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自成立至今，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党际关系”到改革开放后“政党外交”的转型，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战略调整和时代变革。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将更加突出“大国大党特色”，通过不断加强政黨对话机制建设、创新“政党外交”方式以及明晰“政党外交”着力点，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过程中的世界视野和国际担当，赋予其新的时代使命和政党责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政党外交；大国特色；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69（2019）04-0032-05
一、从“党际关系”到“政党外交”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正式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发展与外国党派的“党际关系”，但是受到国际和国内层面诸多因素的限制，初期交往对象主要是以苏联和共产国际为领导的各国共产党及工人党，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是与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直是中国政局中一个合法但是尚未执政的政党，所以它一直强调以加强与世界各兄弟政党的关系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敌对势力的挑战，中心目标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仅仅局限于政党层面，并未赋予其国家意义，更多涉及的是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原来的革命党转变为了执政党，这为其进一步发展“党际关系”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封锁，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拓展与世界其他党派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合作。虽然根据时局需要，中国共产党也与西方的社会民主类政党进行过十分有效的接触，但是这些交往在严格意义上都不能算作“党际交往”[2]。因此，自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虽然增添了国家意义，更多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建设，实现了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完美统一。但是受到美苏冷战、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后期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等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党际关系”更多是延续了以往的发展特点，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交往对象也没有得到极大扩展，仅限于意识形态相同政党及其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发展。然而可以看到仍然有一些新变化出现，例如以政党关系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同类型意识形态“朋友”的交往形式日益灵活多样、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经历波折起伏后逐渐朝着正常的方向发展等等，这些都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随着时代的发展正在不断进行调整[3]。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发展逐渐完成了战略性调整，成功转型为适应新时期、新阶段的“政党外交”。1994年12月19日，时任中联部部长李淑铮在新年招待会致辞中，不仅第一次用“政党外交”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而且明确指出“政党外交是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在此之后，“政党外交”就成为官方使用的高频词汇。从“党际关系”过渡到“政党外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与之前相比，“政党外交”的表述更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在新时期的特征和变化。第一，“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的概念有明显不同。一般来说，政党外交在处理党际关系的过程中，强调党际关系服务于国家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功能作用，而以“党际关系”来概括的国际间政党交往则并不强调这一功能，所处理的党际关系事务更加宽泛[5]。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将对外交往活动提升至国家层面，并进一步明确其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新时期国家现代化建设以及增进国家利益的外交功能和作用。第二，“政党外交”与“党际关系”相比，看似发展范围受到了限制，但实际上却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形式更加灵活多样，影响的范围也能够随之不断扩大。“政党外交”同政府外交、议会外交、经济外交、民间外交相互配合，相辅相成[6]。因此，中国共产党也积极利用各种外交场合和平台开展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宣传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理念。第三，与之前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发展相比，新时期的“政党外交”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转而寻求与交往对象间的“共有知识”和“共有观念”，进一步推动形成更加广泛的交往联系和合作共识。最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职能和作用也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党派及其政治组织交往的中流砥柱。此后，“政党外交”开始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的代名词，其中包含的新原则和新内涵为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
二、“政党外交”到“大国特色”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推动的“政党外交”，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总体外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推动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更新对时代发展特征的战略判断，在坚持“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同时，积极拓展对外交往方式，相继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主要政党建立了高级政党论坛机制、执政党交流机制等一系列成熟的政党交往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融入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实践，创立了“政党外交搭台，经贸活动唱戏”的新路径[7]。在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同时，与党的中心工作相结合，充分体现出了“政党外交”的新特征。杨扬也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展“政党外交”实践积累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能够对时代特征与国际环境做出合理判断[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国际局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结合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在党的十九大上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9]。”这一新判断也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时代使命，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必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性调整，但是不同于以往，这次调整仍处于初始阶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指出：“截止到目前，我们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已经形成。”[10]在这一新格局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发展也开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第一，更加突出强调“中国特色”，为了配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有可能进一步向“大国特色”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党际外交”时仍始终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在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关系的同时，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左中右各类政党广泛交往。这充分展示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包容性和真诚度[11]。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不断加强与交往对象的双边、多边等多层面交流以及政党对外交往的机制化建设。以政党为核心，充分发挥和利用好国内和国际资源，为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党观”的指引下，今后会对自身的定位和目标进行主动更新。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政党和国家层面，而是不断增强政党自身的世界视野，从全人类的角度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政党的作用首先主要体现在国内的政治活动，但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密切，政党的国际角色也越来越突出[12]。这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赋予了其新的历史使命。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与国家顶层设计和战略理念结合的程度愈加紧密。随着中国相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念倡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也必须服务于它们的推进工作。这次的“新”不同于以往，明确提出“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13]。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新型政党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并使它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为新时代“政党外交”的推进建立了“双层纽带”，使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不再强调政党对外交往活动对国家利益的单方面促进作用，而是更加强调“政党外交”与“国家外交”之间的双层互动作用，明确提出新型政党关系的发展也必须依靠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并没有在这个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的时代发生急剧转型，而是开始了新一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及国家发展需要的战略性调整。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政党外交新格局业已形成之时，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仍需进一步深化和革新。
三、未来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发展的新路径
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发展历程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它现在正处于新一轮的战略调整期。未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将会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当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不断兴起和蔓延，也为其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诸多未知的挑战。虽然自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有了新的思想和理论指导，确立了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时代发展目标[14]，但在实践操作中，仍需要结合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具体情况进行细化和落实，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一）加强政党对话机制建设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让“政党外交”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次中国共产党的专场活动与主场外交紧密结合，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责任感。此次高层对话会的主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与会各方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应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进行广泛沟通和交流[15]。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应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而搭建起来的新型政党高层对话平台，不仅宣传和介绍自己的政策主张和治理经验，也注重听取与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平等沟通，充分交流。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高级别政党对话机制和平台建设能够更加有助于推进“政党外交”工作的开展。今后应该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为平台和抓手，与各国各类政党一道，探索世界政党之间开展民主政治协商、和平对话解决的路径和模式[16]。但需要首先对政党间原有的双多边对话机制进行深度整合，在充分发挥它们自身优势的基础上，与时代发展的需求相结合，从而更快的适应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工作的开展。此外，还应该通过积极总结中美、中欧政党等重要的双边对话机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其进行适度革新，逐渐扩大既有平台包含的对话对象，实现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广泛开展。与此同时，积极发挥多边对话平台的兼容性作用，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逐渐增强中国共产党对多边对话机制和平台的参与力度，扩大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广度。最后随着全球治理进程的不断开展，政党治理也愈发受到关注，今后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层面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应该紧抓时代发展机遇，积极利用现有政党国际组织和平台，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等此类意识形态相近政党为突破点，进一步增强自身在同类型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并且可以适时对现有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进行升级，建立更加完善和配套的制度体系。并且在人类命运共同體理念的倡导下，以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为依托，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实体性国际组织，与世界其他党派在更加成熟的制度框架下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对话交流和治理合作。
（二）创新“政党外交”方式
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方式日益多样化，渠道也不断拓宽。近些年来政党高层交往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党派交流的主要方式，习近平多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访，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推介者，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沟通和政治引领作用。将“首脑外交”这一新兴外交方式与“政党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在推动政党交往的同时，也为国家间关系发展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和利益契合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形式除了高层互访以外，还包括其他层面的内容。今后可以通过定期举办一系列国际和地区论坛、专题研讨会、对外宣讲或以政党交流的名义加强党员的互派学习等方式，并尝试将它们有机组合起来，在与特定政党的交往中加以应用。与此同时，“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贯彻以人为核心的精神，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支柱、各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的原则，将创新“政党外交”方式作为重中之重，努力实现与其他组成部分的良性互动，在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加强人员交流，进一步突出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方式的创新可以与中国新提出的战略倡议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例如可以建立“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政党交流论坛，并且围绕它开展一系列专题的研讨会和宣讲会。为更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将“政党命运共同体”作为突破点，针对世界上的政党及其政治组织在发展或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加强交流合作，对既有的多种交流方式进行整合利用，建立以“政党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全新政党伙伴关系网络。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内非政党主体的作用。例如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设立相关政党研究中心以及依靠当地政府的支持，建立更大规模的区域性政党协同中心等。通过这些非正式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周边国家政党的对话与合作。最后，中国共产党今后要特别加强与相关政党国际组织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并积极实现由自己主导成立的政党对话机制和平台与它们的紧密对接。在由国家作为主体参与的国际组织中应该积极推动体现政党地位和责任的专题圆桌论坛和对外交流平台的成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对全球治理的政党责任。
（三）明晰“政党外交”着力点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17]这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是对以往的革新之处。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被赋予了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外交”已经不局限于实现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这是理论层面的着力点。在实践操作层面上，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更好的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开展。因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工作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为主线，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政党及其政治组织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中国共产党将构建“中国特色大国政党外交”视为自身开展对外交往工作的根本着力点来抓，主动顺应政党身份和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新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定期举行高层对话会等多种形式与世界其他党派围绕治国理政经验、有关国际或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政治协商解决等议题开展沟通和交流，共同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勇于承担治理责任，使政党自身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和有力推动者。最后应积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相结合，做好对象国人民的工作。通过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交流网络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新型政党关系发展的深度融合。“大国特色”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体现“大国”的同时，要更加凸显“中国特色”，不断加大“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力度，尤其是做好“引进来”的工作，让世界更多党派及其人民走进中国，切实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除了要不断增强世界视野之外，还应该更加关注国内社会，推动实现“政党外交”在国内与国际的双层互动中实现自身新一轮的战略调整，最终向“大国特色政党外交”转型，充分发挥“政党外交”在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中的独特作用[18]。
反思与讨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发展至今，在开展对外交往工作中进行了两次调整与一次实质性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实质性的转型并未发生在战略调整期内，而是遵循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发展规律，在特定时期内发生了政党对外交往工作的时代转型。可以看出，不论是调整还是转型，都是多层面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调整与转型过程则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和历史特性。现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正经历着新一轮的调整与变革。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新型政党关系发展成为今后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身份和使命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思考作为“大国的大党”，如何更好的发挥自身在新时代的作用，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
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调整与转型离不开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而现今“政党外交”的理论研究尚有欠缺，许多重大现实性课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发展仍将处于一个漫长的调整期。
参考文献：
[1]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49-50.
[2]孟华玉.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90年的历史思考[J].理论导刊，2011，（8）：51-53.
[3]姜跃.以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8，（10）：25-27.
[4]余科杰.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4）：124-136.
[5]余科杰.关于政党外交研究的若干思考[J].新视野，2018，（1）：116-122.
[6]吴兴唐.中国特色政党外交的新时期[J].当代世界，2009，（2）：16-17.
[7]白笛.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历史与经验[J].管理观察，2018，（15）：83-84.
[8]杨扬.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J].河南師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33-38.
[9]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DB/OL].[2017-10-18].http：///politics/2017-10/18/c_1121819978.htm.
[10]郭业洲：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新格局已经形成[DB/OL].[2017-10-21].http：///politics/19cpcnc/2017-10/21/c_129724182.htm.
[11]余丽.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实践之路与理论创新[J].中州学刊，2010，（2）：19-25.
[12]余科杰.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新时代政党外交新境界[N].光明日报，2018-01-16（06）.
[13]宋涛.建立新型政党关系 建设更加美好世界[J].当代世界，2018，（1）：1.
[14]郑长忠.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新型政党关系[J].当代世界，2018，（1）：8-11.
[15]甘冲.顺应时代潮流，担负时代使命——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侧记[J].当代世界，2017，（12）：10-13.
[16]孙海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党外交[J].理论视野，2018，（08）：30-35.
[17]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DB/OL].[2017-12-01].http：///politics/leaders/2017-12/01 /c_1122045658.htm.
[18]于洪君，金鑫，胡昊.中国特色政党外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0.
责任编辑：王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