然后建立了他自己的“友爱”思想，从而构成了他“友爱外交”的理论基础。
首先，作为鸠山“友爱外交”理论基础的“友爱”思想，其主要来源是奥地利政治学家古德诺夫·卡莱吉(Coudenhov Kalergi)的“友爱论”。“友爱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主张建立“友爱”社会和倡导“泛欧主义”等三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主要建立在卡莱吉对资本主义和全体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卡莱吉认为，“自由”是人的尊严的基础和人的最高价值，资本主义容易产生深刻的社会不平等，特别是对自由的放任会导致法西斯主义，而一味地过度追求平等却容易倒向苏联式全体主义，其结果是无视人的尊严并把本来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实现政治经济目的的手段；二是建立“友爱”社会。卡莱吉认为，人类需要一种理念来制衡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侵犯，这种理念就是“友爱”。他说：“如果没有友爱，自由就会招致无政府的混乱，平等就会带来暴政”，所以他主张通过“友爱革命”建立以“友爱”为基础的社会；三是“泛欧主义”。1923年，卡莱吉出版了《泛欧罗巴》一书，并积极地投入和领导泛欧运动，当时，泛欧运动曾得到德法两国支持，两国政府还磋商过“欧洲联邦秩序”构想。可以说，卡莱吉是“泛欧主义”的先驱。
其次，受卡莱吉的影响，鸠山由纪夫的“友爱”思想主要包括人本主义、“自立与共生”和地方分权主义等三项内容：
一是对“人”的人本主义关怀，这是鸠山“友爱”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自由容易使人类陷入弱肉强食的境地，而平等则会造成“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恶性平均主义，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克服这些矛盾的有效方法是提倡“友爱”；二是“自立与共生”精神，这是鸠山对卡莱吉“友爱”思想的进一步发挥，鸠山认为人是具有多样个性的，是不可以替换的，人的这个特性就是‘个性的自立’，而“自立与共生”就是“友爱”思想的现代意义，就是人的进取精神与合作精神；三是地方分权主义，这是鸠山“友爱”思想在国内政治领域的实践，在1996年民主党的“立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我们以建立‘友爱’的社会基础为己任”，这种社会是以“自立与共生”原则为基础的，能够发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共生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分权主义，这是日本民主党的最大政策目标。
二、鸠山“友爱外交”的主要特点
鸠山的“友爱外交”是他的“友爱”思想在外交领域的表现，主要是指日本与不同价值观国家间的“自立与共生”，是鸠山内阁的外交政策理念。
首先，鸠山的“友爱外交”是以追求与美国的“对等”关系为特点的，主要表现在他对美国的批判、普天间基地搬迁、印度洋燃料补充和调查核密约等问题上的“自立倾向”。
鸠山一上台就发表了“反美”论文，从“友爱”思想的角度批评美式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不符合“友爱”精神。例如，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各国的经济秩序是经过长年形成的，是各国传统、习惯、国民生活实态的反映，其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具有多样性特点，而美国推行的全球主义却无视了这些经济以外的价值、环境和资源制约，对小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甚至破坏了这些国家的传统产业。鸠山以日本为例认为：小泉的“美式”改革造成了日本少有的贫富两极分化，破坏了日本的国民经济，破坏了日本人传统的社会生活。鸠山还断言：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令全球从单极世界迈向多极时代的开始，“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时代将要结束”。
鸠山还在安保领域与美国讨价还价，谋求“对等”和以“友爱”精神为基础的自立地位。他虽然表示要继续承认《日美安保条约》，认为它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基石”，但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却与美国进行博弈。民主党在2008年制定的政纲中，就明确提出了普天间机场应该迁出冲绳以外的主张。2009年的选举承诺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这个问题，但后来的事实证明，2008年政纲作为民主党的政策基础仍然有效。现在，民主党因“为民请愿”要求美国表现出“友爱”精神迁出这个基地，因此，造成了日本与美国处于僵持状态，严重影响了日美关系。现在，鸠山内阁的战术是“拖延”，尽量把“搬”还是“不搬”的明确答复拖到5月以后，越临近选举越好，但拖延战术引起了美国对鸠山内阁的不信任。
除了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之外，鸠山上台以后，日美之间在印度洋补充燃料问题和追查核密约问题上也发生了摩擦。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停止了在印度洋的补充燃料活动，尽管日本答应在民生方面支援阿富汗，但还是引起了美国的不满。而核密约的真相被曝光之后，则不但引起了人们对日本无核政策的怀疑，还引起了日本国内围绕“核威慑”的讨论，今后，该问题势必成为考验日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鸠山的“友爱外交”同时还有“入亚”倾向，其核心就是继续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对于鸠山来说追求与美国的“对等”关系，必须改善对华关系，这是他所谓“脱美入亚”的重要一环，概括起来说，鸠山在对华政策上的积极态度可以从他的对华政策理念和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鸠山的对华政策理念是“友爱”思想，这是他不同于以往内阁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关键点。鸠山由纪夫对自民党的安倍晋三、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所推崇的旨在加强与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关系的所谓“价值观外交”表示了反感。鸠山上台以后，从“友爱外交”的角度提出了与朝鲜、中国等与日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共生”的主张。特别是关于对华关系，鸠山认为：“友爱”思维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说：“今后的中日关系应该以友爱精神为基础克服双方的分歧，推进两国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为进一步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努力”。
另一方面，鸠山的“友爱”思想还具体体现在他对中日关系的三个敏感问题的看法上。一是历史问题，鸠山的历史观比较端正，他对日本首相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
神社行为进行了批判，并多次表示他不参拜靖国神社，主张把甲级战犯的牌位从神社分离出去，建造一个国立的追悼设施。二是领土(领海)问题，鸠山关于领土(领海)问题的看法比较冷静，特别是关于东海划界问题，他主张应该在不影响中日两国互信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应该共同开发，把东海变成‘友爱之海”。三是台湾问题，鸠山关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一直比较慎重，早就表示过不希望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当然也不希望大陆用武力进攻台湾的态度，他还说过：“民主党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即，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单方面的独立也不支持单方面的压力”。2009年9月21日，鸠山在美国再次对胡锦涛说：“关于台湾问题，日本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
第三，鸠山的“友爱外交”还表现在他从区域主义和一体化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构想方面。他说：“我们重视人的尊严，追求和平与自由给全世界带来的好处。我们要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持久普遍的经济社会合作与安全保障制度的确立而努力。”概括起来说，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这个构想包含了东亚国家将来建立从经济到安保的广阔范围的互信合作意图。鸠山认为：经济增长充满活力、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的东亚地区，作为日本的基本生存空问，必须促进这一地区的稳定、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另外，他还认为，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民族主义开始左右各国家的政策，因此，探索在新国际合作的框架中克服民族主义，建立“友爱”世界的方法，“研究创造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规则的道路，构建东亚地区的永久安全框架很有必要”。
二是这个构想作为一个亚洲版的欧洲联盟具有排除“非亚洲”因素的特点。比如，鸠山认为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不应简单地加强原有的IMF和世界银行体制，而是要把视野放在将来建立亚洲共同货币上来，显然，他是受到了“欧元”的影响。鸠山当然知道亚洲共同货币的实现至少需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如果是政治上的统合还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他说：我们面临的世界混乱和不透明、不稳定状况越是深刻，就越需要有更高更远的目标，以此引导国民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三是这个构想带有日本掌握亚洲主导权的意思。这一点可以从其区域范围的广泛性上看出。鸠山版“东亚共同体”包括东盟十国加中日韩，再加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就是所谓的“10+6”。其实，“10+6”模式是小泉内阁时提出的，当时小泉内阁是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的，小泉认为，如果“东亚共同体”包括了更多的亲美国家，就可以既减少美国的反对又增加了共同体内牵制中国的力量，从而达到保持日本主导权的目的，至少可以在将来维持日本与中国共同发挥作用的态势，鸠山吸纳了小泉构想的这一重要因素。
三、对鸠山“友爱外交”的评价
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鸠山的“友爱外交”显然与他的理论来源“友爱”思想一样，都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因此从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析他的“友爱外交”，必然有其局限性，当然，同时他的“理想”中也不乏合理的因素。
关于鸠山“友爱外交”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脱美”不具有现实性。尽管如上所述鸠山发表论文批评了美国，但是只要美国不肯自动退出亚洲，那么任何“脱美”言论都将难以付诸实施。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迈克·望月指出的那样：虽然鸠山追求“对等”的日美关系，但是从国力和影响力来看，日本目前不可能与美国“对等”。比如，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美国就坚决反对这个机场迁出冲绳，并要求日本民主党政权遵守两国之间的协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已经放出重话：如果日本不遵守日美协议，美国将很难承担保护日本和维护东亚安全的义务。马伦的话显然带有威胁的味道，但如果鸠山一味硬顶美国的压力，日美关系将受到严峻考验。实际上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鸠山之所以采取“拖延战术”，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不想加剧日美之间的“安保摩擦”。所以，鸠山的政策与其说是“脱美”，不如说是“自立”；与其说是“自立”，不如说是“对等”，然而，追求“对等”之路似乎还很遥远。
其次，“入亚”尚需时日。国外有媒体鉴于鸠山的一些“亲华”、“反美”言论，开始担心上台后的鸠山推动“入亚”的结果可能导致中日两国最终缔结同盟关系，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作为世界第2和第3大经济实体，如果结成同盟关系的话，一定是世界最强大的同盟，那将震撼世界。但是，笔者认为，问题在于目前中日两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让世界“震撼”的互信程度，相反的是，鸠山上台后一边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一边却批准了热比娅再次窜访日本，这说明了他并不想放弃牵制中国的所有“外交牌”。正像国外有的媒体评论的那样：“日本新政权企图与亚洲的主导国家中国共享领导权”，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亚洲的天上不需要两个太阳，而日本是正在落山的太阳”，日本不愿意看到中国这个太阳冉冉升起。因此，在民主党中也有不少警惕中国军力增强的声音。2010年，日本新的防卫大纲撰写也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背景。由此可见，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法德两国建立了煤钢联盟，在深层次上改善了两国的关系，但是中日两国之间离这一步还很远”，特别是两国之间建立“友爱”关系尚需时间。所以，日本要想真正“人亚”，要等中日关系实现真正的“正常化”以后，即，建立了真正的互信之后。鸠山内阁以及民主党政权，以及今后的任何政权，都必须努力与中国一道建立两国之间的这种互信。
第三，“东亚共同体”构想尚无共识。至少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范围，不但中日之间和美日之间没有共识，就连东盟国家内部也未达成共识。比如，东盟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关键因素，无论是“10+3”模式还是“10+6”模式，东盟都是中日两国联合的对象，但是，东盟国家其实并没有在共同体的范围问题上达成共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创者”之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曾表示：“澳大利亚、新西兰应该排除在外，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欧洲人的国家，他们的政策与欧洲各国的政策相同，他们的心不在亚洲”；而新加坡却主张“东亚共同体”应该是开放性的，甚至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去年10月7日出访日本时强调：“我认为美国将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在亚太区域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而且我们也相信这对本区域许多国家的利益而言将起到建设性作用。”另外，在共同体的内涵、步骤和目标等方面各国也没有形成共识，可见，在东亚建立共同体，还需要区域内各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形成共识。
第四，日本国内政治尚须尘埃落定。对于长年受自民党“向美一边倒”政策影响的日本人来说，“脱美入亚”，甚至搞一个排斥美国的亚洲版欧盟，至少日本人本身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比如，《产经新闻》就明确指出：日本在亚洲外交中发挥主导力的前提是通过同盟关系与美国进行战略合作来实现的。另外，今年7月份的参议院选举前后日本政局仍有流动性，即便“友爱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有推行的可能性，也要等到日本政局尘埃落定以后，至少在日本政界“重组”完成之后才能具体展开。
关于鸠山“友爱外交”的合理因素，简单地说，作为现在日本行政的最高决策机构鸠山内阁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础，“友爱外交”并不是鸠山一个人的构想，它至少反映了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日本一部分人的亚洲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纠正自民党内阁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的片面性方面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观察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过程中，“友爱外交”还可以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参考项，因为鸠山是在“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共鸣外交”等构想半途而废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个日本外交的美好愿景的。对于这种愿景，只要鸠山继续执政，他无疑会在民主党和舆论的互动中继续推行下去，如果鸠山不能继续执政，那么，“友爱外交”作为新世纪日本外交调整过程中重重的一笔，无论对于我们分析日本未来的外交走向还是构想亚洲合作的前景，特别是预测中美日关系的格局演变都具有启示意义。
事实上，鸠山也不是没有认识到他的“友爱外交”的现实局限性，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所有伟大的历史事件，都是由空想开始以现实而终结的。一个想法，是停留在空想还是成为现实，这取决于相信他的人的数量和行动力”。这话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而我们所关心的是日本在调整其对外战略的同时能否充分吸取战前的教训，能否充分考虑战后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变动，能否避免任何牵制性、排他性和自私性的构想。反过来说也就是，日本只有与各国之间建立互信，明确协调开放的原则，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才能把长远目标与短期努力结合起来，把“空想”变成现实。可以说，“脱美人亚”和“东亚共同体”都反映了日本外交的未来走向，在这方面，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区别并不在于最终目标有什么不同，而在于民主党较自民党提前开启了这一进程，鸠山“友爱外交”的意义还在于它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理论和价值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