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外交哲学演进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以革命哲学为主导的阶段，改革开放后30多年以平等哲学为主导的阶段，以及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引领哲学的价值指引更为突出的新时代。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它起始于“一边倒”方针，中间经过万隆会议、中苏大论战以及“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探索，最终使中国找到了新的独立身份。平等外交哲学既受毛泽东时代革命哲学探索的启迪，同时也是在批判革命哲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强调国家间一律平等的工具价值服务于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目的性价值，成功推动了中国国内发展，并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深度参与者。引领外交哲学萌生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阶段，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得到凸显。它强调中国在外交上的引领者和塑造者角色，与平等哲学和革命哲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的外交哲学内涵，中国有望在此哲学价值指引下走向一个新的大外交时代。
【关键词】 中国外交70年 外交哲学 革命哲学 平等哲学 引领哲学
【作者简介】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钱端升讲座教授（北京 邮编：100088）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9）05-0033-21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905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哲学经历了“革命哲学”“平等哲学”和“引领哲学”的演进过程，这些哲学理念所包含的价值取向对中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外交实践都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三大外交哲学演进中所包含的大国意识、理想主义、立足自身以及认知偏差等值得我们今天总结和反思。考察和总结70年来的外交经验，不能不深入剖析每一个外交历史时期的主导性外交哲学。
一、革命哲学
革命外交哲学的核心价值是以新的国际秩序代替旧的国际秩序，而不仅是国内革命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革命。
革命外交哲学始于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今天我们对于“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合理性大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进行解释。这种利益观解释虽然也能说得通，但还是有一些勉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根本上说是革命外交哲学的价值理念的外化。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其向外延伸的必然就是中断旧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建立起新的外交关系和外交秩序。“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这一逻辑的典型写照，由此逻辑推衍，新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两大对立阵营也必然就是“一边倒”地倒向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选择。
“一边倒”外交方针在当时新旧政权转换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确有助于解决迫在眉睫的新生政权安全需求，有助于获得苏联支持和帮助，缓解来自美国及其支持的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安全威胁。当然还不止于此，新中国在外交上倒向苏联，加入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盟，也是革命哲学逻辑的题中应有之义，即国内革命的逻辑也要求在外交上实现打破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的革命。这一逻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年中反复呈现并维持了较长时间。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国内完成了夺取政权的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任务，并在党的八大上宣布社会主义改造的制度革命基本完成，以后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显然也要从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革命的需要出发进行调整，历史的演进也恰恰说明了中国的“一边倒”外交方针和外交行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新变化，并在新的独立自主需要的基础上展开新探索。
（一）参加万隆会议的探索
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在大会上表明了中国作为亚非地区众多曾经遭受殖民压迫的“独立民族国家”一员的立场，提出了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处理矛盾分歧及和平相处的“求同存异”原则，阐释了中国支持亚非国家反对殖民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独立，促进亚非国家团结的主张。特别是在大会上针对许多亚洲国家对于台海局势高度紧张将会引发战争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发表了愿意同美国谈判的重要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1949—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这一声明表达了中国的和平意愿，改变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和看法，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和支持。
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大国参与的会议，其目的就是反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统治和压迫，同时也反对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干涉和“输出革命”。中国作为以“一边倒”为外交方针的苏联同盟国参加万隆会议，说明中国在外交實践上开始寻求摆脱“一边倒”的束缚，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权。在万隆会议最初的酝酿阶段，中国就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会议过程中虽然遭遇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中国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的民航包机，中国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先行人员乘坐该机从香港起飞后在印尼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毁，11名代表团成员遇难，周恩来总理因应缅甸领导人邀请访问临时改变计划而得以幸免。事后调查该事件为国民党特务预先安放定时炸弹导致飞机空中爆炸。] 的恶劣阻碍，但是仍然成功参加了会议，这说明中国已经下定重大政治决心和做了充分准备。事实上，在万隆会议召开前的1955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就参加万隆会议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方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与会总方针。[ 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二集），中国代表团出席1955年亚非会议》（《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1955年4月5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在这个总方针中，参加万隆会议的核心任务是“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和“促进民族独立运动”，而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中国在外交上要摆脱苏联的世界革命目标和苏东阵营圈子的束缚，同时也尝试用西方阵营和苏联东欧阵营之外的亚非拉世界的“革命”范式——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念与目标，来指导中国的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