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国外交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道路，留下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一步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轨迹和丰厚的思想资源。在庆祝新中国70华诞之际，新中国外交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最重要的经验和启迪？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发生百年未有大变局的当下，我国外交工作面临怎样的任务和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外交上取得了哪些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应该如何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事业，书写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篇章？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原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杜起文大使。
《领导文萃》：杜大使，您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新中国的诞生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和世界五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东方大国以崭新面貌登上国际舞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由此发生巨大变化。70年来，新中国外交为服务国内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书写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篇章。对此，国际社会有着广泛的共识。那么，新中国外交70年应该怎样分期，不同时期的特点和取得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呢？
杜起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近一时期，大家结合国际形势新变化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的新发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新中国外交70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独立自主”。第二阶段（1978—2012年），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第三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民族复兴，人类进步”。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和中国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提出。
《领导文萃》：请您对新中国外交70年的三个时期分别做一个介绍好吗？
杜起文：正如前面所说，新中国外交第一阶段（1949—1978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独立自主”。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掠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独立和主权，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进行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开始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捍卫革命胜利果实，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创造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另起炉灶”就是同旧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防敌人“钻进来”捣乱;“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在国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和人民。中国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迅速站稳脚跟，打开外交工作局面，并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50年10月，中国政府在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毅然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也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反帝、反殖和进步势力的斗争。近代以来饱经忧患的东方大国开启以平等身份与国际社会交流互动，推进人类进步的进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形成冷战对峙局面，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作为独立于两大集团之外的国际政治力量，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于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中国同情和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國家独立的斗争，积极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历史性突破，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陆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风云激荡的国际舞台上，新中国以主持正义、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明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赏。
这一阶段（1949—1978年）是新中国外交理论的奠基和发展时期。毛主席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和原则。这就是，独立自主，不怕压、不信邪，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始终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和世界和平与进步力量站在一起，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交流。在这一时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提出的在国家关系中“求同存异”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被接受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为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外交所展示的坚定的原则性、广阔的战略视野、高超艺术和蓬勃的创造力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和一代伟人留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史册上。
《领导文萃》：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阶段（1978—2012年），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之间的三十多年。这一时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上富起来的道路。国际上，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美国谋求一超独霸，国际形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您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突出成就和特点是什么呢？
杜起文：这一时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外交的主题词是“和平与发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根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基本判断，我国外交工作的目标调整为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营造和平国际环境，服务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在国际事务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同时也绝不会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加强经济外交，拓展与各方交流合作，抓住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调整带来的机遇，加快国内发展。在外交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服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自觉地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架桥铺路。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两极格局解体，美国和西方不择手段地孤立和制裁中国，妄图逼迫中国步前苏联的后尘，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放弃外交上的独立自主性。面对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外交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方针，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坚定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在逆境中实现对外关系的新突破。中国同新独立的中亚五国迅速建立外交关系，并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关系正常化，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从而使中国周边外交进入新的蓬勃发展时期。九十年代末，中国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推动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取得历史性进展，也为国家间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
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9·11”事件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增加。外交上，中国积极倡导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旗帜鲜明地打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主张，积极发展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维护了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中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大国崛起步伐进一步加快。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理论实现新飞跃的时期。中国对世界大势和自身利益的把握更加准确和深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和完善，“以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发展中国家为基础、以多边外交为重要平台”的全方位外交布局日渐成型。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关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使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轮廓更加清晰，内涵更加丰富，新中国外交的风格和特点也展现得更加完整和鲜明。
《领导文萃》：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外交进入新阶段。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外交思想被正式确立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您能介绍一下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涵吗？
杜起文：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形势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深入演进，百年未有大变局的特点日益突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砥砺前行中不断开辟新的局面。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做好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我们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把握国际形势，开拓进取，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和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思考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其中包括：新全球治理观、发展观、安全观、文明观，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等等。这些新的理念、主张和新倡议，回答了21世纪国际关系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及中国要与世界建立什么样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目标、原则、政策以及风格特点等，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做出深入系统的论述。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外交工作的改革也在扎实有效地推进。可以说，站在历史交汇期的中国外交，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达到了新的自觉。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集大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理论建设的一次重要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讲话中将其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發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习近平外交思想实现了中国崛起与时代潮流的高度统一、民族精神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国气派与国际情怀的高度统一，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中国外交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强大思想武器。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倡议已经写进联合国和不少国际组织的文件，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增添了新动力。中国关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全球伙伴网络和关于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的主张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确实发挥了引领国际合作的作用。您能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内容和意义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吗？
杜起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应对21世纪的挑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首先是在中国的周边工作中提出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东南亚时，倡议中国同东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之后扩大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并提出同非洲、拉丁美洲建立命运共同体。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发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演讲，系统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他说，“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如何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让地球家园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点具体主张：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近一时期，国内外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提出的时代背景、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讨和论述很多。大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一主张超越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指出解决21世纪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新路径。大家知道，现代国际关系是以1648年欧洲30年战争结束后签署“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为开端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是“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家通吃”，实力、结盟、均势、战争被当作贯彻国家政策的工具，侵略扩张、殖民掠夺、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负弱国、先进欺负落后成为近代以来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体现的就是这样的理论逻辑。但是，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基础上的，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仍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地位，没有能力维护自身利益和影响国际事务。进入21世纪，占世界人口近8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相互依存，都呼唤着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蕴含的中国文化关于整体思维、“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为公”等核心价值，对解决21世纪人类发展面临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也实现了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使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全面汇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领导文萃》：近年来，“一带一路”合作以恢弘的气势向前推进，成为国际大变局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今年5月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巨大成功，达成六大类283项务实成果，项目合作协议总额达640多亿美元。那么，“一带一路”倡议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将给21世纪的国际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杜起文：2013年九十月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仅仅六年时间，“一带一路”合作从中国一家的倡议变成引领21世纪国际合作的强音。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的需要，变成21世纪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合作秉承互利共赢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寻找一条和平、繁荣、开放、绿色、创新、文明的发展之路，它推动国际合作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必将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和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开辟道路。“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生动实践，为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提供了平台。
六年来，“一带一路”合作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充分沟通协调，形成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广泛共识;在设施联通方面，在各国共同努力下，以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电信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基础设施网络正在加快形成，促进了跨区域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在贸易畅通方面，“一帶一路”合作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释放了发展潜力，进一步提升了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在资金融通方面，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探索创新“一带一路”合作投融资模式，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融资合作以及与域外国家的第三方合作也取得积极进展;在民心相通方面，各国开展了形式多样、领域广泛的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和认同，为共建“一带一路”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在第二届高峰论坛的推动下，“一带一路”合作正在进入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致的“工笔画”的新阶段。在世界形势充满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合作为全球经济注入正能量和新动力，其重要意义将越来越被各方所认识。
《领导文萃》：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精彩纷呈。它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力推动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回顾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
杜起文：新中国外交70年史诗般的光辉历程，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外交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坚持不懈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过程，也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中国外交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70年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给我们留下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认真梳理总结新中国外交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增强“四个自信”和指导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70年新中国外交留给我们的最重要、最具普遍意义的经验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势。从新中国外交奠基时期党中央提出的“外交无小事”，“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大权在中央”的根本原则，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有关论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贯穿新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条主线，并为之提供了最根本的政治保障。做好新时代的对外工作，更要自觉地坚持这一原则，强化党制定方针、总揽全局的作用，形成对外工作的强大合力，对此不能有须臾的动摇和含糊。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基本国情决定，中国的事情不可能依赖别人，只能按照中国的情况，由中国人自己来办。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立场，不干涉别国内政，不搞强加于人，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国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以和平为外交政策的宗旨，坚定不移地做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建设者、维护者，致力于国家间的互利共赢合作，这就实现了中国的利益主张与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根本诉求的统一，使中国的民族复兴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上的大国崛起。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外交方针为新中国外交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第三，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始终立足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始终聚焦国内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始终为国家独立、人民福祉、民族振兴保驾护航。当前，世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联系空前密切，影响空前突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更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有正确的时代观、角色观、使命观，始终围绕国内改革发展稳定这一中心任務，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抵御外部风险挑战，更加自觉地为民族复兴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在自身发展强大的过程中，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外交工作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形势，指导工作，不断创造新的经验，并在这一进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发展。70年来，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在外交上从来没有丧失开拓创新的勇气，从来没有停下不断走向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的脚步。在当前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推进中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增强各方面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科学性和预见性，作为一项根本性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
第五，坚持体现外交工作的中国特色和中国风范。70年来，从倡导“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再到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洋溢着中国文化和思想魅力的理念主张，对推动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深入展开，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国际社会对“中国主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期盼进一步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越来越与其在思想文化层面的贡献紧密关联。讲好中国故事，抓好软实力建设，增强中国的亲和力、影响力，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一道新的命题。对此，我们不能没有相应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
《领导文萃》：杜大使，您作为一位从事一线外交工作40余年的老外交人，在回顾新中国外交70年光辉历程的时候，您对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有什么样的期望？
杜起文：我基本上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40多年外交生涯中有幸见证新中国外交三个不同时期，并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无比光荣。70年新中国外交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融入了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无数外交人为此付出了青春和才华。我算了一下，从现在到2049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还有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加速大国崛起，中华民族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前景令我们激动和神往。我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新时代中国外交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书写更加豪迈的篇章！
